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知”的观念与“李约瑟难题”

点赞:6796 浏览:22445 近期更新时间:2024-04-03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李约瑟难题”是近30多年来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它的具体表述是:“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换句话说就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李约瑟本人把原因归结为这么几点: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阻碍了新观念的接受与新技术的催生,中国没有具备适宜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中国人过于讲究实用,使得很多发现滞留在经验的阶段,科举制度把读书人的思想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追求“学而优则仕”,从而扼杀了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

中国学者中较早思考这一问题的是梁启超.他认为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是因为八股取士科举制度的阻碍.


年轻时的冯友兰从哲学的角度做过类似的思考.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来的一种解释》一文中,通过对儒、道、墨诸家思想的分析,冯友兰认为:“秦朝之后,中国思想的‘人为’路线几乎再也没有出现了.不久来了佛教,又是属于极端‘自然’型的哲学.”这里说的“自然”和“人为”,分别指的是“天”和“人”.道家被冯友兰视为崇尚“自然”的代表.他认为道家教义可归结为一句话:复归自然.冯友兰指出,对于道家而言,万物在其自然状态中都是完全的.人为只会扰乱自然,产生痛苦.而墨家作为崇尚“人为”的代表,主张认识自然,注重经验,重视制造机械器物,教导人们在外界寻求幸福.不过墨家后来在中国哲学中被边缘化,大体上是悄无声息.冯友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这种价值标准就是,“自从她的民族思想中‘人为’路线消亡之后,就以全部精神力量致力于另一条路线,这就是,直接地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亦即“存天理,灭人欲”.简言之,“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在一切哲学中,中国哲学是最讲人伦日常的”.

当然,“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还有其他,如从东西方的地理环境、东西方科学的不同特点以及中国特殊的语言、中国社会的形态等方面进行解读.我下面主要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知”的观念这一独特视角来进行分析.

一、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知”是“德性之知”,而非科学意义上的认识

冯友兰曾经断言:“在中国哲学里,知识论从来没有发展起来.”这里的“知识论”,指的是西方“求真”意义上的知识论.冯友兰把知识论没有发展起来归结为中国哲学中体现的“农”的思想方式,因为农民所要面对的田地和庄稼等,都是他们直接领悟的对象.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称:“他们纯朴而天真,珍视他们如此直接领悟的东西.这就难怪他们的哲学家也一样,以对于事物的直接领悟作为他们哲学的出发点了.”

实际上,中国古代哲学也有“知”的概念与学说,只是它们属于另一种类型的“知识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知”的观念,基本属于道德反省与践履的范畴,无论它的目标指向或认识内容,都是与道德修养或道德行为相关的,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认识.

(一)“知”是道德内省功夫

从“知”的语源上看,其基本语义是“知道”“知识”,相当于英语的know.《尚书虞书皋陶谟》中“知人则哲”的“知”就是这个意思.

从哲学上说,在儒家那里,“知”被区分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儒家强调的是“德性之知”,即反求自身的内省功夫.孟子为此奠定了基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为什么从心、性入手,就能够“知天”呢?孟子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万物皆备于我矣”,所以“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大学》中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几句话,提出了儒家身心修炼的规范,它构成儒学“三纲八目”(“三纲”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八目”的“内圣”部分.

王阳明早年不明白到底如何“格物致知”,曾经对着竹子了七天,冥想竹子之“理”,结果病倒了.这一例子很能说明儒家“知”的概念所导致的问题――它缺乏一套关于正确认识外界事物尤其是自然事物的方法.后来,王阳明从道德哲学方面思考,体认到“心即理”的儒家道理,认为“理”全在人“心”.既然“理”就在心中,因此为学“惟学得其心”.这就像植树一样,心是它的根,不论是学习培土或浇水,目的都是为了有利于根的生长.他要求用这种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王阳明发展出“致良知”学说,主张知行合一,扬善去恶,格去心中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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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通过反身内省来求得知性与知天的认识,被称为“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相区别.张载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也就是说见闻之知属于感性认识.德性之知是用来把握心性与天理的,它是“不检测见闻”“吾之固有”的认识,因此并不需要向外部对象寻求.这样,“格物之方”也就只能按照《中庸》所指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内省途径来进行了.

儒家是如此,道家也是如此.老子主张的认识方法是“静观”“玄览”.学者高亨解释道:“览鉴古通用.玄者形而上也,鉴者镜也.玄鉴者,内心之光明,为形而上之镜,能照察事物,故谓之玄鉴.”既然“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那么最好的认识途径就是通过闭门“塞兑”,也就是堵塞住耳目口鼻这些感官的窍穴,关闭感官的门户,在内心进行玄思.《道德经》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因此,“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二)“知”的导向是道德上的“穷理”

“知”,不论是知性还是知天,其导向都是追求穷尽事物之“理”.儒家知识观的基本概念“格物致知”,在朱熹那里有这样的表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句话表达的是儒家一贯的认识主张.这里所说的“理”同样是有关仁义礼智之类的“内圣外王”之“理”,依然属于儒家格物致知的“八目”纲领,“穷理”也就同样被要求通过“诚意正心”这样的内省方法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