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任继愈先生

任继愈先生是我的老师,从1946年秋季我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到2009年7月11日任先生辞世,在这六十多年的光阴中,他给了我许多教诲和指点,是我最敬重的老师.

今年11月下旬,我收到任继愈研究会2013年学术年会的邀请函,这是我期待已久之事,因为我此前没有参加过关于纪念任先生的学术研讨会.今天我想以《深切怀念任继愈先生》为题,谈谈任先生对《老子》之书的研究.

2008年冬季,任先生给我来,要我做些准备,于2009年元旦到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上谈谈学术问题.我准备的讲题是《读任继愈先生〈老子绎读〉》.

为什么我要介绍任先生的《老子绎读》呢?第一,《老子绎读》是任先生于90岁高龄时写作出版的著作,其中凝聚了他长期研究的经验.第二,《老子绎读》一书体现了经典文献的精深研究与雅俗共赏的结合,这对于我国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一种范本.第三,在人文学术研究中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老子绎读》一书有若干可供借鉴之处.

任先生对《老子》的研究,跨越了两个世纪.从20世纪50年始,他为了教学方便（给来自东欧保加利亚的留学生授课）,开始将《老子》书译成现代汉语,并作出解读,称为《老子今译》.后来有所修订,名《老子新译》,这两种今译本都公开出版过,根据魏人王弼的注本,即《老子》通行本而做的.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发现了大量帛书,经过考订,其中有《老子》甲、乙本,这是西汉时期的《老子》书.将帛书本与通行本《老子》互相对照比较,有助于加深对《老子》书的理解.为此,任先生又作了《老子全译》.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老子》甲、乙、丙本,这是战国时期的《老子》书.任先生以《老子》通行本为底本,参照出土的竹简本,对《老子》进行了第四次今译（包含对不同古本研究的成果）,名之《老子绎读》,2006年12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任先生在《老子绎读·后记》中对此书名做了说明：“‘绎’,有阐发、注解、引申的涵义,每一次关于《老子》的翻译都伴着我的理解和阐释,因此,这第四次译《老子》称《老子绎读》.”[1]多次修订译注《老子》,反映了任先生的严谨治学精神.

任先生在《老子绎读》中对老子思想的来源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是继承荆楚文化的特点,贵淳朴自然,反雕琢文饰；二是吸取古代文化遗产,总结前人经验,老子在东周做过管理王室图书的工作,便于他接受并审视以前的文化成果；三是来源于社会现实,老子是春秋末期人,亲眼看到春秋时期社会的混乱、旧礼制的崩溃和仁义口号的虚伪性,思考怎样才能拯救时弊.

任继愈先生对老子的研究,紧密联系春秋末期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发掘、揭示社会史与哲学史以及思想史的内在联系,这是任继愈先生学术研究中的显著特点.他力求把中国社会史与中国哲学史联系起来,以便找出中国哲学史演变发展的原因.关于秦汉以前中国古代社会,任先生没有精力与时间进行深入地研究,但是从秦汉时起至隋唐时期,任先生凭借多年的研究和学术积累,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并用他自己的语言来加以叙述.这个方面,我曾经在《任继愈先生的学术研究》一文引述材料加以说明,今天限于时间,就不引证了.

任先生更加重视对老子哲学思想的提炼和阐述.他指出：“哲学包罗万象,哲学理论是高度抽象思维的精神产品,好像与现实生活不那么密切,但是越是高度抽象的哲学,它的根基却深深地扎在中华大地的泥土之中.”

中国古代哲学家（含老子）在表述自己哲学观点的时候,既有深刻的哲学理念分析,又从生活中举出实例加以说明,体现出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真”与“美”的结合.请看任继愈先生在《老子绎读》中对老子“上善若水”的解说和今译：

“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用不争达到争的目的,和上章的思想方法是一致的,思维方式也是相同的.老子多以水为喻,就近取譬,与北方邹鲁各流派不同.”

“最高尚的善像水那样,

水善于帮助万物而不与争利；

它停留在众人所不喜欢的地方,

所以最接近‘道’.

居住要（像水那样）安于卑下,

存心要（像水那样）深沉,

交友要（像水那样）相亲,

言语要（像水那样）诚实,

为政要（像水那样）有条有理,

办事要（像水那样）无所不能,

行为要（像水那样）待机而动.

正因他（像水那样）与万物无争,

所以才不犯过失.”[1]

还要提到,任先生《老子绎读》在研究方法论上给我们以启示.他在该书“附录”中反思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学者关于老子哲学观的争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由任先生主编、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认为老子是中国第一位唯物主义者.1973年仍然由任先生主编、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这是四卷本的缩写本）,则认为老子属于唯心主义者.任先生在《老子绎读·附录》中说：“这好像攻一个坚城,从正面攻,背面攻.都没有攻下来.这就迫使我停下来考虑这个方法对不对.等我重新检查了关于老子辩论的文章,实际上是检查自己,如果双方的论点都错了,首先是我自己的方法错了.”

这种认真的学术反思精神,表现出一位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学术大家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任先生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研究实践中怎样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社会存在对于该社会上层建筑的“决定”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特别是上层建筑中具有理论思维的部分,并不是社会存在直接决定,而是由政治、法律制度等中间环节曲折地加以反映的结果.因而对于上层建筑中的哲学思维的分析,需要研究者付出更多的精力,并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由此出发,我们从中国哲学史中可以看到古代的一些思想家们,他们的哲学思想很难归为哪一个阶级、阶层的专利品.他们的思想经过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作用的过滤,成为中华民族生衍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思维体系,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了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只有从中华民族的高度才能看到,“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2]

任先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一文中说：“‘多民族统一大国,是两千年来的国情.这个国情显示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生活准则、宗教信仰、规范、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决定着中国哲学的全部内容.”[3]并进一步得出这样的论断：“观察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哲学,都不能不以这个国情为出发点,又落脚到这个出发点.中国哲学必然带有中国的民族时代、历史文化特点,反映它的祈向和理想.”[3]

对于丰厚的、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文化,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需要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从而揭示其特点和独特性.此外,还要向世界阐明：中国古代有深厚的哲学理论思维,这是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文化进行唯物史观的研究,就是要对具体的历史文化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这也许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

任继愈先生等前辈学人已经在这些问题上进行了深入地反思,我们在前辈学人的研究基础上应当有所前进,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