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抄袭是超越

由于教学需要,我近期把《实践论》《矛盾论》重新读了几遍,很有感触,从中领悟到作为党的领袖善于从哲学高度上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过人之处.

革命战争受挫是党的高层犯了主观主义错误

《实践论》《矛盾论》,最初是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时间为1937年的七八月间.讲这两个问题,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要从哲学上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总结,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以迎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到来.

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最重要的是要找出导致革命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特别是找出共同的带规律性的东西,这只有从哲学上加以总结才能做到.认为,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受挫,问题主要出在党内,特别是出在党的领导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是导致两次革命受挫的元凶.两者在思想路线上有其共同点,就是背离实事求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背离客观.一贯认为,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和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党内的主观主义.因为主观主义是思想懒汉,他们不知道“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P707)“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等”(《选集》第3卷,P800)

延安时期,看得最多的是哲学书.据美国友人斯诺采访回忆：“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就要求我改日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些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P67)曾在哲学读书批注中断言：“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哲学批注集》,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P312)批注最多的哲学著作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思想方法论》.在读哲学书的过程中,许多地方划了竖线、横线、斜线、浪线、三角、方框、问号和圈、点、勾、叉等各种符号；有的是用红铅笔圈划的,有的是用蓝铅笔圈划的,有的是用黑铅笔圈划的；最长的一段批注有1200多字.还提倡成立学哲学小组,并亲自任组长.一次在听完艾思奇讲授《大众哲学》后,请艾思奇吃饭,打趣地说,你讲课,给我精神食粮；我请吃饭,给你物质食粮.这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虽说是玩笑话,但反映出对知识的渴望,对学习哲学的高度重视.

“两论”不是抄袭苏联哲学教科书

写作“两论”得益于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是带着中国革命所遇到的棘手问题去研读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他一遍又一遍地认真批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写下了一万多字的读书批注,对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也写下了两千多字的读书批注.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对这些教科书,无意去背诵其中的词句,而是迅速准确地把握其中的要点.目的性很明确,就是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科学认识和正确指导中国现实的阶级斗争,才是真正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列主义.他在批注中写道：“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决定要素.”(《哲学批注集》,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P14)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博古、李德)“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等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哲学批注集》,P9)他们都不是马列主义者.如何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在读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过程中,不断对照思考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在读到“在主张对立的统一之时,而不理解斗争的绝对性,必然不可避免的引到对立物的和解.对立物的和解论,是右翼派的立场之特征”这段话时,在下面划上浪线,并在旁边批注道：“这两句说的是陈独秀主义”.(《哲学批注集》,P97页)在读到“外的矛盾,只有通过过程之发展的内的规律性,才影响于过程的发展”这一观点时,批注道：“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哲学批注集》,P105-108)由此,得出结论：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却有共同的认识论根源.二者都离开了对现实过程唯物的和辩证的理解,陷入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理论界有人认为“两论”是抄袭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是它的“中国版”,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有悖于历史事实.因为“两论”是带着中国革命问题研究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学习心得,体现出活生生的中国革命的认识论和中国革命的辩证法.“两论”就是在“吸取”和“改造”的过程中形成的.“吸取”是学习,“改造”是超越.“两论”与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另外,“两论”写作也植根于当时中国文化的土壤.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在李达、瞿秋白、郭沫若,尤其是艾思奇等人的推动下,很快兴起了一个大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及辩证唯物论的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地下斗争的员和进步的理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冲破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公开或秘密地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结》《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陆续翻译出版.特别是1932年后,大量苏联哲学教科书被译成中文,其中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西洛可夫等人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艾思奇、郑易里合译的米丁主编的《新哲学大纲》、沈志远翻译的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这三本书,对中国哲学界影响巨大且深远.不少大学开设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的课程.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和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是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李达后来正式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一书(1937年在上海出版),被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还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编写的《大众哲学》,从1936年到1948年共出32版,在中国知识界和普通民众中广泛传播.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才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较为系统研究和结合中国革命经验进行深入的反思.“两论”的写作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必然结果,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由传播升华到了实际应用这样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