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主体”

“主体性”概念是李泽厚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的哲学命题,但它风靡文坛却是通過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并且由此引发了我国十余年关于主体性的激烈论争.可以说,李泽厚是刘再复主体性思想的参照系,刘再复从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

一、启发与同构：从哲学到文学

刘再复在与李泽厚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序中说道：“等我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形成的.当我读到他的《康德主体性哲学论纲》之后,我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并隐约地感到,我将要在文学理论领域中进行一次颠覆性和建设性的变革,令机械反映论作雾散雪崩,而《论纲》就是我的起始之点.”其《性格组合论》可以看作他受李泽厚的启发在文学领域变革的起点,刘再复在这本书中宣称：“我以我的努力,为恢复人在文学中的主体性地位而努力.”

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主要是研究作者笔下的人物如何体现人应有的特征,即主要从性格的结构形态及机制方面论述对象的主体性问题.《性格组合论》中的核心概念——性格的二重组合,具有两极性、整体性及深层性的特征.与性格的二重性相对应,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中问题的阐释基础皆为两级型的二重范畴,此两级的关系也表现为对立统一的联系：如在分析性格二重组合過程中,这对范畴的具体形态表现为单一的无序平衡态与多种多样的有序非平衡态；在分析性格组合的若干结构类型中,则表现为善与恶、悲与喜、崇高与滑稽等二元对立范畴；在探究性格二重组合的哲学依据时,表现为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在分析性格二重组合的心理机制时,则表现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冲突,即灵与肉的冲突.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从结构形态及机制方面研究问题以及以两级范畴为理论起点的思考,实际上是一种相对静止与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仍然没有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与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理论形态有一定相似性.

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继承了康德哲学对人的心理能力一认识、、审美三大领域的划分,也把其主体性实践哲学分为智力、意志及审美结构三方面.李泽厚除了从康德那里继承了“结构主义”式的理论形式,还从康德那里继承了主客二分思想,具体表现为群体与个体,理性与感性等二元对立的范畴.李泽厚如何把主体性实践哲学体系中的智力、意志及审美方面相联系?首先是整体化.他从人类文化史角度,把认知、和审美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他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强调的是作为社会实践的历史总体的人类发展的具体行程.它是超生物族类的社会存在”.其次是动态化.李泽厚把“结构主义”式的静态成果放在历史的动态過程中,这集中体现在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实践及人化自然观点的继承,以及提出具有原创意义的积淀说.李泽厚在哲学和美学论著中反复强调的自然的人化的意思即马克思所强调人的实践主动改造自然、改变世界,从而使自然成为人的自然.积淀说试图从来源上来解释人的理性,这来源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实践,并且首先是使用一创造工具的实践.“所谓‘积淀’,正是指人类经過漫长的历史进程,才产生了人性——即人类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亦即从哲学讲的‘心理本体’.即‘人类（历史总体）的积淀为个体的,理性的积淀为感性的,社会的积淀为自然的,原来是动物性的感官人化了,自然的心理结构和素质化成为人类性的东西.”

李泽厚为弥合这一系列对立采用了人类学的历史解释,这种尝试无疑为刘再复在思维方式上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首先,刘再复也注意到了整体性问题.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要求性格的整体性.“这种性格的相对定向性、稳定性、一贯性,就是性格的一元化.我们所说的性格的二重组合,是一元化的二重组合.”性格二重组合中两种最普遍的状况是美恶并举与美丑泯绝,刘再复认为性格的美学运动是从美恶并举到美丑泯绝的动态過程,肯定性格二重组合的美学意义就是要反对人物形象的完美化,肯定美与丑的融合.“文学中的人物性格,只有当它是一元二重流动结构时,才是一种丰富而且完整的有机生命体.”可以看出,刘再复为了克服二重组合原理中二元对立的结构,把二重组合過程理解为一种动态的、辩证的组合過程.这种动态過程必然要寻找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他用阿恩海姆的同构对应效应解释了二重组合原理的内在动因,他认为阿恩海姆的同构对应“至少说明了一个心理事实,即人的内在心理对于具有同形同构的外在形象更容易产生相符感觉”,但是“過分强调大脑组织的天生定律所引起的自然操作作用,没有注意到人类社会漫长历史发展過程中所积淀的经验,这是片面的”.在这里,刘再复已经援引了李泽厚的积淀说.

这种理论结构上的同构性,让刘再复汲取李泽厚的思想时显得信手拈来.在说明人物形象因为性格二重性而富有感染性时,刘再复引用了李泽厚在《形象思维续谈》里关于典型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与情感意义的论述；在论述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的内在机制时,刘再复又引用了李泽厚关于典型的哲学范畴要从共性与个性进一步推向必然与偶然的范畴的观点来作为其哲学依据.

显然,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中不仅接受了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中整体性、动态過程与历史尺度的观点对其理论结构的启发,还吸收了李泽厚关于“形象思维”、“典型”、“美感二重矛盾”和“积淀”等理论观点,这一系列命题,也是李泽厚主体性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忧思与想象：八十年代的精神氛围

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能为刘再复的主体性思想提供强力的支撑,除了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与刘再复的理论起点有某种共通外,更为根本的是他们的主体精神明显地书写了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

刘再复对“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首肯,对人性复归的真切呼吁和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中以“人的活”为主线的共同性在于,其思考的动力都来源于对中国建国以来历史教训的反思.李泽厚的主体意识是对大跃进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对中“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及“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斗争哲学”“革命哲学”在理论高度上的反思.李泽厚首先针对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尤其是“”的精神浩劫提出了吃饭哲学.他在《人类起源提纲中》认为,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生存和生活区别于其他生物种族的主要特征,这也是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出发点“人活着”——人首先要生存,解决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的问题.这样就把我们過去政治化的人,变成了实践中的主体.这种实践主体,是把人作为目的和中心,是要人从工具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实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在刘再复这里,其主体性的针对性更为明显.刘再复在《再论文学主体性》中回首当初思索主体性问题时,谈到有如下四方面的学术动机：“一是对‘人等于人’（人等于人）公式的重新证明.二是对传统文化体系中消极部分的扬弃.三是对大陆流行的哲学所描述的心物二元对立的世界图示的怀疑.四是对当代流行于我国的文学理论框架的挑战.”刘再复认为把人变为革命的螺丝钉是在证明人等于物的公式,所以刘再复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中反复强调的是“不是把人看作物,看做政治或经济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也不是把人看做阶级链条中的任人揉捏的一环”.那么刘再复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中》是如何实现由历史性的思考到文学意义上的阐释?谈及对象的主体性,即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刘再复的目的正是要对抗典型论,即“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以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为根本任务的观点”.在论作家的主体性时,刘再复指出,如果作家的创作只是服从于功利主义原则,那么作家的主体性就会失落,进而批判了在文学理论中把共性解释为阶级性,把个性解释为阶级性的形象演绎的观点.在论及作家创作实践的一般特征时,他批判了把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等一切社会系统纳入政治的总系统中,从而让文学承担了過多的政治任务,抹煞了作家的美学追求的倾向.而在接受对象的主体性的实现中,刘再复强调的是彻底的人道主义、人性的复归,认为“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艺术接受者的审美主体性所以失落,这是因为主体本身的心理结构受到严重的破坏,变得畸形化、简单化和粗糙化.”

李泽厚和刘再复主体性思想中的这种现实精神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忧思,以及对自我的一种拷问,这种拷问让他们的主体性理论担负了反拨“”逆潮的任务.并且李泽厚和刘再复在八十年代提出的主体性思想配合了思想解放与现代化建设等政治意志,这种主体性是“实践”性质的,这“实践.”是改造世界的坚定决心和强力行动.所以这种主体性被赋予了强者的特质,表现出一种坚毅乐观的品格,这也符合了八十年代对主体性的特定想象.

刘再复认为新时期的文学对人的发现是“对强者本质的发现”.新时期文学的作家们“主要不是求诸社会,求诸他人,而是求诸‘己’,求诸自我”.这种“对强者本质的发现”,让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表现出超越的无限性.在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中,这种主体精神性中的强者本质表现为人的“活”,靠“检测善于物”而生存,顽强地活.“为此不容易‘活’而顽强地‘活着’和‘活下来’这一事实,即可构成活的意义等”.“活”的意义首先“便是挣扎、奋斗、斗争和这种奋力斗争的成果和胜利”,即终于活下来.其次是“人行键”——人类总体为“活”而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地奋斗的本体提升.在李泽厚看来,否定、批判、革命并非人类总体目的的自身,所以人（人类和个体）还得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前行.

简言之,刘再复和李泽厚的主体精神中都书写了时代的主题,并且在对待主体从根本上持肯定态度以及积极地谋求主体性重建这一立场上,刘再复与李泽厚并无不同,这是一种由观念上的认同而引出的继承意识.至于这种观念上的同源,除了他们共同经历了那个时代之外,李泽厚评论康有为和马克思的思想时说的一段话也许道出了原因：“我常常感觉,某些伟大的思想家在早期建立的自己整体世界观中,具有多方面的丰富思想.但在他以后的一生中,多半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时代的需要,充分发展了他的世界观或思想中的某些方面而并非全部.”

三、自由存在与个体声音：对主体性的新肯定

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中的主体性概念包含着双重的内容和含义,它既包括外在的工艺一社会的结构面和内在的文化一心理的结构面,又具有人类群体的性质和个体身心的性质.李泽厚所谈到的主体性始终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这表现在《论纲》中的主体性首先指人类群体,先讲物质的实践,认为人类群体的工艺一社会结构面是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这决定了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群体本位与理性主义.针对这一点,80年代中后期的学术界开始对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发出质疑.对此,李泽厚清醒地指出“我和青年朋友的分歧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非理性,一个是关于彻底反传统”,在80年代中后期,李泽厚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内在理路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体系中,是从工具本体到心理本体的建构；是从人类、历史、必然始,以个体、偶然、心理终；是从理性到感性的倾斜：也是以理欲交融的审美境界去“启真”“储善”,寻生归宿的過程.李泽厚思想的这一转变,可谓应时而动,但这种转变也导致了李泽厚在学术界一定程度上的尴尬境遇,刘再复这样评价：“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他在国内学术界就遭遇到两面夹攻：一是教条主义攻击他‘自由化’；二是某些年轻朋友抨击他過于‘保守’等”于此种种,李泽厚在1989年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祝华新访问时说：“中国需要的是建设,而不是破坏.等要正面做点学术建设却没有那么简单等”“中国现在最需要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现代的宽容的、多元的心态.”

正因如此,与部分学者选择批判的道路不同,刘再复选择了建设的道路.他看到了李泽厚的主体性思想与人性的紧密相连.李泽厚这样为他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定义：“涉及人性或人本质的哲学,我叫它为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也就是主体性的实践哲学.”李泽厚在主体性实践哲学中从人类发生学角度探讨人性如何可能,刘再复从“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入手,探讨如何恢复人性.刘再复在《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一文中就提出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他认为“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深刻性就在于在文学领域中恢复了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地位,但没有肯定人作为精神主体的地位,其《性格组合论》正是“企图通過典型性格运动的内在机制的揭示,来恢复人作为精神主体的地位”.其《论文学的主体性》可以看作刘再复对这一论点的进一步阐发.恢复人的精神主体性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中具体表现为论述文学主体性的实现途径,既表现为恢复创作主体、接受主体及对象主体三种“人”的精神主体性,也表现在对人精神主体性的恢复中对人的本质的探寻.刘再复抽绎出诸如自由、自觉、全面、尊严、使命等词来界定人性,而忽视了人的脆弱与局限.故夏中义这样评价,刘再复“把他所倾心的早期人文主义价值观误以为是人的本体内涵,即把意大利文艺复兴所激扬的人的理性、智慧与尊严无条件地等同于人的全部永恒存在”.而刘再复认为“对人的价值的追求与尊重,是永恒的.古典的人文主义实际上永远不会過时”.这大概可以解释在西方非理性思潮倒灌与国内学术界对理性反戈的浪潮中,刘再复仍刻意勾画出价值主体性,抬高早期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原因. 在《再论文学主体性》中,刘再复进一步解释了主体与主体性的概念,并把主体性确认为存在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统一.他认为李泽厚主体性哲学的核心思想,就是“以人类本体论代替自然本体论,恢复主体性在整个世界图示中的中心位置”.刘再复把这种观念放在文学范围内,认为“文学的本质,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感悟现实之后又超越现实的自由存在形式和个性发展的全面形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赞高行健为“最具文学状态的人”,即是一种非“政治工具”状态、非“集团战车”状态、非“市场商品”状态,是超越各种利害关系的状态.刘再复认为,高行健选择的自救道路是一条“逃亡”与“自省”之路,这引起刘再复的强烈共鸣,所以他甘愿做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摇旗呐喊的马前卒”.高行健的文学状态来自他的文学立场,所以他拒绝交出自由,选择了逃亡与退回自身之路.这种放逐,是自我放逐与国家放逐.是把文学立场放在国家立场之上,而发出个体的声音.这种个体的声音,与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推崇个体主体的价值不谋而合.刘再复认为,从传统上来看,中国文化是张扬群体性的文化,这种文化导致个性的取消.中国80年代的知识分子站在文化反思的立场上,为个性重新寻找理由,继而提出主体性命题.具体到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刘再复认为李泽厚在针对自然本体论、历史决定论时才强调人类主体论,而不是针对个体主体性而讲人类主体论.这种个体性具体到文学领域就要强调“文学是充分个人化的活动,而且是充满偶然的活动等”.高行健是我们中国作家中退回到完全个人化立场的一个,这个退回冲破了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叩问了存在、超验和自然的维度.而这种完全个体的美学立场,恰是中国作家历来所匮乏的.刘再复认为高行健“最核心的思想呼唤是对人性尊严与文学尊严的呼唤,尤其是呼唤个体生命尊严与个体精神价值创造的尊严”.这种高度强调个体的声音让作家摒弃了民众的代言人与社会良心角色的扮演,却拥有了超越性的、属于哲学的、宇宙的和文学的视角.这种个体化立场的拒绝不同于公开对抗,这种退回是向人性深层,向内寻求的积极挺进,这种方式“在荒诞式的寓言背后（笑的背后）是作家最深邃的眼泪”.所以,高行健的方式注定是“卡夫卡的方式,卡缪的方式,帕斯捷尔纳克的方式,而不是索尔忍尼琴的方式”.正是这种个体的生命体验与艺术实践的自由状态,让高行健的文学作品打通了东西方读者的心灵,赢得了一种普世的价值情怀.

（责任编辑：王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