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问题与和谐

点赞:7206 浏览:30783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13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我对哲学知之甚少,但对哲学问题有一定的兴趣,可还远不敢说有什么哲学思想.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过: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在对的时候和错的时候,都比人们一般认识到的要强有力得多.这个世界实际上就是由这些思想统治的,这位先哲说的话,我不敢说读懂了,但我从中看出些许哲学中的联系来.我也因循联系起了古代先贤陈述的匹夫之怒如何,将军之怒如何,帝王之怒如何.这又让我想起哲学中所说的基本概念――量的问题、度的问题和因果关系问题,以及它们对和谐的联系和影响问题.

凡事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都是“原因→结果”、“量变→质变”的哲学飞跃过程.因果关系也好,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也好,都离不开一个“度”字,大抵水到渠成,因势随形,把握有度,也就成就佛家所谓的“渡”了.

2006年度中国经济人物评选结果出炉,各个风云人物各具神采,业绩各有千秋,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情结,那就是一种社会责任.行业风采和业绩一旦与社会责任相联系,便能同时创造一种和谐.如果不是这样,便意味着一种成功建立在另一种被破坏基础之上,或者是牺牲长远利益,换取眼前利益,牺牲大多数民生利益而顾全局部利益.前者可与发展、与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相联系,后者可与银行业信贷道德风险相联系.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作为艺术家或写意或工笔,受作为哲学家的大脑支配,有人书写自私达到极致,有人书写势利到惟妙惟肖,有人书写创业到大气磅礴,有人书写清廉到一尘不染.当然,书写的过程是渐进的;人无论居于庙堂还是处在江湖,或者近赤,或者近墨,由于世界观不同而演绎和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赤也罢,墨也罢,智也罢,仁也罢,达到极致的过程都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整个过程都离不开对度的把握.

中国之所以伟大和受人爱戴,就是他最早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并立足于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继而于完成新主义革命任务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时期,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加以矢志坚持,这就是一种哲学的科学联系.在鼓励和保护先进生产力发展时依赖先进的思想文化,同时发展先进的文化,在这种优良组合中,其支持力和动力源泉是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才是对相得益彰和琴瑟和谐的最精妙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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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和正在读高中的儿子交流,儿子突然提出,中国应该有一次文艺复兴,我听后始惊愕,继而逐渐平静和接受,并有意无意地留心了这个话题.所谓童言无忌,联系我们交谈的内容,联系起课堂所学,想到哪便说了出来,这该是这个年龄段的可贵可羡之处.人过不惑之年,却发现并未达到不惑之境,反增添了少许顾虑,我原也嗜好写诗填词,既然不愿无病,那么也就刻意缄口慎言吧.近来,我听到季羡林先生说:21世纪将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我觉得真的是很有些道理在里面.据说近百名知名经济学家在总结近代几个大国的崛起因素时,不约而同地切入一个共识圈子:那就是先进思想文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必不可少的.难怪丘吉尔曾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难怪法国的先贤祠中纪念的76位对法国有贡献的历史伟人中,只有11位政治家,而其余的65位全是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

联系实际,联系当前,联系历史,联系未来,最实际,最可提倡的莫过于联系现实工作,联系不同的人该做的和不该做的,把握好一个度,同时知道一个联系.

联系有主动联系,被动联系和必然联系三种.其中被动联系存在于自在王国,主动联系存在于自为王国,必然联系则存在于自由王国.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存在主动联系和必然联系,由于两者间的不同产生的结果不同而派生新的不同的必然联系.领导者言行如一,台上讲的和实际操作的基本重合,那么,被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是一种互相主动的和谐关系,是一种“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和谐关系,这里的干部只需想方设法完成工作,而不必拿出精力揣摩领导的真实意图,反之亦然.

时下,一些地方在任用干部时引进不孝不用机制,这很类似汉代的举孝廉;一些地方提出干部婚变要向党组织备案,这是提倡“八荣”反对“八耻”的举措之具体化.孝敬父母乃人之美德.一个人不孝顺父母,怎么指望其对朋友真诚,对事业忠诚?过去提倡父母在不远游,而今天的概念下,交通通讯如此便利,忠孝可以两全,工作忙顾不上和心里根本就没有是两回事.“心里根本就没有”的那拨鸟人,恐怕不少是由于婚变缘故在心里拨不出想父母的地儿来,与此相联系的是道德法庭将逐其出人类;除此之外,笔者以为,对于孝子和“孝”字,当有准确的理解和诠释.古语有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为人子者,无论是为官还是“社会新阶层”,莫忘过去老娘累,更莫让现在老娘“泪”;多少天下父母心,过年时或临终前“不图儿女做多大贡献”,“一辈子总操心就图个平平安安!”当你很孝顺也特有舔犊之情,用不义之财或不明收入给父母置别墅供子女去留学时,你可曾想过,你所多得的恰恰是另一部分人应得而少得的,更可能是与此相关事业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损失换来的.如果你是银行高管或高官,则必然是始而以信贷损失为代价谋取私利,继而自己垮台为代价获得惩罚和老娘泪.这时,必然联系的是等比例增长的罪恶和量刑依据,当这些恶果正在酝酿和到来时,你还能说自己是孝顺的吗?

中国的人群,自古有君子小人说之分,用现在的话表述这两个群体,大概这样说比较恰当:君子可以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即可每日三省吾己,小人则大抵只批评别人而不善于甚至坚决反对自我批评.因此,更有“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的说法.联系两者的前述特征,恐怕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君子面对批评会马上脸红并认真反思:“我究竟错在哪里,应如何改正或改进?”(笔者在这里不刻意提倡那种闻过则喜)小人则不然,面对批评马上脸黑,轻者记恨,重者则寻机报复甚至拔刀相向,可见君子之于小人的联系和小人之于事物的联系均是可怕的联系.

联系又和主动转折、被动转折联系密切.现在我们说起雪中送炭,往往同关心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相联系;我们说起锦上添花则往往同以小钱换大钱和商业贿赂相联系,其实笔者以为,只要与健康的动机加主动的姿态和理想的社会效果相联系,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是可以与时俱进的,试想,有哪个人会反对我们自己的事业好上加好,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上加好呢?关键的是看你添花的目标和目的是不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都会遇到转折,关键是面对转折你的去向如何,准备好了没有(包括心理和物质)?准备好了,你就具有某些主动选择,否则你就被动地被人选择.一个中学生在面对高考时,如果准备充分就可以拿高分选清华选北大,接着是考研,面对比较优势的就业选择;一个企业在面对市场变化和洗牌时,如果准备充分尤其具有创新意识就可以多拿项目并可以挑剔和选择银行为你提供怎么写作,成功者如万科房地产,始而专做商品房,继而先于同行抢滩经济适用房,接着是突出物业管理再度领先同业;一家银行在面对激烈竞争与狼共舞时,如果准备充分就可以拥有众多的优良客户、庞大的优良资产和丰厚的利润,成功的银行总是能够在同质化怎么写作和产品中善于创新、独树一帜、先发制人,花旗的成功和不老当是有力说明;一个国家在世界风云变幻的时候,如果有充分的准备就会占据主动并拥有话语权,郑和下西洋要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0年,可我们当时的航行既无商业背景也没给朝廷带回闯出国门的刺激和豪情,而在哥伦布作为先驱踏足美洲后,洋人们纷纷发现并陆续分割了美洲大陆,染指东南亚,开创了大面积的殖民版图和殖民文化.不久,洋人利用拿来和抢来的技术物资建造越来越多的坚船利炮,越来越大范围地胁我通商,迫我开放,掠我资源直至强占我国土.我们被动步入半殖民地的屈辱转折,我们屈辱地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发生了联系.

社会行为决定社会联系,君子所联系的是责任义务甚至回报社会,小人联系的是索取和欺诈.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和社会责任主动联系,和国家兴亡主动联系,那么他生活得有滋味有意义有动力;一个银行的经营同利用信贷杠杆科学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同积极引导社会生产和消费相联系,同股民的利益相联系,再把上述联系链条同行长经理们的业绩相联系,那么就与感动时代的美好故事相联系.时下有一种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的说法,那么这部分人在社会经济活动及走势的相关系数绝不可小视.这部分人在运用自己的财富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框架下继续创造财富时,最应该主动联系社会责任和回报社会.

如果我们凡事和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相联系,并致力于善行的量的积累进而渐进和飞跃到更高水准,那么于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善莫大焉.

(作者单位:吉林省银行业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