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会中西哲学构造中国企业文化

系统理论强调多元有机的整合互补,那么,产品、组织结构、营销方式相同的两个企业整合后,会否继续保持创新能力从中国哲学中的“和同”理念来看,“和谐”的内涵是指众多不同事物结聚而成均衡的统一体,而不是一类性质相同事物的叠加.子系统与子系统如果性质相同,它们之间就不可能有相互支援互补的作用,因为这种存在方式不符合自然界的规律.

企业在经营管理上自觉与不自觉都必然依据某种价值观念的导向与支配.在中国现有的经济生态中,有知识教育背景的人和没有知识教育背景的人在管理上的成效可能是一样的,但在长时段中去考察,企业规模与效益较大的管理者,一般都能自觉在长期管理的过程中,经过管理实践,逐渐将相关的知识与经验构成观念,并由此观念建立某些原则,转化成系统思想,再落实为决策架构主导企业的运行.这就是人们常常所说的这个企业有“文化”或认为这个管理者有“管理哲学”了.这些年来讲“企业文化”、“管理哲学”之话不绝于耳,可多数人总觉得有些虚无缥缈.其实,如果把自己实施的管理策略、市场营销计划与著名公司的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企业文化或管理哲学那实实在在的力量了.

追问系统理论中的同质性整合

现阶段所谓的“管理哲学”理论大多是舶来品.如西方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企业管理中的“传统理论”注重组织或行政管理制度文化的建立,这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理想型官僚组织”理论在企业文化上的展现.其后,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与自我实现”理论又导致了企业管理中“行为科学理论”的风行.行为理论克服了传统理论偏重于组织结构和规则制度的研究,转而着意于组织结构内的成员心理行为对企业组织影响的研究,提出企业文化要关注人性、自治、创新、开放与等价值体系的建构.

60年代以来,系统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成为20世纪科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全面性、层次性和动态性.这些理论观点在企业管理文化上又掀起了“系统理论”热潮.系统理论的倡导者认为传统理论与行为理论各有缺失：一个偏重于组织与行政管理．过分强调了管理决策权的层级节制与集中,过分注重了专业机能的分工,使管理系统不能适时地与外部社会的政治、社会的变化协调起来；一个又过于夸大了企业内部成员行为与心理的作用,过分依赖对人性的管理．而忽视了组织结构与规章制度的重要性.系统理论采两个理论之长,弃其之短,把企业内部管理与外部环境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动态的系统.系统理论还认为企业内部是一个系统,企业的外部也是一个系统,用系统理论的话说是“子系统”.因此,系统理论要求我们用普遍联系的观点,依据人、事、时、地的变化,调整修正企业的管理模式、组织结构与营销方式.

系统理论说起来似乎有些抽象,其实我们分析一个成功的企业文化时,可以看到现代企业不再像以往抽象地强调“团队精神”,而是希求每个成员相互支持的互补功效,因为现代企业不需要每个员工个个都是超人.再比如,跨国企业的成长道路差不多都是通过整合、并购、参股、控股等资源重组,成为优势互补、资源分享合作的共同体.系统理论正在推动一个朝向整合与互补的新经济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在数字化经济时代,一个封闭系统的大企业无疑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反而一个开放系统的小企业通过创新、应变却可能做大做强.以往大规模企业通常在市场上占有绝对的权威,今天规模的大与小已经不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绝对的、惟一的因素了.系统理论中多元有机的整合互补的思想,对今天企业生存发展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我这样简要描述西方哲学或社会学家的理论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不是认为各部类的专业经济学家的理论没有作用,只在说明哲学和社会学对企业文化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西方系统理论对企业文化的建构有这样如此大的影响的话,那么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哲学也应该对今天的企业文化产生重大的启迪.如果说系统理论强调的是各个子系统相互依存于大系统,大系统又是另外一个更大系统的子系统,如此结构是个永远开放的系统的话,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各个子系统会相互支持互补如果各个子系统在性质上是相同的话,它们的互补是否还可以有创新的动力换句话说,产品相同、组织结构相同、营销方式相同的两个企业整合后是否会继续保持创新能力从企业的长远目标看,这个问题不能不令人疑惑.我这个追问主要不是回答经济社会中的实践问题,而希望从中去思考我们的思维方法有无局限.

中国哲学中的和同之辨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可以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和同”理念得到启示.我们来看春秋时代的《左传／昭公二十年》一书中记载的齐侯与晏婴的一段对话.

齐侯问：“唯据(据即梁丘据.是齐侯的大臣)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子”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这段对话是晏子与齐侯讨论与他的侍臣梁丘据在上下级关系问题上,如何克服、防止下级阁员一味迎合,献媚上级,不能或不敢表示意见的情况,提出了“同”与“和”两个概念.“同”是指对君主的意见,大臣投其所好,应声附合,不提出反对意见或建议；而“和”是指大臣敢于对君主的意见提出反对意见和建议,其目的是防止君主的意见有不周全或错误的地方.晏子主张“和”而反对“同”.“和”与“同”这两个概念固然是在描述君臣之间什么是正常的依存关系,但在中国古典哲学看来,“同”与“和”本质上也表达了自然界的事物的成长与衰亡的状态.正如《国语／郑语》书记载史伯回答桓公的一段话：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互通)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相加)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这段话不难理解,是说任何事物都是中不相同的因素所构成的.不同的事物之间相互支持,才能有生命力,这叫“和实生物”；如果相同的事物相加在一起,事物就不能发展了,这叫“同则开继”.春秋时代的这个“和同之辨”反映了中国哲学的思辨能力和基本的价值观.这个“和”的理念 就是“和谐”的观念.

和谐并非性质相同事物的叠加

早期“和谐”观念是源于对音乐的理解而产生的.比如“音韵和谐”、“音律和谐”、“乐音因序而和谐”,这是说八音的和谐,一定是长短、疾徐、高下、刚柔等不同声调的相互协调才能让音乐和谐,如果只有一个声调就不和谐了.和谐的音乐能反映天地万物的自然之美,其原因是和谐的音乐与天地的时序和万物的规则相符合.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作《乐论》指出：“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性,体万物之生也”.因为古代中国就认为音乐有“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所以又可以用“和谐”的理念去理解家与国的安定,故有“夫妻和谐,家富足”和“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祸乱之所起也”的说法.

“和谐”不仅是个价值理念．也是一种思维方法.我们理解“和谐”的内涵,要看到它是多元事物存在的对立统一体,是众多不同事物结聚而均衡的统一体,而不是一类性质相同事物的叠加,因为世界上事物存在的方式永远是对立统一的.这里是用大家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语义来说的,我们换成汉代董仲舒的说法：“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

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

董仲舒这段话是对《易经》所说的“一阴一阳之渭道”的阐释.“道”是指世界的规律与秩序,“阴阳”是表示两种不同的事物的符号.所以说世界是阴阳所生成的,任何一物都涵阴阳,一切变化都源于阴阳的相互作用.

用中国哲学的智慧去理解西方系统理论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子系统与子系统如果是性质相同的话,它们之间就不可能有相互支援互补的作用,因为这种存在方式不符合自然界的规律.企业内部系统与企业外部系统之间的依存关系应该符合人类与自然界的规律.如果自然界的生物链都是一种动物或一种植物,这个自然界会是什么样子这当然是个检测设,不过人们不用“和同”的理念去思考,肆意破坏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规律,其后果亦不堪设想.

“昌明国故,融会新知”是30年代学者的希望,我非常赞同.将西方哲学和管理理论与中国哲学的智慧结合起来,这对于我们指导现代企业管理,建构中国的企业文化,一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