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的利刃:马克思如何超越赫斯与施蒂纳

摘 要：虽然施蒂纳在1844和1845年之交引发的哲学危机直接导致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但是赫斯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位理论综合者,才是马克思真正需要克服的对象.依靠自身对唯物主义的坚持和探索,马克思终于以历史唯物主义一举超越赫斯和施蒂纳等人深陷其中的理论困境创立了新的世界观.

关 键 词 ：赫斯；马克思；哲学革命；历史唯物主义；施蒂纳；青年黑格尔派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作为一位连卢卡奇都称许不已的思想史家,卡尔·洛维特写作《从黑格尔到尼采》,其书脉络严谨分明,尚在卢卡奇后来写的《理性的毁灭》之上.洛维特非常清楚地标明他的逻辑起点是黑格尔哲学的崩溃,经过1840年代轰轰烈烈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最后归于尼采这样的逻辑终点,德国道路如果可以另有选择,洛维特把黑格尔的同时代人歌德视为坦途的开端.在这种逻辑结构下,洛维特对青年黑格尔派各人的特点铺排得泾渭分明：“费尔巴哈和卢格致力于在变化了的时代精神中改变黑格尔的哲学；B.鲍威尔和施蒂纳让哲学在一种极端的批判主义和虚无主义中终结；马克思和基尔克果则从变化了的状态出发得出了极端的结论：马克思解构了市民资本主义世界,基尔克果解构了市民基督教世界.”［1］(P92)当然,我们认为马克思超出了所有这些人的“哲学基地”.不过,洛维特确有目光过人之处,一来他把极力反对黑格尔的基尔克果(Kierkegaard)划入青年黑格尔派,准确表现出基尔克果既想摆脱黑格尔又摆脱不了黑格尔的思想情态,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亦不禁折服；二来,他在推崇尼采的同时,不忘指出尼采与施蒂纳等人对基督教的评论都是惊世骇俗的：“尼采的偶然(巧合)说明,19世纪德国人真正的教育者是黑格尔的学生们”［1］(p253)

一、 赫斯：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综合者

但是,洛维特在1939年出版的这本书轻视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枢纽人物,这就是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或许是因为过分关注曾经亲炙黑格尔的学生,或许是因为主流学术界直到1961年才改变对赫斯社会主义著述的极端冷漠态度,洛维特没有用任何一个独立的小节评介赫斯,然而赫斯恰恰是满足所有上述青年黑格尔派理论倾向的一位综合者.就费尔巴哈而言,他是对费尔巴哈了解最深,同时也是对费尔巴哈体系改造最为有力的人；他先以犹太教情怀和斯宾诺莎的道德哲学、后以改造过的费尔巴哈哲学论证社会主义,被誉为“德国的社会主义之父”；他从切什考夫斯基那里接过行动哲学的概念,开始强调“实践”,同时和恩格斯一道把马克思引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直到1845年马克思才全面超越他的思想,张一兵教授评论道,在马恩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赫斯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思想先行者和同路人”.另一方面,他对费尔巴哈的评论,实际上影响了施蒂纳的哲学方法.马恩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他的人本主义立场使他与马恩渐行渐远,《德意志意识形态》把他作为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予以批评；虽然这样,他仍然投身工人运动,晚年他把社会主义思想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结合,成为犹太复国运动的理论先驱.逝世多年后,他被移到以色列第一个基布兹公社所在地安葬,也算体现了他的双重理想.

青年黑格尔派从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兄弟开始,后经费尔巴哈影响,无不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作出深度批判,如上所述,因为与青年黑格尔派诸同仁极为密切的理论关系,赫斯自然熟悉这些宗教理论.但是,到了1844年底,施蒂纳忽然出版《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对费尔巴哈及以前一切宗教及哲学理论作出有力批判.这场严峻的哲学危机,间接加快了马恩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步伐,赫斯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青年黑格尔派理论“综合者”的先进角色,这意味着青年黑格尔派在理论上的瓦解,马恩两人终于彻底摆脱了广义上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

二、 施蒂纳新的神学批判使青年黑格尔派陷入困境

对施蒂纳的新神学批判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其深刻的形而上学渊源.如果把他的方法置于唯名论——实在论之争的光谱中,就可以发现施蒂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极端唯名论者(extreme nominalist),马克思把他称为唯心论和唯实论的结合,唯实论方面指的是他的“唯一者”没有任何物质规定性,但是“唯一者”同样没有精神规定性,所以“唯一者”或“我”应该是唯心论和唯名论的结合,更准确地讲是关于主体的极端唯名论.他的反本质主义逻辑是那样地绝对化,以至于作为极端殊相的个我,很难从正面去描述,否则连指称所用的“声息”(洛色林的著名比喻)都有可能因为涵盖过多的检测相似性而重新取消或奴役“唯一者”；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主谓关系论看,正面的描述将再度确保“主语属于谓语,个人从属于一般”［2］(p201).因此,施蒂纳说“我的一切就是我”、“我并非空洞无物意义上的无,而是创造性的无”［2］(p5),他只能用同义反复或“无”来说明“我”的个殊性.从主谓关系看这种“创造性的无”,是把谓词的所有现实性收归主词的无限可能性,张守奎博士从主谓关系角度确认施蒂纳由此陷入另一种抽象［3］；德里达则力图把这种“创造性的无”解释为对抽象幽灵的“追捕”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幽灵由此获得了一种踪迹般的存在,或者说“有形体的空无”［4］.笔者倾向于张守奎博士的意见,因为施蒂纳本人已经把社会问题引向一个高度形而上学化的处境,他在评论费希特的“自我是一切”观点与自己的区别时说：“不仅仅自我是一切,而且自我是摧毁一切的；只有处在自身解体中的自我,从未存在的自我——有限的自我才真正是自我.费希特谈到了‘绝对的’自我,而我则说我自己、消逝的自我.”［2］(p200)德里达实际上嘉许施蒂纳对解构主义的贡献,但是任何形而上学的诗性见解和梦想,不应当轻易试图在现实人群中建立以抽象性为王的“幽灵王国”,恰恰是施蒂纳自己的逻辑为他的理论设定了限度,这是施蒂纳批判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出发点,却又是施蒂纳及一切形而上学的“阿基里斯之踵”.

三、 施蒂纳引起的危机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路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