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速度的历史解读与哲学解读

一、贵州发展速度的历史解读

在贵州的发展过程中,贫困一直伴随着贵州的历史进程,从速度的视角看,贵州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始终围绕零上下小幅度徘徊.贵州之穷,自古以来,已成定论.《贵州通志·财赋》（嘉靖）中说：“天下布政司十有三,而贵州为最后,故贵州财赋所出,不能当中原一大部,诸所应用大半仰给于川湖.”郭子章<黔记·止榷>中说：“贵州崎岖等国家以滇南门户而郡县之,兵倚协川、湖征解,愆期动欲脱中,商苦贱盗,却往来稀少,天下最为苦之地,不宜惊扰”.

明代全国十三布政司中,贵州田赋最少,十五年（1502年）,全国共征夏税大小麦462.559万石、秋粮2216.6665万石、平均数为夏税35.5814万石,秋粮170.5128万石,而贵州征夏税玫荞255石、秋粮4.7442万石,分别为全国平均数的0.7‰和2.78‰.当年,夏税以陕西布政司72.5796万石为最高,秋粮以江西布政司的252.8269万石为最高,它们分别是贵州布政司的2846.26倍和53.29倍.与邻省相比,贵州也显得很少,当年,四川夏税39.9594万石、秋粮71.7078万石：湖广夏税13.14万石、秋粮203.6102万石；广西夏税3390石、秋粮42.6636万石,云南夏税3.3708万石、秋粮16.6913万石.

到了清代,清政府推行地丁制,将丁赋摊入地亩的纳税人丁额为3.7731万.这是全国定额最少的,当时除云南14万,其他省都在三四十万以上,最多的是四川,额定丁数为380万.但由于贵州户籍无定,直至乾隆十二年后,贵州始行地丁制,到了道光时期,贵州的人口及生产达到了高峰,但同全国其他省比,贵州的赋税收入仍是最少的.以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为例,各直省地丁银收入是：直隶262万,江苏356万,安徽187万,江西229万,浙江188万,福建145万,湖北52万,湖南87万,河南292万,山东303万,山西314万,陕西169万,甘肃33万,四川108万,广东113万,广西96万云南86万,贵州12万.上述各省的地丁银收入中,除贵州而外,最高的江苏356万和最低的甘肃33万分别是贵州的29.7倍和2.75倍.与贵州相邻的省份都全部在7倍以上.总计清代的丁银杂赋,在政党景每年仅为18万两至20万之间,年支出却是90万两（包括兵饷55万两）.整个财政处在困难境地.

贵州的发展速度在历史上经常性地以负数存在,自开省以来,粮荒、银荒始终是头疼的大事.解决的办法,就是朝廷对贵州实行“协济”.协济有三种情况：一是命湖广、四川两省每年固定将银粮解纳贵州以保证日常开支；二是因云南过往贵州驿道频繁而给予驿道补贴；三是遇有战事则令有关省区协济钱粮以作军费.明代每年对贵州的协济大约是：粮5万余石,布6万匹,银5万余两,外加云南协济驿站银1500两,其数约占贵州财政收入的60%嘲.清沿明制,从清初起贵州也一直是靠外省的协济度日,正常年份,各协济省一般都按时拨解,但在荒年或遇有大的战事发生时,则往往拖欠协款,这时只有受协省自己另请设法解决.

贵州的发展速度长期受原生性贫困制约,历史上经常性地出现基本生存问题无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部输血的历史,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包袱,这种贫困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期.一方面是人均耕地仅0.8亩,其中保证灌溉的基本农田仅0.3亩,全省每年均需从外省调进7.5亿公斤以上的粮食,另一方面是邻省发展速度加快,贵州与之相比差距逐渐扩大.进入90年代,全省各级财政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兴修水利,实施环境改造工程,大力科技兴农,粮食生产在连续6年丰收之后,到1998年产量达到110亿公斤,贵州才历史性地突破粮食自给.

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发展速度”的提出和实现既是对贵州历史的总结判断,也是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改变的要求.

二、贵州发展速度的哲学解读

“贵州发展速度”是贵州历史面貌改变的要求,是贵州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总结,只有加快发展,调整发展.才会走出历史贫困的逻辑循环.这就是“稳中求快、快中保好,能快则快、又好又快”.

在哲学上,速度是一个统筹时间和空间相对变化的运动状态描述,决定速度快慢的因素包括：矢量、大小、方向,速度的运动轨迹有直线运动和曲线运动,速度的运动方式有匀速运动和变速运动,速度的特殊表达是加速度,包括匀变速运动和变加速运动,加速度是“贵州发展速度”的核心和关键.

“贵州发展速度”是对贵州贫困形成与发展的全面诠释,是针对贵州贫困的问题追问,贵州贫困有着特殊性的“源”.贵州的贫困,属于原生型贫困,具有先天性,贫困的积累程度深,覆盖范围广,跨度时间长,这是历史贵州的特点,是今天的现实存在.首先,贵州的贫困条件决定了贵州贫困的形成.贵州位于云贵高原东部的滇东高原湘西丘陵之间的过渡地区,隆起于四川盆地和广西丘陵之间的亚热带岩溶化的高原山区,地形破碎,地面崎岖,地形的水平切割密度和垂直切割尝试均居全国的前列.高原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97%,盆地及河谷坝子仅占3%,全省70%以上的地区均是石灰岩等碳酸岩发育活跃的岩溶地区.喀斯特面积13万平方公里,喀斯特分布的县市达83个,占全省总县市的95%.由于喀斯特广布,山高坡陡,加上成土缓慢,风土层瘠薄而不易存留,石漠化是这些地区耕地的普遍特征.大自然赋予贵州的是：封闭、贫瘠、饥荒、灾害,这样的物质生产环境,生存首先是第一大挑战,在农耕时代,自然的贫困是贫困的第一要素,地理的贫困直接导致了物质的贫困,注定了贵州社会发展的历史滞后.其次,贵州在全国政治板块、经济板块、文化板块的大格局中,处于边缘位置.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自我被动地偏离主流位置.秦汉之际,中原地主经济已相当发达,而此时贵州夜郎侯还不知道“汉孰与我大”.如果说汉代贵州还与中原和巴蜀有一定联系,到了魏晋南北朝则进入了400年之久的封闭期.唐代有过转机,但处于大唐与南诏战争的前沿.历史的发展进程并没有得到加快.南宋时期朝廷在南方开马市,贵州地方一度卷入并受惠于全国市场但也维持100多年,时局的变化迅速中断了这种短暂的发展.进入明代,贵州获得了发展加速的外来动力,大规模地开驿道、屯田、养马、移民.然而,这样的结果却同时伴随着频繁的战争.历史本身并没有超越原来的起点,贵州地方仍处于“畲山为田,不以牛耕,第岁易”的落后的农耕状态,自然经济普遍存在,各地大量保留原始经济成分,残存著许多古老的制度经济的痕迹.明清时期,在贵州“改土归流”一直是重点,作为一种强力的进步变革,其历史意义是重大的,然而实施的过程只是为了制夷,变革并没有给贵州引出新的动力机制,反而使原来的社会基础在外力作用下出现畸变,加剧内部发展的不平衡. “贵州发展速度”是对贵州改变发展的真切要求.纵观贵州历史进程,一方面,是沿着单一的逻辑自身发展：另外一方面,历史生态长期遭到破坏,社会进步缓慢.从秦汉至明清时期的两千多年间,历代王朝均采取“不边不内”的羁縻和“怀柔”政策治理.治理的目标和结果,只要该地不祸及中原,作为化外之地,符合的政治、军事一统即可.即便是建省,也是从军事战略的需要出发.贵州曾宣布政使司的行政版图,是以黔中为核心,包括湖广、四川、云南等3个布政使司相邻边区,整个区域实际上是地理特征相同的山区边角组合,这些地方人烟稀少,山川阻隔,难于联系交往.自然条件又使得民族地理分布格局明显,各民族之间以及同一民族内部,构成一个个封闭的有地域特色的“溪峒”或“山原”,这些独立的自然群体在历史进程中很少受到外界冲击力和吸引力的影响,也使得贵州整体发展呈现出封闭轨迹的现象.

“贵州发展速度”运用发展哲学总结贵州历史.贵州远离全国发展的中心,先进的文化、生产力对贵州的影响极其微弱.历史上全国每一次发展浪潮的出现,贵州均失之交臂.贵州与邻省相比,经济的发展程度差异甚大.零星的发展支离破碎,历史进程难以获得连续的、统一的、有效的整体性开发,始终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徘徊发展阶段.贫困的历史造成贵州发展的内在不足.发展的内在不足又造成历史发展的贫困,每一次在回应时代主题的时候,发展的方式都不自觉地是被迫式的、反映式的、阶段式的.于是,贫困在贵州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永恒话题.“贵州发展速度”从变的视角提出了贵州发展的主题和发展目标.

三、贵州发展速度的实现与保障

“贵州发展速度”的主体是“人”,是“贵州人”求变的发展意志与发展决心.

“贵州发展速度”的第一要素是贵州人.人构成历史,人是历史的主体.贵州历史发展的贫困,也即是贵州人的贫困.贵州的贫困体现出来的主要有两方面：制度贫困与发展贫困,这两个贫困长期互动,贵州始终没有走出贫困的历史循环.从地理特征看,贵州是以溪峒和山原构成人的生存环境.与周边邻省相比,贵州的生态板块自成一体.这种板块先天具有封闭性,再加上贵州缓慢的历史进程,人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文化积累与外部相比有很强的自生性.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点上发展,在人或社会的形态方面,大多数世居民族仍处于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的血缘群体和血缘与地缘相伴生的群体本位的生活方式,姻亲—血缘一地缘,这是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贵州是多元民族地区,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地区长期固守着自己特有组织方式,如：黔南“瑶山”的瑶族的“油锅”制和“石牌”制,黔东南苗族的‘‘议榔”制和侗族的“峒款”制,黔西南布依族的“亭目”制,黔南布依族水族的“奉”制,黔西北和黔西彝族的“则溪”制,黔中安平（平坝）—广顺—归化（紫云）等地多民族的“枝”制,这些制度维系了民族地区的碰撞,阻碍了外来文化的输入传递.制度是历史生存的选择,制度也是生产力,贵州的贫困正是因为缺少了一种适应时怎么发表展的机制,使得社会发展的内动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贵州发展速度是贵州发展贫困的转身.发展贫困是贵州贫困的历史延续,历史的发展贫困是贵州人对发展缺乏意志和失去信心的综合反映,这比现实的物质贫困更深重、更可怕、更难以摆脱,因为它容易形成“物质贫困——精神贫困——物质贫困——精神更贫困”的恶性循环模式.事实上,贵州的这一方面早已形成并存在.由于恶劣的环境和长期贫困的折磨,使得许多人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听天由命,消极无为.他们把自己的贫困归于老天的安排和命运所定,面对贫困,他们不是穷穷则思变,而是无可奈何地忍受贫困,即使产生某种想法,也是信天、信视野、修碑、建庙、求神.群体性地老守田园,安乐现状.对外部世界、外部文化有着本能的隔膜和心理抵拒,正如鲁迅笔下的阿Q居住的“土谷祠”一样,有“土”有“谷”有“祠”,便足矣,从而驻足贫困.更为重要的是,整个贵州从上到下,不自觉得有着“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一种贫困历史的长期心灵积存,身在贫困不知贫,没有挑战贫困、创新生活的任何精神动力,在某种程度上,这又是一种价值贫困、精神贫困,也是更难治愈的贫困,其他贫困只是外相,发展贫困是贵州历史真正走不出贫困的深层原因.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贵州发展速度”的提出明确了消除发展意志的惰性,坚定发展现状改变的决心,以高于全国平均发展的“贵州发展速度”创造和实现历史.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