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视阈下诉讼的法治理路

内容摘 要 ：诉讼作为一种程序性规则,内含着法治的品格.回溯诉讼发展史,在王权、神权、物权与人权社会下,诉讼契合着时代进步,展现着追求法治现实脉向.作为一种解决纠纷和利益衡平的特有法律机制,诉讼可以也应当将秩序、平等、效益与正义作为自身的价值诉求,以满足法治时代的需要.在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应以自然演进主义和理性建构主义诉讼法律文化为基础,构筑后发混合型的诉讼法律文化机制与模式.

关 键 词 ：诉讼 法治 历史 价值 文化

诉讼作为一种以程序性规则解决纠纷和利益衡平的机制,是法律活动的重要内容.发端于西方的法治主义始终确信,诉讼可以也一定能为国家法治的演进与构建提供不竭的现实与理想动力.美国大法官威廉姆斯·道格拉斯曾经指出：“权利法案的大多数条款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点不是毫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亚里士多德在其经典著作《政治学》中提出了法治的应有之义：“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普遍的服从”,可以主动服从,也可以被动地服从.诉讼便是以法律的强制力通过确定性的程序促使法律得以被动接受,促进法治的实现.诉讼本身所具有的法治功能是显而易见的,笔者无意再去从表面探寻诉讼呈现出来的零碎的法治外貌,而试图以法哲学的观点去把握诉讼法治面向中所蕴含的内部机理和理论逻辑,以期获取诉讼法哲学的理性原则、普遍性规则与历史根基,在经验与理性之中探寻诉讼法治的理论内核,在历史与现实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诉讼面向.

诉讼历史发展中的法治脉向

“在奴隶制与封建制法律中公开确认阶级的不平等,并反映和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不平等”.纵观中外法制史,在特权化社会制度下,法律包括诉讼制度是公开确认王权,以特权身份超越主体的平等,造成奴隶只能成为诉讼关系的客体.我国司法审判早期都要执行“率民以事神”的统治观念,在刑诉诉讼中,对犯罪的惩罚则更多认为属于“天命”、“天罚”.但是,即使在如此的环境中,仍然有自然法治主义思想的萌芽.古代雅典产生了律师阶层的初步萌芽,他们通常被称为演说家.中国西汉,最著名的春秋决狱便凸显判决依据的规则性,为判决结果的公正提供确定性依据.中西方这个时期虽然王权至上,排除了特权阶级被纳入诉讼关系中,但是依稀可见对于诉讼程序的规范与平等、保护权利人权利的较为朴素的法治精神.

在神学主义泛滥的年代,某种宗教制度占据着独尊的地位,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与神学紧密相连,秉行着坚决的“上帝观”,教会法与世俗法并存.西方刑事诉讼法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制度便是在宗教“怀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我国古代,“礼”的功用在于“定分止争”,在定分止争的过程中,在民事诉讼中偏重于“和”,刑事诉讼中则更强调“中”,浸润着佛法思想.回溯神学主义法律思想,不难发现在诉讼活动中依然可见古代自然法思想延续出来的法治的理性化成分：一是作为诉讼依据的实体法律掺杂着宗教的合理性教义（如十诫）,确证着自然法；二是诉讼活动过程在神学的基础上承继了自然主义思想,遵从“道”,为法治精神加上了人文主义的“袈裟”；三是诉讼结果追求“天神”意志主导下的公平,为法治价值的滥觞起到了促进作用.

当社会从神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人民的权利开始觉醒,社会也从神性回归理性.一是在集权的形态下,法律行为出现国家化,以强有力的政权按照法律和君主意志去规范诉讼行为.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刑事及民事诉讼中诉讼机关、起诉、拘传、逮捕、证据、勘验、、判决与上诉等制度逐渐在国家化范式中稳固沉淀,传统与现代的诉讼思想与内容逐步纳入了法治化轨道.二是强调了诉讼制度与过程的规范性.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确定了纠问式和控告式的诉讼程序.清末相继颁布《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等.此时,依靠统一的国家政权,诉讼制度以法律形式相对固化明确.三是诉讼制度与诉讼理论充盈着法治的思想.无论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是“契约自由”原则,无论是“天赋人权”还是“三权分立”原则,无不是国家法治主义走向成熟的标志.这些思想所影响而生的法律制度无不映射到诉讼的制度与程序之中,也深深地融入到西方国家的诉讼法治之中.

人类始终在追求进步的历史长河中进化,法律的衍生也一样.全球化使得诉讼法律制度与诉讼法治理念实现相互融通,两大法系相互吸收和借鉴对方的长处,从而在整个法律领域包括诉讼法领域出现了趋同的态势.联合国在总结各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制定一系列国际性文件,如《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确立了关于刑事司法方面的原则和标准.刑事司法标准国际化,显然对法治的国际合力有具体的促进作用.各个国家都对本国的诉讼法律制度又进行了修改,以契合时代对于人权的保护要求.诉讼不再简单地确保秩序的稳固与利益的平衡,更关注诉讼法律制度的程序公正、诉讼地位的平等、诉讼过程的公平和诉讼结果的正义.

诉讼价值实现中的法治指向

诉讼机制的存在,必然有符合社会及社会主体的内在属性,这就是诉讼的价值.在当今社会转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后发型的法治国家建设,必然要求建立一个符合时怎么发表展要求的科学诉讼体系,而其中蕴含的诉讼价值诉求成为重中之重.当然,诉讼法的可持续发展更要求诉讼制度具备价值理性,符合法治发展的时代潮流.诉讼的价值目标,依然与法治相辅相成.

秩序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稳定性,不仅是人类生存也是人类发展的最基本的要求.诉讼活动从本源意义上来说,就是为了维护某种秩序而建立起来的,同时又是在法治秩序的发展中不断完善和修正的.一般意义上,诉讼的秩序价值诉求可以分为几个层面：一是诉讼本身自带的维持社会主体利益衡平,保证社会利益秩序的功能.与实体法不同,诉讼是在社会主体利益关系发生变化而可能突破秩序限定时,以诉讼法律规定和程序予以强制的纠正.二是诉讼通过实际的案例,对社会主体施加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从形式角度而言,诉讼追寻秩序价值首先要保证程序的合法性,确保诉讼活动在法律的框架内运作；从实质意义来讲,诉讼则要求审判机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准确地适用法律,确保诉讼结果符合法定的社会一般秩序的要求,从而达致解决纠纷,利益关系稳定的目标.这两个方面,恰恰符合法治的确定性与正当性要求. 效率意味着利用较少的社会资源,使用较短的时间,实现较高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诉讼的效率价值是诉讼活动的有效性及社会影响力的体现,反映着诉讼对于经济社会利益实现的催化作用以及诉讼本身效益实现的速率.诉讼对效率的追求,一是以特有的权威性对权利义务予以再分配,调动生产和消费涉及的主体、物质及智力成果快速流转,实现经济和社会收益,提高生产力；二是通过审判确认和创造最有经济效率的经济运行模式,排除一切干扰基于公平而促进效率的机制体制和模式,为社会主体提供有效身份与场所,“使得资源能够从低效益利用向高效益利用流通”；三是可以通过诉讼保证知识产权,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减少交易成本,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诉讼的这种效益价值建立在社会的法律治理上,通过诉讼进行社会整合,保护法律主体的财产权,就是法治的内部运作要素与机制.

追溯权利发展史,人类是在不断追求平等中进步的.“社会对自由可能有一种自然的爱好.而对于平等,他们的热望则是强烈的,无法满足的、没有节制的和压倒一切的”.西方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我国古代关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观念更多是法治理想的图景,是法律对于平等的追求.“言无二贵,法不两适”的平等诉讼观便是平等价值在诉讼中的规范化和现实化的表现.具象而言,民事诉讼的平等原则要求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完全平等,双方当事人有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的手段,同时,人民法院平等地保障双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诉讼的这种平等性期待,符合法治关于依法办事和平等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基本指向.

正义一直以来都是法的实质与宗旨,当然也是诉讼制度与诉讼程序存在的前提与基础.在诉讼活动中,司法机关适用的法律是否正义,决定了解决纠纷是否能达到正义的结果,司法机关还可以适用“自由裁量权”对冲突或者利益进行正义的合理纠正.法律的适用过程,就是司法机关将法律规定的一般和普遍性正义原则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予以具体化和对象化,在现实中实现一般正义；同时,可以由国家的权力机关对一次的非正义现象进行二次纠偏,促进法律正义的实现.在追求法治的路上,诉讼的正义价值可以也有必要在司法独立、回避、审判公开、法律适用、上诉和申诉、辩护制度等方面有公正性与合法性.

诉讼文化彰显中的法治路向

诉讼文化是法律文化的一部分,一般涵盖诉讼的制度文化与诉讼的观念文化,是一种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结构上,诉讼法律文化包含了诉讼法律心理、诉讼法律认知和诉讼法律思想体系三个层次,共同形成了诉讼文化的纵向结构.在中西方法律文化历史中,往往通过比较能够寻找出共同点和差异性,从而寻找在法治主义源流中的诉讼文化模式.

考察中外诉讼制度与诉讼活动,无论是西方的诉讼法律历史文化还是中国古代的诉讼文化,均深深地镌刻着自然主义的痕迹,讲究诉讼活动要符合自然的法则.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的法文化深刻地影响了诉讼的观念和心理,逐渐地积淀了社会的自然而朴素的自然主义诉讼文化.中国古代的自然主义诉讼文化,一是体现在以神明裁判；二是表现在民事诉讼的和谐,强调和为贵,衍生出了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三是强调诉讼最后达致的“息讼”和“无讼”,以求无纷争而达致社会与自然的归一.在西方则强调“天赋人权”,强调所有权利都以自然权利为基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方政体逐步确立,出现了追寻自然正义、自由、分权和法治的观念,法律在整个社会中成为正义的表征.因此,人们确信审判是实现正义的有效途径.西方的自然主义诉讼观以权利为根基,以正义为价值,以规范为途径.无论何种自然诉讼法律文化,都代表了诉讼法律文明,强调了诉讼活动要符合自然规律,强调权利的合法性来源和自我历史演进,追寻着法治的秩序与正义的价值,与社会自然主义的法治观相向而行.

除了自然主义诉讼法律文化,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受到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冲击时,会被迫进行理性的诉讼制度与诉讼文化的变更,以国家主义的形式建构诉讼法律文化.日本、俄国和印度是这种模式的代表.随着民事刑事诉讼不分的诉讼制度滞后于时怎么发表展,“人们诉讼程序观的淡漠及司法实践中对程序的不尊重”,清末法学家便开始了刑民诉讼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分野,从而催生了民国诉讼法的产生.这种国家主义的诉讼法律文化,一方面承继了优秀的诉讼法律制度,在纵向层面提升了国家法治文化的先进性,提高了诉讼活动的程序性与正当性,确保诉讼文化观念得以牢固地确立在公民思维中；另一方面,通过政治家与学者的共同设计,可能会超越于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实,图景美好又可能缺乏现实基础.开放性是西方诉讼文化的基调,渗透着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容易造成本国传统诉讼文化遭受巨大的冲击而失去本位.国家主义的诉讼法律文化,能够促使后进国家在短期内追赶先进国家的诉讼制度与活动,如若设计科学,还能绽放出继承与吸收的新的诉讼文化花朵.在法治融合的新时代,这种诉讼文化能够促进国际法治的融合,推进世界法律秩序和诉讼文化的融通与整合.

在全球化时代,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诉讼法律制度与文化依靠缓慢的自然演进,速度显然偏慢,而激进式的重来显然也是不可取的.“全盘西化论”与“移植论”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完全的“本土化”也可能落后于世界潮流；混合型的诉讼法治或许是可取之道.用法理学界“冲突—回应”型法治来推动诉讼制度与程序的变革,或许能有效催化当下中国诉讼法制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