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中女性政治家群体崛起现象之

摘 要 ：二战以来世界政治的显署特点之一是女性政治家群体的崛起.两次国际妇女运动浪潮对妇女参政的推动,二战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凸显,后冷战时期各国软实力较量的加剧等因素是女性执政的主要背景.女性政治家分布在世界各大洲,尤其以欧美和亚洲居多,女性从政已从家族继承型向个人奋斗型转变.女性政治家群体的崛起对提高妇女地位、促进世界和平、推动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等方面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关 键 词 ：女性政治家群体 妇女运动 世界政治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6-0030-35

一、女性政治家群体崛起的历程

20世纪后半叶是国际社会获得重要发展的时期,也是世界政治发生阶段性转折的时期,这种发展和转折的显著表现之一是女性政治家群体的崛起.全球范围内女性政治家群体的崛起,伴随着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之为始发期.20世纪60年代起,世界上开始出现女性现代国家领导人,西亚玛沃·班达拉奈克于1960年出任斯里兰卡总理,成为战后世界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第二阶段为初步发展期.20世纪70年代,欧美地区也出现了女性国家领导人,伊莎贝尔·德·庇隆于1974年出任阿根廷总统,成为世界上首位女总统；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在1979年英国大选中获胜,撒切尔成为欧洲第一位女首相.在这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于1975年在墨西哥城召开,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世界性政府间大会,大会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评价各国在消除对妇女歧视包括政治参与方面取得的成绩.第三阶段为蓬勃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和伊斯兰国家相继出现首位女性政府首脑,尤金尼亚·查尔斯于1980年出任多米尼加总理,贝娜齐尔·布托领导的人民党于1988年在巴基斯坦大选中获胜,贝·布托成为伊斯兰国家首位女总理.在这个阶段,联合国于1980年、1985年分别在哥本哈根和内罗毕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两次会议分别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到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前瞻性战略》（又称《内罗毕战略》）,强调各国有义务把妇女的视角考虑到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去.第四个阶段可称为繁荣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女性当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人数迅速增加,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截至1994年底,世界上有24位女性担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200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40人.在这个阶段,盛况空前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于1995年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出了解决全世界妇女问题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应采取的措施.

进入2l世纪,更多的女l生政治家在全球范围内崛起,据不完全统计,当今世界共有28个国家或地区正在女性的领导之下（参见下表）,其中,有9位女总统、13位女总理或女首相（包括5位自治区域的女总理）、2位女王和4位女总督（代表英国女王分别在澳大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格林纳达、圣卢西亚等四个英联邦成员国行使国家元首的职能）.目前由女性担任最高领导人的国家中,既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英国,又有作为欧洲一体化火车头的德国,也有金砖五国成员之一的巴西,还有在国际政治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中等强国阿根廷、韩国等.这些女性政治家及其所代表的国家政治实体都是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当代国际政治发挥着重大影响.

二、女性政治家群体崛起的背景

女性政治家群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主要与国际妇女运动对妇女参政的推动、二战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凸显、后冷战时期各国软实力较量的加剧等因素紧密相关.

首先,19世纪中叶以来,两次国际妇女运动浪潮为妇女登上世界政治中心舞台提供了社会基础.国际妇女运动是妇女作为一个群体有意识地为改善自身地位,消除社会歧视而开展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一系列长期的社会运动,是国际范围内广大妇女争取自身权利的运动.目的是为了改变男权社会中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乃至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的劣势地位.历史上曾掀起过两次国际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浪潮从19世纪中叶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焦点问题是在政治上赋予女性选举权；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焦点问题是消除在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差别,要求各个公共领域对妇女开放.两次国际妇女运动浪潮波及的国家,往往正是女性政治家群体崛起之地.1893年,新西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国家,此后澳大利亚、芬兰、挪威、丹麦、冰岛、瑞典、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女性也先后在20世纪初获得选举权.受到国际妇女运动影响较大的国家,封建主义传统不深,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比较独立,女性参政氛围相对宽松,因此比较容易产生女性政治家,上述这些女性较早获得选举权的欧美国家,历史上也都曾产生过女性国家领导人.另外,当代全球范围内女性政治领袖的崛起还受到联合国四次妇女大会及“北京+5”、“北京+10”等会议的影响,这些会议显示了全球女性已开始联合起来参与国际关系实践.长期处于国际政治边缘的妇女议题得以合法化,妇女的经历、观点和解决方案被逐步认知和纳入到法律文件之中,使得妇女有机会对政府、政府间组织和联合国进行游说和提出建议,对妇女积极融入国际社会起到了关键的支持性作用.

其次,二战以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女性政治家脱颖而出施展才能提供了政治空间.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维持了总体和平的局面,绝大多数国家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已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民众更愿意选择女性政治家作为国家领导人.由于女性在战争和暴力冲突中往往受到更大伤害,出于性别角色的考虑,女性领导人通常更倾向于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追求自由与,比如在东南亚从威权政治向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就涌现出众多女性领导人.例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缅甸女政治家昂山素季,多年来坚持采用非暴力方式反对军政府的专制统治,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尊敬.又如利比里亚的上百万民众在连年战乱中流离失所,饱受内战之苦的人民在二十多位候选人中选择了瑟利夫这位兼具勇气与才干的女性作为他们的国家元首.作为非洲首位民选女总统,瑟利夫不负众望,在维护国家和平、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从而获得了201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第三,后冷战时期,世界各国越来越注重软实力较量,这也为女性政治家提供了发挥交往优势的历史舞台.软实力展示的不是一个国家的资源、经济、军事、科技等有形的物质力量,而是价值、文化、精神、制度、形象等非物质性的力量.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全球性问题的日益突出,国际社会互动性和相互依赖性不断加强,世界各国普遍都有联合起来共同发展并共同应对国际危机事件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的政治保障之一就是国家选择具备交往优势和魅力形象的领袖.如果说国家间硬实力比拼需要一国领袖具备现实主义诉求和理性政治眼光的话,那么软实力较量则更需要国家领导人具有理想主义情怀和个人政治魅力.以性别特征的角度来看,理性、强硬、现实主义属于男性特征,而感性、温和、理想主义则属于女性特征.大多数女性政治家特别是具有典型女性特征的国家领导人在处理内政外交时,往往更加富有责任意识与形象意识,更能体现精诚合作与团结互助精神,更能展示意志品质和文化力量.在具备英雄气概和明星魅力的男性政治家缺乏的情况下,具有天然沟通优势和柔性亲和力的女性政治家就容易受到选民的青睐.从已有的案例来看,登上权力之巅掌握国家政权并影响国际关系的杰出女性,通常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优秀品质和独特魅力.一方面,她们具备男性般的刚强性格,在处理内政外交事务时坚持原则不甘示弱；另一方面,她们拥有女性特有的温和与善解人意,在争斗激烈的政治领域中能起到缓冲和润滑的作用.

三、当代女性政治家群体的主要特征

首先,从地区分布来看,产生女性政治家较多的地区往往社会发展程度较高或者社会转型较为剧烈.女性国家领导人分布在世界各大洲,尤以在欧美和亚洲居多.具体分析,欧洲的女性政治家主要集中在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北欧,亚洲的女性政治家则主要集中在社会转型剧烈的东南亚,阿拉伯国家至今还没有出现过女性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北欧地区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社会生活中,性别差异意识已非常淡薄,大多数国家女议员的比例已超过30%.挪威和瑞典的内阁女性比例甚至已高达40%,芬兰在2006年还一度成为欧洲第一个同时由女性担任总统和总理的国家（女总统哈洛宁和女总理耶腾迈基）,内阁中女性成员占了一半.东南亚国家在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女性国家领导人,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国家都产生过女性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其次,从从政类型来看,女性执政已从家族继承型向个人奋斗型转变.家族继承是早期女性政治家步入政坛的主要模式,至今仍有重大影响.例如,西亚玛沃·班达拉奈克总理的丈夫是斯里兰卡自由党领导人所罗门·达拉奈克,科拉松·阿基诺总统的丈夫是菲律宾反对党领袖贝尼尼奥·阿基诺,梅加瓦蒂是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的长女,英拉·西纳瓦是泰国前总理他信的妹妹等.这种继承父兄或丈夫的从政模式在南亚地区最为典型,因此又被称为“南亚模式”.这些女性政治家作为“政治替代者”,能在国家危机或过渡时期,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环境中起到安抚民众稳定政局的作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者劳纳克·贾汉说：“当没有明显的继承者,以及老党派领导人之间争权夺利时,他们往往推出一位各派都能接受的妇女作为象征性的领导人.他们认为可以操纵这些妇女,但每次都令他们感到吃惊的是,一旦掌握了权力,这些妇女不仅能对付男人,而且能熟练地使用传统政治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妇女从政的家族传统因素淡化,女性政治家越来越显示出个人奋斗成功的特点,比如以“铁娘子”著称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新西兰政坛“铁娘子”珍妮·希普利总理,有“德国铁娘子”之称的默克尔总理等,都没有家族继承的背景,她们都是通过个人在政坛多年的不懈打拼,最终成为巾帼不让须眉的杰出女性政治家.

第三,从从政风格来看,当代各国女性政治家大多是刚柔并济、执政勤勉.在政治理论中,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被建构为相互排斥的,妇女特征往往被认为不适合领导职位和运用权力.但在政治实践中,大部分女性政治家不仅具有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柔和,而且兼具男性政治家的豪迈与刚强.有不少女性领导人因为政绩突出受到民众拥戴而获得连任,其中斯里兰卡前总理班达拉奈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芬兰前总统哈洛宁、新西兰前总理以及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等都是三次连任.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任职期间敬业勤恳,4年任期内的行程可以绕地球38圈之多,被德国《每日镜报》誉为“世界上走得最多的外交家”.女性政治家的勤勉、亲民以及并不缺乏的雷厉风行,都是她们登上权力巅峰的重要因素.

四、女性政治家群体崛起对世界的影响

世界范围内女性政治家群体的崛起,既是国际政治与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又对当代国际政治和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第一,有利于提高妇女在世界各国的政治与社会地位.马克思曾指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马克思认为,妇女已成为社会生产的积极参加者,因而妇女必须作为积极的参与者被纳入政治生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把参政看作妇女解放的必要条件,认为只有妇女能够自由参政,她们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全面解放.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论是从社会发展需要还是从妇女个人发展需要来看,妇女参政都是十分必要的.女性通过参与决策,可以直接在权力机构中发出政治呼声,为自身争取更多社会权益,制定更有利于妇女发展的政策.比如美国、瑞典、南非、墨西哥等14国女外长曾在1999年写信给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要求解决世界范围内的拐卖妇女和儿童的问题,此举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引起了联合国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2000年5月25日召开的第54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写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制品的任择协定书》,就在全球范围内打击贩卖儿童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每一缔约国根据此协定书的条文,确保在本国刑法中明确禁止任何写卖儿童的行为和活动.又如有多国女性政治家参与的第一次世妇会上通过的两份纲领性文件《世界行动计划》和《墨西哥宣言》,是197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和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重要参考来源,联大这两个公约中对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消除对妇女歧视等内容的确认受到第一次世妇会两份纲领性文件的重要影响. 第二,有利于推动地区安全乃至世界和平.人类追求和平的历史中一直都有女性的不懈努力,一战期间召开的妇女国际和平大会以及之后陆续成立的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国际妇联等国际妇女组织,都将致力于推进世界和平事业作为宗旨,这其中不乏各国女性政治家的积极参与.历史上曾有15位女性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其中有多位女性政治家,还有国际反战和平人士、民族独立运动和人权运动领袖、国际人道主义慈善家甚至环保人士,这是对女性在国际和平中所做努力的充分肯定.如193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简·亚当斯是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的主要负责人；1979年获奖者特里莎修女是把毕生所有关爱奉献给穷人的国际人道主义者,1982年获奖者米尔达是瑞典裁军大臣；1992年获奖者吉戈贝塔门楚是印第安人权领袖；2004年获奖者马塔伊是在非洲倡导植树运动的环保人士；2011年获奖者瑟利夫是利比里亚总统,等等.这些女性虽然职业和身份各异,但都对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诺贝尔和平奖女性获奖者类型的多元化,启迪着人们重新思考“和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和平不仅意味着没有战争和敌对行动,还意味着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和由各种不公正、不合理社会现象引发的冲突、敌意和仇恨,其中性别平等就是从消极和平到积极和平迈进征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正如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贾格兰德在瑟利夫、古博薇、卡曼三位女性同时获得2011年和平奖后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可能在全世界实现持久和平,除非女性能与男性一样,在社会所有层面上获得影响发展的同等机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指出,“妇女在促进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中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

第三,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国际社会.女性政治家群体崛起作为在国际社会中凸显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政治现象,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国际社会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女性政治家群体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妇女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地位及其作用与影响的学科,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目的是寻求实现男女平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世界各国平等、和平与发展的途径,而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妇女在国际政治中的平等参与及普遍受益.女性政治家是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妇女中的代表性力量,这个群体在提升全球妇女地位、实现男女平等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她们进行专题性的深入研究,既可以给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国际社会的转型与变化.女性主义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既不像现实主义那样以研究硬实力为突出特征,也不像新自由主义那样重视经济学因素与物质交换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是把国际政治看作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因此,女性主义本质上属于建构主义的一个分支,它注重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和国际社会互动,“女性主义者像多数理想主义者一样,更多地是基于社会互动而非获得权力和运用权力来观察世界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实质上属于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领域,它利用冷战后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对于国际道德、文化、认同与的青睐.在社会沟通、国际公关、民间外交、文化扩展以及政治参与诸方面,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贯彻性别平等的各种政治主张,可以说国际社会的变化发展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兴盛的主要现实源泉.从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看,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性问题及国际危机事件的增多,国内政治——国际政治、私人领域——公共领域二元界限的逐渐模糊,国际社会相互依赖性的日益增强,全球民间社会（又称全球市民社会）将会得到进一步拓展并日益强大.而全球民间社会涉及到的卫生、福利、环境保护、教育文化等领域,正是女性最熟悉和擅长的领域,女性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女性政治家群体在国际社会中实践活动的丰富和深入进一步说明,国际社会正在步入一个沟通理性日益彰显、国际权力柔性发展、战争合法性不断衰落、国际合作多维展开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