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内部”中存在的知识困境

文学的“内部研究”源于西方,且现今文学领域大规模的“内部研究”已经成为过往,但是“它们作为一种具有共同趋向的文本主义文论思潮,为各自国家文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我国文学的“内部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从其在我国发展以来就显现出一系列瞩目的成就.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成就背后仍然隐藏着问题.中国学者在文学的“内部研究”方面仍然存在困境,至今尚未解决.从中国学者的知识结构构成角度来剖析,造成其研究面临困境的原因包含了以下两点：一是中国学者所受的西学熏陶不足,西方哲学底蕴匮乏；二是中国学者的语言学瓶颈.

从西方文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发展变化基本上是以西方哲学的发展变化为基础和依据的,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发展变化是西方文论研究的发展变化的思想先锋.20世纪以来,文学“内部研究”的各派文论和批判论多取材于西方哲学流派.由于当时哲学流派的多样性,因此文学“内部研究”各派文论的哲学背景也显得异常复杂.

以俄国形式主义为例.一方面,其代表人物毫无顾忌地指出它明显受到了康德哲学及美学的影响.日尔蒙斯基在《论“形式化方法”问题》一文中曾这样说：“康德的美学公式是众所周知的：‘美是那种不依赖于概念而令人愉快的东西.’在这句话中表达了形式主义学说关于艺术的看法.”此外,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和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本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俄国形式主义主张注重文学审美的“反常”（反常即陌生）,从审美的感觉经验出发来理解文学的本质,这就透露了清晰的经验主义哲学意味；另一方面,从批评论角度来看,俄国形式主义还受到了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对文学“内部研究”的强调：“我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如果用工厂方面的情况来做比喻,那么,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棉纱市场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纱的只数和纺织方法.”还有一点,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现象学对俄国形式主义有某些影响.正如胡塞尔‘括起’真实对象以便注意认知对象的活动一样,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说,诗也‘括起’真实对象从而把注意集中于感知对象”.

在西方,如同上文中所例证的俄国形式主义那样,从事文学“内部研究”的各流派文学理论都是基于西方各种哲学思想所派生的方法论的.倘若缺乏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学习研究,甚至是浅层次的了解,洞悉西方现代各派文论的内在哲学逻辑也就无从谈起,文学“内部研究”出现学术困境也就难以避免.然而,中国新时代从事文学“内部研究”的学者们恰恰问题就出在此.究其原因,造成此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从事文学“内部研究”学者的知识结构和教育背景是导致此问题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国内从事此领域研究的学者大多出身于中文系,只有极少数的相关学者有哲学教育背景.大多数学者都属于“知青一代”,他们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期,在国内完成人生主要阶段的学习,外语水平不高,弄清一本外文原著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讲显得非常困难,因此一手研究资料也很难获得.此外呢,他们在学习期间也很少接触过系统的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教育,偶尔地学到或者听到的也是零散,理论知识不具备系统性,更谈不上将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原理和思想运用到其文学“内部研究”之中.

第二,从事文学“内部研究”的学者最主要的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由于各种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得到了深入发展,其理论也被广泛应用于教育之中,培养的人才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单一哲学思维,而这种单一的哲学思维和审美对文学观念的丰富性、切入问题方法的独特性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其实,据调查,西方现代哲学的各派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曾被大规模地译介进来,为我国的文学“内部研究”提供了多样的方法论参照.然而,由于译者的水平良莠不齐,对简单概念的翻译都有很大的差别,更不用说译文中要体现的西方现代哲学的思辨性和抽象性.这样以来,从事文学“内部研究”的学者们在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方面就无从下手,培养研究者的西方现代哲学知识的深厚底蕴也就无从谈起,进而导致了从事文学“内部研究”的学者们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以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为依托,语言学对各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艺术学科带来了重大影响,逐渐发展成为20世纪的一门显学.语言学的发展是西方文学“内部研究”发展的最直接的推动因素,并不断地催生了文学“内部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热点.其中,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开创的语言学对20世纪西方文学“内部研究”领域影响最为重大,其开创的语言学实属一种形式主义的语言学,强调在既定的语言符号系统中探究语言符号之间的联系.此学派的很多观点对文学“内部研究”带来了具有开启性意义的研究支点,比如语言是一个怎样的符号系统,能指与所指分别于何,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的分别怎样等,这些研究支点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新批判派等提供了广泛的理论基础.

俄国形式主义首先受到了索绪尔语言学观点的影响,如“结构地”研究文学本文,悬置语言的所指而关注符号本身的能指,提倡语言的隐喻和换喻等.具体来讲,一方面,俄国形式主义将语言作为文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既注意到了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的区别所在,同时还认识到不同文学文本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俄国形式主义还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强调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之间的重要差异.

结构主义文论的核心在于它确立了语言分析方法在文化领域的运用,极大地推动了西方“语言论”转向.“结构主义产生于语言学,而在文学中,它找到了一个产生于语言的对象.”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家的共同点在于：利用语言分析模式,构建自身的批评理论体系,将其运用到自己有兴趣的评判领域.他们认为文本是语言符号的结构,这就使得文学研究有了一个源于语言学的科学基础.结构主义的灵魂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每一事物加以再理解.毋庸置疑,结构主义文论和哲学若失去了现代语言学这一理论武器,就难以起源、难以发展.

接下来,我们看新批评派中的语言学问题.新批评派代表人物瑞恰兹指出"坚决使新批评转向语言问题,转向语言在诗歌中的意义和功用".同样,沃伦也以语言学为辅助讨论他的"张力诗学",认为张力存在于诗歌韵律和语言韵律之间,存在于韵律的刻板性和语言的随意性之间.此外,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如韦勒克、燕卜荪等也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语言学是文学“内部研究”不可跨越的关键环节,这是由语言符号的特质所决定的.但是,我国自古以来就强调得兔忘蹄、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当前,大部分从事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对语言学的研究多为了满足审美需要,而非自身研究逻辑发展的需要.所以,源于文学文本的语言学研究在中国来讲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存在的.还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语言学对当代文学“内部研究”影响甚微.综上,语言学成为中国文学“内部研究”学者在接受西方文学“内部研究”理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瓶颈.

总之,中国文学“内部研究”学者的西学背景薄弱、西方现代哲学底蕴匮乏以及语言学的瓶颈酿成了当前国内文学“内部研究”的知识困境!

（作者简介：尹领巧,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