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一个沉重的问号

摘 要：追溯《申辩篇》中苏格拉底之死,探寻苏格拉底的死亡给我们遗留了深深的疑问,并试图析之,他因教育而获罪,因哲学与政治的冲突而死亡,最后因思想的流传而得到灵魂的永生.

关 键 词 ：苏格拉底；死亡；教育

中图分类号：B502.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9-0014-02

追溯《申辩篇》,这个高尚的灵魂在被冠上莫虚有的罪名后非但没有马上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辩护,而是捎带着神的圣谕,孜孜不倦地向来去匆匆的人们发送着理性的光环,即使到了临刑前,他依然拒绝了完全可行的逃跑方案,欣然接受了他一贯嘲弄、蔑视的制度判予的刑罚,最终以肉体的终结画上句号.

他是苏格拉底,这个以口舌为刀刃的思想者,死后躯体化作西方哲学从此无法逾越的高峰,同时他的死,给人类背上了沉重的问号,引发了二千多年来哲学史上持续而热烈的讨论.其中观点大致有三,其一是如苏式弟子强烈谴责雅典多数人的暴政；其二则是认为苏格拉底这个“老诡辩家”罪有应得[1]；其三,如黑格尔持折衷的观点,他认为雅典人对苏的控诉“是有充分根据的”,然而又说苏氏是一个“英雄”,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2].那么,笔者想在这纷扰的争论中,穿过时空的废墟,探寻苏格拉底的死亡给我们遗留了深深的疑问.

一、因教育而获罪

《申辩篇》一开篇,便表明了苏格拉底被控的罪状有二：慢神和蛊惑青年.法庭最终判苏格拉底有罪,并判处死刑[3].

而罪名之一慢神,起诉书说仅提到苏格拉底没有遵从城市的习惯或法律,但是他没有具体指明苏格拉底信奉的信念是什么.不管是当时希腊神灵以及神庙都没有在法律中明文规定对思想的惩罚,如此看来,这条控告难以成立.

但是罪名之二我认为才是当时雅典政制下想置苏格拉底于死地的真正原因.那我们来看看原告如何义正言辞地控告他的：“苏格拉底是无事忙的为非作恶的人,凡地下天上的一切无不钻研,能强词夺理,还把这些伎俩传授他人.”[3]

首先,“无事忙”显得非常强词夺理,根据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称：“苏格拉底常出现在公共场所.”“他常作演讲,凡喜欢的人都可自由地听他.”[4]显然,苏格拉底乐于与人交谈,乐于传授知识于人,更乐于启发他人心智.

其次,它指责苏格拉底是个“为非作恶的人”,然而我们知道苏格拉底他是“一不收费授徒,二不设科讲授,三不巡游卖技,四不作学业上的保证.”[3]

最后,“凡地下天上的一切无不钻研,能强词夺理,还把这些伎俩传授他人.”这一点也是不成立的.其一,他是当时雅典唯一一个承认自己无知的人,同时他也要证明别人也是.正如色诺芬说“他时常就一些关于人类的问题作一些辩论,考究什么事是敬虔的,什么事是不敬虔的；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精神健全的,什么是精神不健全的；什么是坚忍,什么是懦怯；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治家的风度；什么是统治人民的政府,以及善于统治人民的人应当具有什么品格；还有一些别的问题,他认为凡精通这些问题的人就是有价值配受尊重的人,至于那些不懂这些问题的人,可以正当地把他们看为并不比奴隶强多少.”[4]正是在这些问题上,苏格拉底总是通过不断追问,迫使那些谈论此类问题或从事此类事务的人承认自己“无知”.因此,苏格拉底不断开罪于人,遭人怀恨.其二,他人是自愿听从的.苏格拉底也是承认的,“有闲青年和富家子弟竟自动追随我”,而且用他的那种使人狼狈难堪的方法去考问别人.看来,尽管苏格拉底认为自己从不曾教人,也无所教人,但是他的教化哲学确确实实对他人产生了“启蒙”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遭制度的痛恨.

二、因冲突而死亡

那么苏格拉底最后被赐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在这方面,百家各持己见,有人认为他死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冲突；有人认为他死于雅典的法制；有人认为他死于个人与城邦的冲突；但有人认为他死于哲学与政治的冲突,认为苏用死亡来为哲学作出了辩护,作出了最高尚的选择,这便是日渐为国内学界熟知的施特劳斯[5]所持的观点.

而笔者是更倾向于最后一种,因为我认为苏格拉底最本质的身份是一名哲学家,真正导致他不得不死的原因正是他所宣扬的哲学理念与当时雅典政制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首先,苏格拉底的哲学,主张哲学王治国.在他看来,为什么治理国家和评判政治的好坏却不去请教具有专门政治知识的人,而去请教只具有制鞋、做马具等手艺的人,甚至并无任何专门知识可言的人呢?因此治理城邦需要一名具有精确深厚的知识和道德素养的哲学王才能胜任,其根本任务是培养好公民,以德教人,以德治人.于是,苏格拉底与我国的孔子一样,也把道德看做是政治的基础,认为匡正道德是振邦救国的根本.但与孔子不同的是,苏格拉底并没有停留在具体的操作办法上,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对人的本性作深刻的反思,涉及到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内容.苏格拉底运用他的教化哲学和道德原则去探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生等问题,企图通过精神助产术启蒙雅典认识“善”,升华他们的精神世界,以克服社会的危机.

其次,我们来回顾下当时雅典的制度,不是万能不是最好,但是它只是不坏的一个制度,它也有犯错的时候,从《申辩篇》最后苏格拉底的遭遇可以看出也有演变成多数人暴政的可能,因为多数的人并不是都智慧的,多数人可能会被部分野心分子或者煽动分子的舆论所影响,因此苏格拉底批评的弊端不无道理.

最后,来谈谈二者的冲突,这里引用何怀宏的话说:“哲学,确切地说是苏格拉底反省的哲学与雅典的制度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也意味着哲学与行动、彻底与妥协、完善与缺陷这样一系列的冲突.哲学要反省,就意味着它对任何东西都要检查,‘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同样,未经反省的政治也不是有价值的政治.政治往往需要一些紧急的行动以解决一些迫切的问题,哲学往往要求彻底和单纯,而政治却往往要求妥协和混合,哲学通常渴望‘至善’,而政治通常满足于‘不坏’,哲学总是要求完美,而政治总是包含缺陷.这也许是因为哲学是个人的事,而政治是众人的事,所谓众口难调,它就必须要有妥协,必然存在缺陷,尤其是一种小城邦的、没有什么距离的、直接的政治就更不容有多少个人的反省的空间.哲学作为一种智慧可能是人类最好的创造,而这种‘最好的创造’却可能成为‘好的创造’――政治的创造的敌人.再好的社会,再好的政治比起个人来可能还是不够好,达不到极其优秀的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5]因此,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是哲学的代言人,而雅典制度则是政治的最完美产物.因此,苏格拉底追求理想国,追求至善的生活,追求有智慧的人掌管国家事务；而雅典政治则追求现实的国度,追求各个人各司其职,追求法律超越人治来规定一切城邦事务.他们二者从出发点便左右分叉,在发展路途中更难以有交叉,因此矛盾不可调和,一触即发.

但是明明知道这些问题的苏格拉底,作为雅典城邦的“牛虻”,运用“辩证法”或者对话在集市、街道和走廊上“叮咬”那些自以为是的城邦公民,循循善诱,“助产”他们的思想升华,但同时自己就置于危险之中了.从这些角度讲,是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必然导致苏格拉底的死亡.

三、因灵魂而永生

在生死交叉路口,苏格拉底是一个毅然决然之人,他成功撕开“死亡”的神秘面纱.其实,当时在雅典,判处死刑并非一定结局就是死亡.他们至少还有三条生路：缴纳罚金赎罪,请求陪审团宽恕以及自请流放.

显然,苏格拉底不选择以钱财贿赂陪审团,但是请求陪审团宽恕的第二条他也不愿意做.这是因为苏格拉底不希望自己像其他犯人拉着亲戚惧怕死亡,听到死亡一词便面露难色、哭喊求救、呼天抢地,甚至磕头如捣蒜,眼泪鼻涕流成河.这对于苏格拉底而言是何等的丑态百出,何等的侮辱自尊.因此苏格拉底做出决定,拒绝从陪审员们的裤裆下爬过去：“我绝不后悔自己的申辩方式.与其苟活,我宁愿死于这种申辩.法庭如同战场,你我都不应费尽心机逃避死亡.”他宁愿与抗争也不愿意堕落在“非正义”的众人手中.最后,苏格拉底同样根本没考虑第三条生路：自请流放.因为,他从没想过离开雅典.

但是,除了这三条生路,还有一条险棋可以给予你生机：那便是逃狱.因为当时雅典监狱十分腐败,花钱贿赂,死刑犯便可以逃走.当时很多伟人都逃走了.例如,伯里克利特的老师兼密友、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被雅典法庭起诉,已经在死亡的边缘,伯里克利特就暗中花钱安排他越狱离开雅典.还有当时名气比苏格拉底大得多的普罗泰戈拉也乘船逃走了,可惜天公不作美,遇上了触礁,极有可能在海底身亡,不过这是后话.面临这样的生死选择,苏格拉底从未想过逃跑,因为他不畏惧死亡,甚至视之为幸福的事情,还记得他待在狱中一个月,每天都有朋友和学生来探望.他们经常与苏格拉底谈着谈着就忍不住哭泣起来,因为不久他就要死了,这时,苏格拉底却安慰他们：“你们认为死亡很可怕吗?”于是别人请教：“什么是死亡?你为什么不怕死?”苏格拉底回答：“死亡只有两种情况：第一,死亡就好象是无梦的安眠,而这是求之不得的!第二,死亡是前往一个过去的人所去的世界,所以我死后去到这个世界,可以同很多贤哲见面,这很好啊!”[3]

苏格拉底对死亡的从容并非来自对“天堂”的迷信,而是来自苏格拉底的坚定信仰,他认为死亡无非就是肉体与灵魂脱离之后所处的分离状态和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之后所处的分离状态.即使受到多数人的职责被判处死刑时,苏格拉底依然淡然处之,因为他有一个永恒的信念,便是灵魂不朽,灵魂因摆脱而完善,因拥有真理而不朽,这样的灵魂在人死后就能达到自由自在的永生世界.

因此,苏格拉底的死非但不是一个休止符,而正是奏响了死与永生的乐章,他留下来沉重的问号真正开启了西方哲学史.最后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在结束时留下的一句发人深省却又寄予期望的话来结束本文：“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知道”.[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