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群体的政治“参与感”

近年来,随着非公经济在经济全局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这个领域越来越多的佼佼者出现在5年一度的党的盛会上.

他们与来自国有企业和银行金融系统的高管一起,组成了一个业绩优秀、道德优良、信仰坚定的“红色企业家”方阵.

2012年11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能看到这样一群人——

他们是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红豆集团董事长周海江、甘肃大禹节水集团董事长王栋等这34位十八大代表的另一个身份是——“民营企业家”.

根据不完全统计,经选举诞生的2200多名党代表中,有140多位企业负责人代表,其中110多位来自国有企业和银行金融系统、30多位来自各省市的民营企业单位（不包括一线工人代表）.这些“红色企业家”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决策走向的重要力量.

十八大代表中的央企高管们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国资委”）资料显示,企业系统（在京）选举出来52名十八大代表,比十七大再增5人.其中,中石油董事长、中海油董事长王宜林、国电集团党组书记乔保平、华电集团党组书记李庆奎、华能集团总经理曹培玺、神华集团董事长张喜武、中国化工集团总经理任建新、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等来自石油、电力、煤炭、化工能源领域的代表达到14名,超过企业系统（在京）代表总数的1/4.

据不完全统计,加上从地方选举出来的央企系统十八大代表,包括主要负责人代表和一线工人代表,整个企业系统（在京及地方）产生的十八大代表总规模逾百人,这将是影响中国未来5年经济政策走向的重要力量之一.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金融系统共选举产生42名十八大代表.其中,四大国有银行的负责人——来自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肖钢、行长李礼辉 ,来自工商银行的董事长姜建清、行长杨凯生,来自建设银行的董事长王洪章、行长张建国,来自农业银行的董事长蒋超良、行长张云全部当选.

根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10多位来自或地方国有企业及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代表参加党的十八大.

毫无疑问,对于国企、国有金融机构的负责人而言,当选党代表成为其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荣耀之一,同时也是对其职业生涯的肯定.而他们中的佼佼者,还有可能“更进一步”.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委员会.”2002年举行的党的十六大选出委员198名,候补委员158名.其中,20位来自大型央企、金融机构和地方国企的负责人成为候补委员,而时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的张庆伟,和时任中石化总经理、党组书记的李毅中当选委员.

2007年举行的党的十七大选出委员204名,候补委员167名,同样有20位候补委员来自大型央企、金融机构和地方国企.时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的张庆伟,和原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则当选委员.

1961年出生的张庆伟连任十六届、十七届委员,如今已成为河北省省长.而遗憾的是,康日新因严重违纪, 在2010年10月党的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被撤销委员职务、开除党籍,后终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从央企高管向高级官员转型的不止张庆伟一人.现任福建省省长的苏树林,2002年就以央企中石油副总经理的身份入选十六届候补委员,十七届连任.

挺进“权力中心圈”

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介绍,央企负责人的特殊政治地位有其历史沿革.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大多前身是原国务院的有关部委,或国家部委直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例如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前身是国家核工业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前身是第六机械工业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前身是航空航天工业部,中石油的前身是石油工业部等.

“原来的这些部长都是正部级、委员,后来转变为央企之后,虽说取消了行政级别,但仍享有部级或副部级待遇,经营的资产也相当庞大,旗下的员工上百万,掌握着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这是民营企业无法比拟的.”

自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后,国企改制10年至今,央企表现出了较强的盈利能力,利润水平从2002年的2405亿元增至2010年的8489亿元.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很多已跻身世界500强,成为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

张希贤分析,这是央企高管进入权力中心圈的重要基础.

“在选拔的时候,基本上是根据这些人所在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大多数时候,企业负责人在党内担任职务的大小是与企业本身的重要性直接关联的.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这在党内也曾引起过争论.”张希贤说,这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高薪和掌权两者是否应该兼得,央企高管拿了高薪是否还应入选委员、候补委员.

根据国资委公布的数据,目前企业一把手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平均是税前58万元.相比同级别的政府官员,这个收入要高出许多来.

此外,一些地方大国企的负责人也进入了委员会.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连任十六届、十七届两届候补委员,春兰集团首席执行官陶建幸亦曾连任十五届、十六届候补委员,这两人均来自中国近年来发展最快、市场竞争最激烈的家用电器企业.

十八大代表中的“民企老板”们

据公开报道,中组部已于2011年底完成了对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的人事考察,其候选人资格由全国工商联提名.

在2012年3月21日召开的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梁稳根作为湖南省唯一的企业代表受邀参加,受到同志、潮同志接见.

多年以来,这位民营企业老板对表现出了极高的热忱.2004年入党之后,梁稳根发出感慨称：把党的事业和三一事业融为了一体,三一才真正找到了方向! 他的办公室设在三一集团的“党委楼”里,作为湖南省党员人数最多的民营企业,三一集团共有党员5400余人,11位董事中有7位党员,下设59个党支部.据称,在集团中高层的会议上,梁稳根遇见新面孔便会问：你是员吗?

历届党代会上,来自民营企业的党代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甚或有成为候补委员的可能,有赖于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企业家自身的信仰追求.

“这是莫大的光荣!”红豆集团董事长周海江接受采访兴奋地说.他曾经是十七大代表,再次当选,“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也很激动,内心充满期待.这是他第一次成为党代表.他的父亲、中国新农村建设最杰出的带头人、江苏省华西村前党委书记吴仁宝多次当选党代表.如今,吴协恩接过了衣钵.

在兴奋与激动之余,周海江、吴协恩都感觉责任更大了.他们很珍惜这难得的荣耀.

“民企老板”的“参政契机”

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的民营经济非常疲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营经济得以复苏并逐步发展.

更大的转变发生在1992年.是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非公经济在中国蓬勃发展,并在国民经济全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也渐渐地激发了民营企业家们参政议政的热情,他们参与角逐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积极申入中国.

然而,“党内关于民营企业家能不能入党、能不能让他们成为红色商人的问题,始终带有一种左的倾向,认为他们带有剥削阶级的嫌疑.”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说,一直到了1999年至2002年间,中国才提出了民营企业家入党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党对民营经济的重视程度和认识程度发生了很大转变.”

真正的突破源于2001年7月1日同志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中国第一次把民营企业主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承认了他们劳动者的身份,要求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党章作出修改,把党章中党员发展对象里的“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虽未明确指出民营企业主可以入党,但大会通过的报告列举了因社会变革而出现的社会阶层中,民营企业主成为六大新社会阶层之一.

而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森达集团董事长朱相桂、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综艺集团董事长昝圣达、浙江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重庆南方集团董事长孙甚林、广东金潮集团董事长刘思荣等7位民营企业家,在党章作出修改之前,便以十六大代表的身份代表这一社会新阶层的先进分子率先亮相.

这在当时,曾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议论.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重大信号,执政党对民营经济的态度越来越开明和开放.外媒评论：中国义无反顾走向“富强”.

在政策的鼓励下,民营企业老板们的入党热情进一步释放.虽然仍较发展一般的党员严格,但各级党委对优秀的老板入党问题的态度日渐开放.根据张希贤的估算,在现有的企业家党员中,接近一半的人在发迹之前已经是党员,这批人大多数从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下海.

“入党就入了18年!”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对此锲而不舍.最终,他在2004年加入中国.这一年,发展党员工作会议,要求广泛吸收非公企业主入党.

3年之后,他等来了更好的政治时机.

2007年,在十七大代表选举的方案中要求,“要有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简称“双新组织”.民营企业家代表于是成为“双新组织”代表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年,梁稳根、周海江、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等17位民营企业家当选十七大代表.

2012年,党的十八大,这一阵容扩大到了34个.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采访说,这足见中国对于民营经济的重视,说明党对民营经济本身高度认可,也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家有机会参与到党的最高决策过程.

周海江明显感觉到了这一阶层的政治“参与感”越来越强,民营企业家也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有机会参政议政、反映民营企业家的呼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过程中不至于被边缘化,将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党也可以更好地把握民营企业发展的脉络、要素和结构,使非公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党的领导.”张希贤说,这标志着党领导着力点的转变.“十八大之后,民营企业会进一步获得大发展,和国企共同推进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在张希贤看来,非公经济奋斗到今天,占了举足轻重的多半边天下,党代会应该增加他们的代表席位,给予应有的政治地位.而党也需要更加广阔的党内和基层.

党代表的荣耀

在十七大代表选举的方案中还特别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有“适当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人”.

今年,十八大代表中的民营力量,除了民营企业家外,来自民营企业的工人代表也明显增加.

当选十八大代表的李国锋是福建特步公司一名普通的仓库调度员,作为最基层的员工,他在这个企业打包打了17年,勤勉负责,从未出过差错.他告诉记者,他此生从未想到过自己能当选党代表.“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没有比这再高的荣誉了.”

李国锋的老板告诉他,这比考状元还要难.

17年前,从农村进城打工的时候,他原想着能吃饱饭就可以了.17年后,他是农民工党员的代表,带着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诉求,与会十八大.

张希贤说：“国有企业拥有8000万员工,包括在编的和合同制的,非公经济组织大约有2.8亿员工,这些人成为中国新型的工人阶层,扩大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代表,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为了这2.8亿的工人阶级,为了使他们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本文据《中国经济周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