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危机”映射下的大学困境

［摘 要 ］美国政治哲学家艾伦布鲁姆的《闭塞的美国心灵》是一部从哲学角度反思现代大学危机的重要著作.理解布鲁姆的教育哲学,必须从他与施特劳斯学派的广泛联结中去分析其自由教育观形成的思想渊源.施特劳斯学派反对自由主义者或“左翼”学人对现代性危机的分析,主张从西方古典思想,特别是他所谓的“柏拉图―法拉比―迈蒙尼德政治哲学”来批判现代性.布鲁姆运用这种超越自由主义的视角来观察和反思自由教育面临的困境,在《闭塞的美国心灵》中深刻剖析了美国大学教育存在的危机.他断定,由德国相对价值论引发的美国虚无主义的泛滥是导致美国社会从“开放”走向“封闭”的真正思想根源.现代大学面临的这种危机突显了重整自由人文教育的紧迫性.他主张大学要充分认识伟大经典著作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主动承担组织通识课程的责任,积极倡导精英教育.

［关 键 词 ］艾伦布鲁姆；现代性危机；大学理念；自由教育, 教育哲学

一、导言

1987年,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出版的教育哲学著作――《闭塞的美国心灵》,(以下简称《闭塞》,或译《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创造了20世纪出版史上的奇迹,因为该书精装版在第一年的销量就高达50万册.这种结果出人意料,很难想象这样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会同时受到知识界和媒体界如此热捧.由于该书在巴黎和纽约两地的每周畅销书榜上位居榜首长达一年之久,所引发的各种评论更是充斥于美国所有的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因此,似乎整个美国学术界和知识界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中.布鲁姆本人也从一名普通的政治哲学教授跃升为一颗耀眼的学术明星.有学者评论指出： “布鲁姆的最大的贡献在于挑起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文化战争等他的《闭塞》已然成为众多有关文化论战的著作和文章中经典性的参考文献.”

《闭塞》之所以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与本书涉及的主题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该书不仅是一本关于制度危机的政治学著作,更主要是一本关于大学教育问题的教育学著作.尤其是书中所提出的具有争议性和挑衅性的观点,即“20世纪后期美国社会一向追捧的所谓心灵开放和包容性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闭塞”,直接刺激了美国知识界和学术界的神经,自然会引发褒贬不一的评论.称赞者认为,此书“是一本令人着迷、具有启发性的著作,值得每一位对自己职业的性质和目的关心的大学教师阅读”封底.批评者则认为,此书不过是一本“观点陈旧的哲学著作”,作者“更多关心的是其自身僵化的哲学观念,而非社会”.

我国教育学界对布鲁姆及其著作的介绍,最早可追溯到1995年在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次教育与社会进步中外学者研讨会”上日本学者立川明的一篇题为《现代社会的大学：艾伦布鲁姆的解释》的文章.由于当时作者只是将《闭塞》一书作为“一本综合的大学编年史”或“思想史”加以介绍,因而并没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近几年,伴随国内学术界对新保守主义学说、施特劳斯学派以及美国自由教育等问题研究和探讨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高等教育大发展之后矛盾的凸显,国内一些学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书中批判的一些美国社会文化现象,正以令人惊异的方式在中国重现”.由此,布鲁姆及其著作也开始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相关的评价性文章也不断面世.然而,在为数极少的先行文献中,我国学者多半单纯强调布鲁姆对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批判,而不是从他与施特劳斯学派的广泛联结中去分析其自由教育观形成的思想渊源,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框定和限制了对布鲁姆大学教育理念的理解.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试图从概述施特劳斯学派的核心思想及其与布鲁姆哲学思想上的内在联系入手,通过揭示布鲁姆在观察美国大学现状时所熟练运用的现代性危机范式,综合呈现他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批判和未来设想.

二、源于施特劳斯学派“现代性危机论”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西方政治学界比较迫切的任务就是对德国纳粹上台和法西斯主义横行这一现象进行哲学上的反思和清算,以促进西方自由和社会的发展.在这种反思和疗救过程中,美国政治学界形成了两个观点对立的流派：保守主义派和自由主义派.前者肯定罗斯福新政,鼓励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但强调国家在文化道德领域保持克制；后者则主张在经济上恢复市场主导地位,强调自由放任,反对国家直接干预,但在道德文化领域反对平等主义在社会的泛滥,主张承认个人在能力、种族、性别等方面的差异.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界又出现了一种与这两种派别截然不同的新保守主义学派,即著名的“施特劳斯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教授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布鲁姆.作为新保守主义自由教育派的代表人物,施特劳斯一贯以研读经典的方法推行其自由教育的理念,他之所以如此,源于其有关“现代性危机”的哲学观点.施特劳斯认为,无论是各种各样的当代自由主义者,还是各种各样的当代“左翼”学者,说到底都归属同一阵营,即他们都是坚信现代必然胜于古代而未来必然胜于现在的“现代人”或“进步人”.施特劳斯将其称为所谓“现代的高级祭司”(the official high priests of democracy).在他看来,这些人不可能真正切入最重大的时代主题,即“现代性的危机”和“西方文明的危机”.因此,施特劳斯认为,要全面批判审视西方的现代性,必须首先获得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a horizon beyond liberali）,而不是从西方现代性的方向上来批判现代性.在他看来,这个所谓超越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的视野就是西方古典思想,特别是他所谓的“柏拉图―法拉比―迈蒙尼德政治哲学”的视野或理念.

布鲁姆学术观点深受施特劳斯“现代性的危机”哲学思想的影响.如他自己承认： “没有施特劳斯的帮助,像我这样一个美国中部的男孩,无论如何也不能有那样的深邃哲学思考.”参见http：//en.省略/wiki/Allan_Bloom.事实的确如此,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他最先师承古典主义哲学家大卫格瑞恩(Did Grene)教授,很快又转到新保守主义大师施特劳斯的门下.施特劳斯将布鲁姆视为“充满和幽默感,潜心研习古典,但没有确定职业目标的学生”.有文献表明,施特劳斯的治学方式、思维逻辑、观点立场深深地影响了布鲁姆.例如,施特劳斯认为最重大的时代问题是“现代性的危机”和“西方文明的危机”,所以必须从西方古典的视野来全面批判审视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两者在他那里往往作同义词用).作为施特劳斯最著名的弟子,布鲁姆秉承了施特劳斯学派的思想衣钵和研究风格.他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范围的哲学诉求,他对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等哲学先哲们的乞灵,远超过对我们同时代人的恳求.”.有学者认为,布鲁姆学术思想沿袭其师的思想进路, 体现出施特劳斯学派的典型特征.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布鲁姆的学术思想是继承多于创新,并未超越自己的老师,他只是通过撰写《闭塞》完成对其师的学术思想的通俗性阐释.如美国学者唐豪瑟指出的： “施特劳斯培育了施特劳斯学派,而布鲁姆甚至从来没有试图培育布鲁姆学派.”

两人学术思想上的相似性使布鲁姆被看做是施特劳斯学派麾下最有才华的干将,名副其实的第二代掌门人.尽管布鲁姆本人一再辩解： “人们总是想硬塞给我一些不属于我的东西,好更容易把我归类和打倒.首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无论新的或旧的.我说这个并不是要在保守主义已经不讨好的时候来拍非保守主义者的马屁.保守主义是一种可敬的态度,为了坚持和忠于在大学已经不再那么受欢迎的东西,它的拥护者通常不得不在人格上保持坚定.可惜,我不是那样的人.”但学术界和媒体还是将他视为新保守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美国知识界的众矢之的,甚至头号公敌,“B杀手集团”的成员(the killer Bs)自由派人士对布鲁姆、索尔贝娄(Saul Bellow)和贝奈特(W.J.Bent)的合称,因三人姓氏都以B开头.以及“里根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知识界的代言人和最凶恶打手”,其著作也被看成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文化纲领等几十年来第一部详细阐释保守主义的教育宣言书”.显而易见,布鲁姆无论如何也与施特劳斯及其新保守主义学派脱不了干系.正如唐豪瑟在纪念性文章《追忆艾伦布鲁姆》一文中指出,施特劳斯“是我们智识上甚至我们道德上的宇宙的核心”,尽管施特劳斯已逝去,但“施特劳斯的遗产还继续存在着,没有谁比阿兰布鲁姆为保护它做得更得力了”.

三、从德国的相对价值论到美国的虚无主义

高等教育的危机是自由主义哲学危机,也就是现代性的危机.施特劳斯及其追随者们常引用柏拉图的名言“教育在其最高的意义上而言就是哲学”来为其从对现代性的批判转向对教育的批判提供依据.因此,布鲁姆在《闭塞》中提出的基本命题判定就是：由德国相对价值论引发的美国虚无主义的泛滥是导致美国社会从“开放”走向“封闭”的真正思想根源.

首先,布鲁姆将批判的笔锋直接指向德国的相对主义价值观.在《闭塞》中,布鲁姆极力试图说明,源于德国现代哲学的相对价值论或价值相对主义(relativist value),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美国虚无主义,是造成美国大学生道德和精神危机的罪魁祸首.他指出,源于德国的哲学(特别是尼采和海德格尔哲学)在本质上与西方的传统哲学完全不同.在这种哲学中,“真理被看成是相对的,任何事情都不存在对错之分”.这是典型的价值相对主义哲学观.在美国,这种相对主义的价值观主要表现为对其他不同文化所显示出的毫无原则的“忍受性”(tolerance)和“开放性”(openness),其后果是导致美国大学生误将多元化、自我中心、性解放、离婚、爱欲等等作为一种时髦的美德和“唯一的美德”.而在布鲁姆看来,美国高等院校始终致力培养学生拥有的这种美德,实际上是心灵上的闭塞性和空泛性.它不仅集中反映了当代大学生精神和道德危机状况,更主要地也暴露出美国大学教育自身的问题和潜在危机.布鲁姆认为,当相对主义被当做开放的必要条件,成为美国自由社会的传统基石――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的现代替代品,并成为一种道德要求和自由社会存在的条件时,它将阻止人们检视自己的偏见.因此,在布鲁姆看来,相对主义价值观给现代人带来了一种自由的苍白感和道德的无力感,现在已被认为具有重大思想缺陷,是一种精神和道德的退化.这种价值的相对主义一旦泛滥就势必造成新的分裂,同时也会抑制人们探索优秀生活的真正原动力,失去努力获得多样的,并造成陶醉于自身生活样式的自足性,使人们走向封闭.他认为,历史上的开放性曾经“是一种美德,允许人们用理性去寻找善”,但现在却意味着“接受一切事物,否定理性的力量”.这样的开放性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最初意义,本身也变得毫无意义.

其次,布鲁姆试图从哲学思想的演变,尤其当代哲学思潮中寻找美国社会和大学危机的文化基因.他认为,自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始终致力于表象与真实、真理与虚检测、善行与罪恶之间的区分,但到了当代尼采的价值相对主义哲学出现之后,上述对立物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布鲁姆认为,尼采在《查拉图斯》(Zarathustra)一书中提出的“上帝已经死了”和“重估一切价值”等一些充满价值相对主义的命题,本身就是告诫人们,“理性是无力的”,而“虚无主义拥有快乐的结局”.这些命题从根本上否认了历史的传统和思想的理性,最终表现为文化上的多元主义.研究表明,尼采哲学不仅排斥有神论,而且也拒绝哲学,尤其是理性本身,其攻击的真正目标就是现度,让现代美国青年放弃西方传统,其最大的危害就是让学生丧失价值判断的理性、客观的任何标准,即在“好”与“坏”之间已经不存在客观的差异性.这样一来,伟大的历史人物在青年学生的心目中都是零,相对主义使他们拒绝对经典高雅文化(high culture)表示出虚伪的谦虚.

最后,他批评道,与德国哲学相联系的美国的虚无主义正在腐蚀着人性和理性的哲学权威性,美国大学中的社会科学几乎被源于尼采哲学思想的弗洛伊德、韦伯理论所主导,并对美国青年一代产生精神和道德上的深刻影响.事实上,美国大学生心目中已经没有伟大的人物、高雅的文化,没有了追求榜样和高尚情操的渴望,理想教育失去了目标和动力,摇滚乐成为他们表达诉求的唯一方式.因此,他得出结论,大学危机的本质“不是社会、政治、心理或者经济意义上的危机,而是哲学意义上的危机”.

四、自由教育的困境与大学未来的使命

像自己的导师施特劳斯一样,布鲁姆始终将大学教育尤其大学理念和使命等问题作为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领域.事实上,他心里早已对教育的性质有了确定不移的信念.有文献记载,早在20世纪60年代,当布鲁姆目睹了由越战引发的“学生运动”之后,心里就开始萌生“大学危机意识”,并思考如何解决危机的途径.其最有力的佐证是《论自由教育危机》一文的发表,在文中,布鲁姆毫不掩饰地表示出自己对美国高等教育面临危机的担忧.他指出： “对战后美国的学术生活产生最大影响的两件事： 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我们校园已经出现的骚乱或产生骚乱的威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美国自由教育的危机性.”这两个事件所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美国人开始无端地认定美国科技能力落后于苏联；另一方面,也彻底击碎了美国人所认定的“现代科学只能繁荣在制中这个神话”.布鲁姆指出,正是这两个事件的发生改变了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那种“由个人的‘自我实现’及学术上的平等主义这些概念所主导的自在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技术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专业教育占据了大学的主导地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其一,规模的急剧扩张使美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模式变成了大众模式,巨型大学的专业教育取代了传统大学的人文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主宰；其二,高等教育价值和办学模式的转换是造成大学教育危机的直接原因.在另一篇批判性的文章《大学的失败》中,布鲁姆也表示出同样的担忧.他认为,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少数学生精英们对西方文化传统的轻视随处可见,文化虚无主义倾向普遍存在.而这些恰恰是美国大学“失败”的原因,是美国大学危机的根源所在.布鲁姆的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后,很快受到一些人的褒奖.例如布鲁姆的芝加哥大学同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就予以极大支持,他鼓励布鲁姆在原来文章的基础上将之扩充为一本“与自己所经历生活”有关的著作,并愿意为之作序参见http：//en.省略/wiki/Allan_Bloom.

在《闭塞》中,除了探讨大学生的哲学观和道德状况之外,布鲁姆不断提到的就是自由教育问题.显然,他把自由教育看做是高等教育的全部,是实现自由尤其是心灵自由和解放的有效工具.布鲁姆认为,在社会中,大学的基本职能和目标就是教导学生对永恒知识和不变原则进行追求,不仅鼓励他们去探索这些知识和原则的意义,而且还要帮助他们形成特殊社会环境下的美德.他批评美国大学“从来就没有很好地发挥这样的作用”,而且“实际上,现在它们已经不再尝试发挥这样的作用”.他指出,美国大学生精神和道德上出现的问题足以说明,是大学尤其是少数精英研究型大学及其教育特别是自由教育出现了问题,即它们没有能够提供良好的“将人培养成为人”的场所和教育内容,最终导致人们对知识整体把握和思考人类重大问题能力的退化.

面对支离破碎的自由教育,布鲁姆提出重整通识教育的呼唤.他认为,为了社会,美国大学必须通过自身改造和必要的课程建设,通过重新强化自由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及恢复大学的“名著课程”(great books)和“文化的权威性”(cultural authority)等方式,化解美国大学教育的危机.对此,他认为首先要充分认识伟大经典著作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恢复经典著作教育.因为名著教育传统是解决现代大众文化理性和精神颓废问题所必需的平衡物.在他看来,“名著课程”传统不丢失,制度就不会消失.他指出： “唯一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就是那个几乎普遍为人们所拒斥的方法,即阅览《经典名著丛书》的方法.”学习名著丛书的意义在于： “人们会认识到,经典著作――对于我们这些不熟谙历史之辈极为重要；熟悉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只要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在最低限度上,熟悉各种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模式；还有,或许是最为重要的,在人们共有的体验和思想基础之上,建立和这些思想之间的友好联系.”

其次,大学必须主动承担组织通识课程的责任.他批评许多大学检测借自由的名义允许学生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事实上,这是大学的一种失责,是对教育功能的放弃,是在有关学生应该学些什么东西的决定上的逃避.他认为： “除非大学鼓励和重视那些重要却被忽视的东西,否则这些东西就不会被保存下来,就不会引起学生的注意.大学要对塑造学生的气氛负责,在什么应该或不应该是那种气氛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上不做决定,实际上是决定让社会上的流行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来支配大学.大学不应该强加给学生某种单一的研究课程或生活方式,但它必须保证不同的、严肃的替代方案可以在其中找到位置.”

最后,大学本质上应倡导精英教育.按照布鲁姆的看法,大学的真正使命并非传播各种专业知识,而是培养那些具有更高智慧的人,这就需要大学确立多数人不可能达到的成就标准.因此,无论愿意与否,大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贵族制的.在接受大学教育的人群之中,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而人文教育就是专为这些人而存在的.在他看来,这些人“将成为以最崇高的方式发挥人类能力的典范,他们将主要因其所是而非因其所为泽被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他们的存在(也许还应该加上没有他们得到的尊重),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它多么富裕和舒适, 也不论它在技术上多么发达或者情感上多么细腻――都没有资格被冠以文明之名”.

五、结论

《闭塞》是一部具有一定内在逻辑性的学术著作.纵观全书,作者从讨论“大学生”开始又结束于“大学”,并在扉页写上把此书“献给我的学生”.这些都足以说明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政治哲学著作,不如说是一本教育哲学和大学思想史著作.从风格上看,《闭塞》整篇悲观主义色彩浓重,正如布鲁姆在该书的副标题《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的失败,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据说《闭塞》一书的主标题是出版社出于营销策略而强行加上的,布鲁姆本人并不喜欢,而他喜欢的原稿这个又长又晦涩的标题不得不变成了副标题.中所采取的极端性表述,其背后潜台词隐喻了布鲁姆对西方文化危机特别是由文化危机而引发的大学教育(本质上是自由教育)危机的担忧.他批判当代美国大学没有很好履行为优秀大学生们提供良好大学教育的责任,相反却败坏了和空泛了学生的心灵.《闭塞》所采用的表达方式是极端的、批判式的.尽管如此,《闭塞》的语言风格晦涩却简洁,犀利而准确,理性但生动,的确是一部让人爱不释手的好书.难怪布鲁姆的反对者,著名的自由派政治教授巴伯(B.Barber)都不得不赞叹道： “《闭塞》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封底.

从积极方面看,布鲁姆对高等教育的担忧和批判无疑为我们这个时代和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警示.首先,它让我们意识到,当不同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都朝着大众化、普及化一路高歌猛进时,也极容易加剧某种忽视大学思想和精神等问题的危险.当人们为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地位沾沾自喜时,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大学的精神和传统正在渐渐远去.无论是义无反顾,还是无可奈何,大学都正处于某种趋同化、同质化的危险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布鲁姆对古典自由教育的坚守和弘扬就显得难能可贵,虽然看起来有点“堂吉诃德式”的风格,但其思想桀骜不驯、不与众同,让我们得以重思人类来时的路,而不是轻信所谓的未来.布鲁姆所倡导的“回到传统、阅读经典”运动,对于推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消极方面看,布鲁姆对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激进而充满歧义的表达或许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教育及其知识生产的模式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洪堡时代的传统理想和模式不可复制,也没有必要复制.尽管自由主义和现代性开辟的道路或许是一条不归之路,但表象背后的存在是否真实,尚需更加深刻的洞察和系统表达予以阐释性的证明.因为自由主义和现代性将全世界带入增长、繁荣与稳定的图景,在历史地同时也现实地展开着.自由主义和现代性带来的核心价值如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从未像今天一样被人们所看重.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成果覆盖着世界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人.这种“进步”的观念虽被布鲁姆及其追随者们反对,但却同时让他们所有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