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政治诗的创作动因

苏轼作为有宋一代最为杰出的诗人,无论是其作品数量,抑或质量,均鲜有人可比及.这些诗歌中,有一种较为特殊的诗歌,不仅直接体现了苏轼的政治态度,还表现出宋代士人的济世为民的文化人格,这种诗歌就是政治诗.而且政治诗的创作几乎贯穿了作者一生,即使是在“乌台诗案”,这种因诗获罪的情况下,苏轼依然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创作.显然,肯定有某种,或者几种创作的动力,推动着诗人的创作的脚步.

据清人王文诰辑注,今人孔凡礼点校之《苏轼诗集》存诗约2700余首,其间政治诗所占比例不过十分之一,然而在多年前吴鹭山、夏承焘、萧湄位先生合著的《苏轼诗选注》前言部分指出：苏诗“题材丰 富,内容广阔,几乎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无不进入诗作.而表达诗人对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态度和观点的政治诗,所占比重虽不大,却是苏诗的重要部分”①.无独有偶,在王水照先生的《苏轼评传》中,王先生也提出：“这些政治诗毕竟表达了诗人的政治态度和对于社会重大问题所持的观点,仍是苏诗的一个重要内容”②.可见前辈学者都对于苏轼的政治诗有着极为重视的态度,政治诗也的确是苏轼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苏轼创作政治诗的动机何在呢?

一、政教传统影响下的诗歌创作

中国古代文人向来喜好议事论政,子产发论政之言,《论语》有《为政》之篇；《小雅》唱生民之苦,《离骚》有忧国之痛.士子儒生,以经时济世,为官做宰为人生目标,关注家、国、天下之大事,以一己之心,悯百姓之生计,察君上之得失.存乎于心,发言则为文、为诗.以文论政,则谨严方正；以诗言事,则讽喻悲悯.兼之,诗以言志,故观其政治诗如观其人、其才、其德也.

可见中国的古典诗歌深受传统政教文化的影响.陆晓光在《中国政教文学之起源――先秦诗说论考》曾概括道：“文学的这一功能被规定得如此明确,被强调得如此重要,乃至被推崇得如此崇高,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却绝无仅有等古代中国文学从它诞生开始,便具有鲜明的政教性格,并且正是这种性格,奠定了以后文学传统的基础”③.在诗歌中反映社会现实、朝政大事、国家的兴衰治乱、民生百态,早已经成为古代文人的自觉选择.所以我们看古代文人诗集,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与政治相关的内容.而在这种传统影响下的中国古典诗歌,从一开始在为“家国天下”而歌唱,为“社稷百姓”而忧虑.千百年来,纵使朝代更迭,世事变迁,这种忧国忧民的声音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愈加响亮.屈原《离骚》,鸣贬谪之悲声；相和歌词,言民生之疾苦,而这其中犹以白乐天、杜少陵成就最高.苏轼在诗歌创作中曾转益多师,对于杜甫和白居易的诗歌都有过学习的经历,在学习他们的诗歌创作技法的时候,政治诗绝对是极为重要的内容.

二、宽松的政治环境

苏轼青年时期尝作一首《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诗曰：

桥山日月迫,府县烦差抽.王事谁敢,民劳吏宜羞.中间催早噢,欲学唤雨鸽.千夫挽一木,十步九八休.渭水涸无泥,苗堰旋插修.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遍求.

诗中那些扛着木头的农民,在重荷之下,十步便需要休息次,为的是给仁宗皇帝修陵墓.而官吏则不顾农事与百姓的死活,很早就将农民催促起来,仿佛唤雨的鸽子一般.这样的劳役,让田地荒芜,百姓难以吃饱,这样的状况让苏轼深受触动,于是写下这样的诗句.在其他朝代,议论当朝皇帝是重罪,而苏轼却直言不讳,这也是宽松的政治环境带来的语言自由化.

在宋代有着极为宽松的文化政策,太祖皇帝完善科举制度,增加进士的录取名额,培养文官,还定下“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者”的祖训,以鼓励士人来参与政治活动.在这种宽松的文化管理条件下,使得在当时社会呈现出空前“”的政治环境.

而一生仕宦的苏轼,生处在那个“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的时代,在当时议论时政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潮.苏轼的同门曾巩尝提及宋人好发议论曰：“论古今治乱得失贤不肖, 必考诸道, 不少贬以合世”④.程颐则称当时士人：“以天下自任, 论议褒贬, 无所规避⑤.在这样的社会风潮的推动下,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也就不再鲜见了.

三、庆历精神影响下的谏官心态

苏轼初登朝堂的仁宗年间,还发生了一场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变法”,苏轼的老师欧阳修也参与其中.这场变法虽然并没有像王安石变法一样给苏轼的仕途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庆历新政中所倡导的士人精神,却给苏轼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上了不可磨灭的谏官印象.

宋朝以前,御史台和谏官,职权还没有相对独立,而宋仁宗却将它独立起来,监督的对象转向以宰辅百官,并直接向皇帝负责,职权也相应扩大了.还特许台谏官可以“风闻言事”,奖励他们“异论相搅”,使台谏可与中书争衡.苏轼的老师欧阳修,便在谏净中崛起,虽然历遭困折,但不改其谏官本色.苏轼对于这种制度大加称赏：“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⑥.这种不畏强权,为国为民的政治精神,深深的感召着苏轼,苏诗中大量政治题材诗歌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苏轼尝自称自己身上有“制科人”之习气：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饶饶至今,坐此得罪几死等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 ⑦

苏轼考入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本职工作便是针对时弊,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在朝时,苏轼可以在奏章中直抒不讳,但苏轼屡遭贬谪,往往面对时事弊政,而无法上达天听,所以便经常在诗歌中直接描写出来.如其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中写道“而今风物哪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写道当今租税繁重,官吏不知民生；又如《送黄师是赴两浙宪》中写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近闻海上港,渐出水底村.愿君五裤手,招此半菽魂”,友人将赴两浙上任,苏轼了解此地久为水患所苦,然而官吏尸位素餐,不管百姓死活,故而写下此诗,深深切切叮嘱友人要改变灾区人民的生活.这些诗歌作品,都深刻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诗人将之描述下来,就诗人自己而言,正是制科人之习气,期望“庶几有补于国”. 四、“悲歌为黎元”的政治立场

苏轼出生在一个文化气氛浓郁的家庭,自小接受正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其父苏洵是饱学宿儒,从小便教他阅读经典,苏洵称的两个儿子,“龆龀授经,不知他习”⑧.而苏轼的母程氏夫人出身于蜀中大族,知书达理,熟读经史,曾经用汉代名臣范滂的故事来教育苏轼,司马光称赞她教育子女有方,“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厉之”.正是这样的家庭教育下,少年时期的苏轼便“奋厉有当世志”.进入仕途以后,苏轼更是身体力行,践行着自己的理想.他先后辗转于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担任签判、通判、知州等职,他每到一地,都要深入地调查民情,关心民众疾苦,为百姓除弊兴利,颇有政绩,深受百姓爱戴.

神宗熙宁九年十二月,苏轼移知河中府.在赴任途中,经潍州时,他写下了 《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诗中有“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春雪虽云晚,春麦犹可种.敢怨行役劳,助尔歌饭瓮”.

除夕之夜,大雪满天,诗人羁旅江湖,但他此刻考虑的并非自身的行役劳苦而是关切百姓的疾苦,他希望春雪带来丰年,使人民得以温饱.正如苏轼在《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子由韵二首》中写道“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苏轼一生从政的政治态度,便是为百姓而鸣,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立场,苏轼才一再的在诗歌中“不平则鸣”.

总而言之,宽松的政治环境,给予了苏轼政治诗创作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深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影响下的苏轼,基于诗歌的政教传统,在庆历精神的感召下,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政治诗.这些诗,发民生疾苦之声,为民请命,是一首首为黎元百姓吟唱的悲歌.（作者单位：江西师大文学院）

注解

①吴鹭山、夏承焘、萧湄：《苏轼诗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6页.

②王水照：《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39页.

③陆晓光：《中国政教文学之起源――先秦诗说论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④（宋）曾巩著,陈杏珍,晁维周校点,《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年

⑤（宋）程颐、程颢著,王孝鱼校点,《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43页

⑥（宋）苏轼,（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十五《上神宗皇帝书》,中华书局,1989年

⑦（宋）苏轼,（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李端叔书》,中华书局,1989年,卷四十九第1432页

⑧（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上张侍郎第一书》,卷十二第346页

⑨（宋）司马光,载于嘉集笺注附录,《程夫人墓志铭》,第526页,原题为《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