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的恰达也夫

点赞:20310 浏览:92977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20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在人类历史上,总有一些先行者,由于其思想超前于时代的发展,而被人们视为精神不正常的“异类”.比如俄国哲学家、启蒙运动者恰达也夫,就是这样的“异类”之一.

1836年秋,恰达也夫在《望远镜》杂志发表《哲学书简》,引起舆论强烈反响.有人指责他是俄罗斯的“敌人”与“叛徒”.俄国书刊检查总局专门召开会议,对《哲学书简》进行“研究”;沙皇尼古拉一世颁布谕旨,钦定《哲学书简》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并下令关闭《望远镜》杂志,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由于沙皇把恰达也夫定性为“疯子”,不得不每天派遣医生去给恰达也夫“治病”.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轰动一时的“恰达也夫事件”.

《哲学书简》共有8封书信,但公开发表的只有第一封.此后,恰达也夫便受到严密监控.禁止其发表任何文字,甚至连他的姓名也不能出现在出版物上.很长一段时期,恰达也夫在人们的视野中、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彻底“失踪”了.

恰达也夫之所以招致忌恨,原因是他在《哲学书简》中对俄罗斯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对沙皇专制统治表示强烈不满,主张俄国学习西方先进文明,走的发展道路.恰达也夫认为,实行农奴制的俄国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处于沙皇专制统治之下的俄罗斯民族是一个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的民族.在《哲学书简》的第一封信中,恰达也夫写道:“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等”“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所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这无疑等于说,俄国是思想、文化的沙漠,任何新鲜事物都无法在这片荒漠中生长,即使生长出来,也是扭曲和畸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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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俄国击溃拿破仑统率的60万侵略军,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1814年,俄军及其盟军直捣法国首都巴黎,把“奇迹创造者”拿破仑变成了阶下囚.卫国战争的胜利与拿破仑的垮台,极大地提升了俄国举国上下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此背景之下,恰达也夫对俄国的历史、文化作出严厉批判,自然会激起舆论的震荡,招致的钳制.然而,又恰恰是这场战争,使俄国大批先进分子对西方文明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由此开始思考俄国的出路问题:“难道我们解放欧洲就是为了把锁链套在我们身上吗?难道我们给了法国一部宪法,反而自己不敢讨论它吗?难道我们用血汗换来的国际地位,就是为了在国内让人们受侮辱吗?”(转引自张建华《俄国史》)恰达也夫作为近卫军的一员,亲身经历过卫国战争,表现英勇.战争结束后,他离开军队,游历西欧,清醒地意识到了俄国与西欧各国的明显差距,不禁为俄国的前途与命运而陷入长久的沉思之中.

1825年12月26日,近卫军中的十二月党人发动起义,试图推翻沙皇统治,建立共和体制,遭到残酷镇压,史称“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失败后,俄国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两大阵营:一是维护农奴制度和沙皇统治的斯拉夫派,一是反对专制制度、崇尚的西欧派.作为西欧派的代表人物,恰达也夫以其《哲学书简》把两大阵营的思想交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针对别人强加在其头上的“敌人”、“叛徒”、“疯子”等各色称号,恰达也夫写了一篇题为《疯人的辩护》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写道:“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它获得光荣,我也能够对我的民族的高尚品质作出评价.但是,我的爱国情感与有些人的有所不同,这也是实情.那些人的喊叫打破了我的宁静生活,将我停泊在十字架脚下的帆船又抛向了人们愤怒的海洋.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地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的人.我认为,盲目钟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首先要献身于真理的祖国.”在晚年的一些零散文字中,他又写道:“我宁愿去抨击我的祖国,宁愿使她伤心,宁愿贬低她,也不愿去欺骗她.”(《箴言集》)可悲的是,这时他已经完全被剥夺了话语权,“万山不许一溪奔”了.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思想,本不是面向这一世纪的,本不想说给当今的人们听,我本想将它藏在我意识的深处,遗赠给理解力更强的后代等”

“同志,相信吧:那颗迷人的幸福之星/会升起来/俄罗斯会从梦魇中苏醒/在专制制度的瓦砾上/会写上我们的姓名!”这是普希金《致恰达也夫》的最后几行诗句.这首诗写于1818年,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十二月党人中广为流传.那时候的普希金,不可能预见到恰达也夫的人生遭际,更不可能预见到俄罗斯的发展前景.而历史却似乎在向人们证明,普希金是一位惊人的预言家.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