叙事智慧与政治意识

历史的变动比一切小说更充满了跌宕起伏和激荡回环,比小说更“小说”,比一切虚构更有想象力和.对于政治所书写的“小说”,我们既是个中人,又可以充当旁观者和“事后诸葛亮”；阅读与阐释政治变迁之中的人物、情节与环境,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小说学”.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正是对于政治事件进行叙事分析的典范.对中国政治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转型,正可以做类似的分析,并阐释其中的美学意蕴.

小说,无论如何,都处身于政治的变迁之中,有意识也好,无意识也罢,总是以叙事的方式阐释着政治,参与着政治,成为政治美学形式的表达.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小说,尤其如此.在世纪末的政治变迁中,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后现代性的透支,使得小说创作回归了此岸世界,回到了明清时期的某种状态：繁荣而寂寞,真正成为了“小”说.

一、日常生活的政治：“逃向世界”

经历了众多的政治变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出现了回归日常生活的小说潮流.批评家命名曰“新写实”,以与“现实主义”小说相区别.在“新写实”的名号下,有着一系列作品,表现出相似的倾向.这种倾向,说到底,就是与政治的“大事”告别,走向“小事”；与政治的“大场景”告别,回归生活的“小日子”；与“英雄”告别,也与“反英雄”告别,做普普通通的“小人物”等与中国以往的“退隐”文学不同,小说家们发现,在自己的笔下,人物无法用某种理想的法则去生活,只好“欲回天地入扁舟”；而且,这些人物还有自我发现,他根本就“回天无力”,只能是“俗人”一个.“退隐”,必须以“进取”为前提,必须有能够“进取”的雄心与才干.而“新写实”所发现的,不只是日常生活之“实”,更是人物之“实”,人物本平庸且甘于平庸,进而在平庸中领悟到“活着就好”,“烦恼人生”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

这与五、六十年代政治主流话语下的小说不同,与１９８０年前后的“伤痕”、“反思”小说回归“问题”的政治关切不同,与接受了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的先锋文学的内在与反叛不同,似乎是一种更为彻底的逃避,不是逃向世外,而是逃向世界.因为,如今不是什么理想抱负、宏大志愿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做个‘小人’真快活”的新理想,或无理想的理想,悄然兴起,取消了这个“大问题”.甚而至于,“无知者无畏”,“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耻无畏口号,也借着愈堕落越快乐、越快乐越堕落的风潮,响亮地呼喊出来.有人激愤,有人喝采.最平易,也是最“沉默的大多数”,则寄情于那种“平常人家”的悲欢离合.

最为敏感、最为准确地切中时代脉搏、情感潜流的还是小说,还是小说中的青年.青年的青春梦想与纯洁情怀,在现实中被击碎,是现实主义的经典主题.巴尔扎克的拉斯蒂涅,司汤达的于连,直到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都曾是这样的“热血”青年.然而,“幻灭”之后,他们又往往变为“当代英雄”,或者是“反英雄”.“梦”醒之后,总爱用冷酷的或颓丧的心情继续前行.而在《一地鸡毛》中,刘震云笔下的人物,虽然也历经“梦”碎,但是,并没有多少“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悲哀激愤或寂寞孤独,反而发现了“路在脚下”.生活的意义就在生活本身,就在“活着”的诸种滋味中,就在芸芸众生的烦恼人生中,无须外求,也无法外求.试图从精神上或文化上高人一等,胜人一筹,只能在生活中碰得头破血流.也就是说,“现实是无情的,它不允许一个人带着过多的幻想色彩等那现实琐碎、浩繁,无边无际,差不多能够淹没销蚀一切.在它的面前,你几乎不能说你想干这,或者想干那,你很难和它讲清道理.”①现实无情,现实有着平庸的强大,于是一切都只能屈服,这里,不是体现出一种对于渗透到日常生活的“体制”、“权力”的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吗?只不过,认识后的结果,是“认同”,乃至“合谋”.

于是,有了池莉的《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来来往往》,有了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有了张欣的《爱又如何》,等等.一方面,是爱情在金钱以及广义的经济面前的溃败；一方面,则是世俗愿欲中,骚动着的一点可怜而又可悲的不甘心.然而,咂摸这样的滋味也就够了.“太阳”,不再是政治上的绝对权威,你只要有一个小孩,他（她）就成了你生活中的“太阳”；尽管不能“照到哪里那里亮”,但是,一切烦恼,一切实际而实在的生活细故,都能融化在这可爱的“小太阳”之中.――妻儿老小的生活和生计,才是你生活的一切内容.在这里,日常生活成为意义之源,成为生存目的之本身.

然而,“活着”仍然不能离开时代的风雨.余华的《活着》,就是在政治背景下写“一个人的遭遇”.改变的只是对待政治的态度.“事”大于“人”,“人”无济于“事”.在政治“大势”之中,个人是渺不足道的.只要能延续生命,“活着”,已经是最大的“政治”了.因此,在无奈中似乎有了一些不满和控诉.这就是再次更“新”的“写实”.只要是“写实”,总会与“政治”相遇.

阿伦特发现了的“平庸的罪恶”,即“常人”在庸常中的“沉沦”.“常人”成为“大众”之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感就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学力量.政治上的冷漠,在日常生活中,被幻化为一切大小事体与己无关的不负责任.“活着就好”,那么,怎样才能“活”得更好呢?“日子”是多种多样的,离开政治关切的“活着”,往往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比如《来来往往》中新生的商人、成功人士,与原先有着强烈政治意味的婚姻“离异”,就触及到经济力量对政治力量的消解.然而,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体现,能够从经济成功的神话中剥离吗?

看来,“活着”的“生计”或经济,还是离不开政治的大前提.试图淡忘、抹煞,却在不知不觉中突出了政治.这是日常生活的政治.这种政治,在“新写实”中表现为逃向世界的退避和隐沦,只要稍稍“转语”,它就成为对于政治的拥抱和献身.

二、“分享艰难”的政治：观照规则

“回归政治”,也是小说的一种选择.许多作家发现,生活中最重要的还是政治问题.西方理论关于小说的政治阅读,关于生活形态、文化形式的政治,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关于权力的分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文化界、批评家对于政治的重新认识.而现实政治的变动.在改变着经济、改变着文化、改变着日常生活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小说家的政治意识,或曰政治美学意识.政治中激动人心、深入隐微的内容,在小说家的笔下又得到了呈现.

思维的惯性、艺术的惯性,促使历史的场景重新搬演.“泛政治化”时期政治小说的某些特点,在世纪末再度亮相.有人说,这是“现实主义冲击波”.我们认为,这是五、六十年代政治小说的新延续和新发展：对政策的图解和文学想象,人物塑造及情节发展的政治化运作,以及主要价值判断及人物情感的政治升华,等等,尽管调换了色彩和音调,但基本思路却并未改变.因此,在瞬间繁华后又沉入冷落,也带上了特别的历史情味.“新写实”的日常生活叙事,被吸收到“分享艰难”式的作品中,增强了政治叙事的人情和事情的“原生状态”.然而,它又对社会转型期“艰难”裂变中的“分享”,提出了深刻的怀疑.小说,出乎意料地指向了政治生活中的“潜规则”.

“潜规则”,是一位历史学者的发现.他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发现明面的规则下,潜隐着另一套规则,而且十分重要,往往带有决定性意义.也许,从美学角度看,可以视为权力的修辞学：“本体”与“喻体”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审美距离感”于此产生.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改革中,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在中国传统政治尚未彻底改观的背景下进行的,故转型中蕴含着特别的“艰难”.“代价”,作为一个沉甸甸的名词,落在普通百姓的“转型”生活中,有着特别的意义.与此同时,一些新的人群、新的经济力量,却在“艰难”中获得巨大利益,成为利益既得而又继续逐利的阶层.无庸讳言,公平、公正问题,不仅成为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古老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既释放了人们的巨大创造力和生产力,又释放出数千年文化中一些“恶”的力量,并在特定时期身手不凡,令人惊心动魄.

于是,崇高的政治理念和道德,在“分享”的意识形态中得到升华；而“腐败”以及相关的种种现象,亦在“艰难”中得到显现.理想与现实,思维与实在之间的“断裂”,成了文学的重要课题.“分享”,本指“果实”,却被运用到“艰难”上.这种“矛盾修辞”,正是一些“主旋律”作品试图解释政治社会问题时,碰到的一种尴尬.如何把握“暴露”与“歌颂”之“度”,是这些作家面临的艰难政治课题与艺术课题.

“现实主义冲击波”往往催生以揭露、谴责为主的“暴露”小说.这一时期的某些暴露小说,或可与晚清“黑幕小说”相提并论：官场,商界,乃至被视为神圣的学界,都被揭发出诸多“潜规则”支配下的丑恶与肮脏.即使是爱情,也在这些“界”的交叉与交集中,成为一个特殊的“界”别,与晚清狭邪小说中的情爱相映成趣.官场中的写官卖官与权谋权术,商场中的纵横捭阖与阴谋诡机,学术场中的“跑点”钻营与“所谓教授”,都在“暴露小说”中展示无遗.至于作家本身,则在９０年代初引起轰动的《废都》中,就充分表示出一种颓废与悲凉.小说家的堕落,以及小说的堕落,一时成为突出的现象.

在这里,人与事的刻画和叙述,已非主要.小说特别关心的,是支配着、刺激着“人”去做“事”的“潜规则”.正如晚清谴责小说对人与事的程式化叙写,世纪末的“暴露小说”,也很难写出什么特别的人物.“事”与“事”的逻辑更重要.在“分享艰难”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已经对“艰难”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而且对市场逻辑与原有体制逻辑之间的并峙与冲突,对特定转型期历史痼疾的发作等等,进行了比较充分地揭示.这里“现实主义”批判力量的张扬.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暴露小说中,如《国画》、《官场》、《桃李》、《沧浪之水》、《所谓教授》等等,人物已经不再对“潜规则”加以排斥,反而转向了娴熟的运用.他们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卸除了精神负担,一往无前,从胜利走向胜利.

这种对政治运作层面的重视,对政治体制中隐含规则的揭示,不乏深刻的意义.尤其当“人”与“事”的关系,在“潜规则”中以特殊方式显示出来时,甚至具有特别的美学魅力.问题在于,一旦“潜规则”变为公开透明,它就不再具有隐蔽所带来的诱惑力,小说也就失去了艺术的吸引力.

三、身体与性的政治：“突围表演”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美国学者展望９０年代,编写了《文学理论的未来》一书.这部书的第一篇,是法国女作家埃莱娜西克苏的文章,提出“以身体来写作”.后来,某些中国批评家,把这句话拿来,改为“用身体写作”或“身体写作”,并以此指称一些女作家的小说.西克苏的原意是：“我从来不敢在小说里创造真正的男性人物.为什么?因为我以身体来写作,而我是一个女人,男人却是男人,我对他的欢乐一无所知.去写一个没有身体、没有欢乐的男人,我是做不到的.”②女性应当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应当有自己的写作,这是自弗吉尼亚伍尔芙以来,西方女性政治意识在小说领域的表现.７０年代《性政治》出版以后,对间政治关系的研究和实践,已成为西方小说中的常见话题.

在中国革命中,曾涌现过一些具有激进女权意识的女作家,如丁玲、白薇等.“革命”的暴力形式,乃是“弱”的力量对“强”的力量的反抗；妇女的解放,当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在“革命”的征服中,仍含有对女性的征服与改造.“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很是动听.但在男性的革命意识中,所推崇的还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还是英姿飒爽的“铁姑娘”.女性被男性化,“女权”依然以另一种形式被“男权”没收.因此,在新时期文学中,出现了“反抗”,如王安忆的“三恋”,就开始了对女性的“书写”,并逐渐演化为一种写作势头.

身体,包含着复杂的政治意涵.“政体”本身,就言指政治的身体.身体隐喻的扩展,几乎涉及政治的方方面面,如首脑、股肱、臂膀、耳目、心腹、爪牙,等等,简直把人体的每一个部分,都与政治体制、地位以及运作方式挂上了钩.因此,政治与身体也就有了美学上的关联：美学作为感性学亦如身体学,身体政治沟通了美学政治――身体是政治的美学表现,具有精深微妙的特别意义.女性作为“第二性”,女性身体作为“被看”的对象,便带上了尤为复杂的政治含义.直接由女性来写自己的身体,虽为文学事件,实具政治意义.因为,“以身体写作”,表达的是女性自己的“感觉”,而不是她的身体的“被感觉”；是从到思想的“解放”,而不是按照男性的和思想来塑造自己.身体,就成为政治“具体而微”的真正战场.

陈染、林白、海男和被塑造为“作家”的卫慧、棉棉等,当然各有“自己的房间”,但在总体倾向上,则有相通之处.这就是,对传统女性道德规范的反叛.这种反叛,从“私人生活”的最细微的感觉、,到女性成长中的各个重要环节,都有所表现.尤其是“性”,几乎成了展开反叛意识的核心.首先,是表现女性自“身”的.这种,颠覆了男性对女性的界定,在的斗争与满足中反抗抽象的男性权力,以及由此而演生的政治秩序.其次,以和女性自身的感觉为出发点,对“母性”、“妻性”、“女（儿）性”等规范进行反叛.再次,女性的本身,也具有一切漫无止境的“越界”冲动.一旦冲破了“私人”道德的界限,就会冲破“国界”,成为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行为.“像卫慧那样疯狂”,“”等,已经几近疯狂.发展到《上海宝贝》,更是冲破国界,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大都市”女性“体验”到的虚幻的“政治”.这自然是荒唐的,犯忌的.由此,我们可以觅见一条线索：从《沙菲女士的日记》,到世纪末的《上海宝贝》,其间蕴含着女性政治本身的相当复杂的嬗变.

四、历史叙事的政治：治理记忆

一位社会学家说：“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至于社会记忆本身,我们会注意到,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③

表面看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似乎是一个“消费历史”的时代,历史上的诸多盛衰兴亡、风流人物、正史稗传都被用来制成文化产品,成为消费的对象.与此同时,作为记忆,历史还塑造着权力等级和权力秩序的精神幻象,“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在历史的记忆中,现实政治秩序才是“源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实政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重新书写历史、治理记忆.历史记忆的增删与改写,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在当代文化和小说学研究中,都是突出的现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历史小说创作的丰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源.

首先是帝王将相们重返“舞台”,表明对历史的政治阐释发生了根本改变.以人民为创造历史动力的观点,被比较宽泛的史观所取代,意味着对于政治权力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二月河的清朝帝王系列小说是颇有影响的作品,其文化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把康、雍、乾的所谓“盛世”,当作这几位帝王的丰功伟绩来叙写,颠覆了文化史上对他们的评价,体现了以政治的功业来说明一切的观点.其中,对雍正皇帝的“翻案”尤其值得注意.雍正在历史叙事中,被作为正面人物来描画,是从“文人”叙事向着“政治”叙事的转化.唐浩明的《曾国藩》、《旷世逸才》等历史小说,在文化品质上明显超出二月河,但也是为历史人物“翻案”,并借此对历史中的政治,作出新的诠解.总之,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承认政治中的“恶”,在审美中将其合理化.

其次是现代历史的重新审视,改变了政治叙事中的线性思维模式,呈现出多元的阐释体系.现代史,总是最为敏感地切近现实政治,并在现实政治的变动中,不断被重写与重释.９０年代的一些小说,对中国现代史上各种政治力量的搏斗和结局,进行新的理解,立意写出“民族的秘史”.其中《白鹿原》是引人注目的作品.它认为,在历史演进中,文化的作用大于政治的作用,并努力揭示政治选择和政治变局的偶然性与复杂性.显然,这与９０年代冒出来的“文化热”,有着相通的逻辑.说文化比政治更长久,实质上是在文化的旗帜下,对现实政治采取一种表面疏离而内里迎合的态度.所以,看似激进的历史重审,却隐含着现实的考虑,与时代脉搏有着深层的共震.这种历史叙事的主旨,就是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注重国家实力,运用“不争论”的智慧,去追求“文化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白鹿原》确立了自己的相当务实的政治目标,值得我们认识审视.

其三,是私人化历史叙事对“大历史”的消解,呈现出历史的偶然与混乱,从而对政治秩序提出了特殊的疑问.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紫檀木球》,王安忆的《虚构与纪实》,须兰的《月黑风高》、《宋朝故事》,王小波的《青铜时代》等,都是这样的作品.在这些小说中,个人的感觉渗透到历史人物的内心,历史的大事件被个人的有限视角重新观察；政治成为一种特别的存在,“此在”的个体才是历史进程中值得关注的“一”.于是,历史成为的永恒游戏,政治则是这种游戏的一部分,残酷而冷漠,却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内容.我们认为,这也是特殊的“诗意的裁判”,也是“诗性政治”,代表了消费时代政治审美的普通态度.

就这样,历史记忆的“治理”,因着不同的政治取向,发生了奇妙的景观.世纪末的历史记忆,与世纪之初有何不同?委实是一个重要课题.我们无力做更多的比较.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西方小说和西方观念的介入,中国政治的百年变迁,对于中国小说的历史记忆来说,是两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研究者应当统而观之.

骆冬青南京师范大学

注释

①池莉：《我写〈烦恼人生〉》,《小说选刊》1998年第2期.

②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第39页,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转引自筱敏：《记忆的形式》第2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