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的写作

在一次座谈会上,我说,中国文学正在寻找着自己的宗教.话说得乱,引得别人误会了.现在容我引一段既洋且古的名人的话,来说明我的意思吧.

罗素说：“现在,人们常常把那种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人,说成具有宗教观点,尽管他也许并不接受传统的基督教.”

中国文学正做着这样的探究,越来越多了这样的渴望.

罗素说：“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等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就是哲学.”

科学确切吗站在爱因斯坦的时代看,牛顿并不够确切.而现今又已有人发现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可超越”说也不够确切.哲学呢先承认自己不在确切之列.这样看来,科学与哲学在任何具体的时候都不确切得像是神学了.差别在于这二者都不是教条.看来只有教条是坏宗教,不确切是宇宙的本质.所以罗素又说：“只要宗教存在于某种感觉的方式中,而不存在于一套信条中,那么科学就不能干预其事.”

宗教的生命力之强是一个事实.因为人类面对无穷的未知和对未来怀着美好希望与幻想是永恒的事实.只要人不能尽知穷望,宗教就不会消灭.不如说宗教精神吧,以区别于死教条的坏的宗教.教条是坏东西.不图发展是教条.

什么是发展呢让精神自由盛开吧.精神可以超越光速.也许,科学的再一次爱因斯坦式的飞跃,要从精神这儿找到生机.

智性与悟性的区别,恰似哲学与宗教精神的区别.哲学的末路通入宗教精神.哲学依靠着智力,运用着与科学相似的方法,像科学立志要为人间建造物质的天堂一样,哲学梦寐以求的是要把人的终极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以期根除灵魂的迷茫.但上帝设下的谜语,看来只是为了让人去猜,并不想让人猜破,猜破了大家都要收场,宇宙岂不寂寞凄凉因而他给我们的智力与他给我们的谜语太不成比例,之间有着绝对的距离.这样,哲学越走固然猜到的东西越多,但每一个谜底都是十个谜面,又何以能够猜尽期待着豁然开朗,哲学却步入云遮雾障,不免就有人悲观绝望,声称人大概是上帝的疏忽或者恶念的产物(这有点像九条绝路之上智性的大骂和懊丧).在这三军无帅临危止步之际,宗教精神继之行道,化战旗为经幡,变长矛作仪仗,续智性以悟性,弃悲声而狂放(设若说哲学是在宗教之后发达起来的,不妨记起一位哲人说过的话：“粗知哲学而离弃的那个上帝,与精研哲学而皈依的那个上帝,不是同一个上帝.”所以在这儿不说宗教,而是以宗教精神四个字与之区别,与那种步入歧途靠贩卖教条为生的宗教相区别).如果宗教是人们在“不知”时对不相干事物的盲目崇拜,但其发自生命本原的固执的向往却锻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便是人们在“知不知”时依然葆有的坚定信念,是人类大军落入重围时宁愿赴死而求也不甘惧退而失的壮烈理想.这信念这理想不由智性推导出,更不由君王设计成,甚至连基本内容都不重要(譬如爱情,究竟为了什么呢)毋宁说那是自然之神的佳作,是生命故有的趋向,是知生之困境而对生之价值最深刻的领悟.这样,它的坚忍不拔就不必靠晴空和坦途来维持,它在浩淼的海上,在雾罩的山中,在知识和学问捉襟见肘的领域和时刻,也依然不厌弃这个存在(并不是说逆来顺受),依然不失对自然之神的敬畏,对生命之灵的赞美,对创造的骄傲,对游戏的如醉如痴(检测如这时他们聊聊天的话,记住吧,那很可能是最好的文学).

总之,宗教精神并不敌视智性、科学和哲学,而只是在此三者力竭神疲之际,代之以前行.譬如哲学,倘其见到自身的迷途,而仍不悔初衷,这勇气显然就不是出自哲学本身,而是来自直觉的宗教精神的鼓舞,或者说此刻它本身已不再是哲学而是宗教精神了.既然我们无法指望全知全能,我们就不能指责没有科学根据的信心是迷信.科学自己又怎样当它告诉我们这个星球乃至这个宇宙迟早都要毁灭,又告诉我们“不必惊慌,为时尚早,在这个灾难到来之前,人类的科学早已发达到足以为人类找到另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了”,这时候它有什么科学根据呢如果它知道那是一个无可阻止的悲剧,而它又不放弃探索并兢兢业业乐此不疲,这种精神难道根据的是科学吗不,那只是一个信心而已,或者说宁愿要这样一个信心罢了.这不是迷信吗这若是迷信,我们也乐于要这个迷信.否则怎么办死还是当傻瓜哀叹荒诞,抱怨别无选择,已经不时髦了,我们压根儿就是在自然之神的限定下去选择最为欢乐的游戏.坏的迷信是不顾事实、敌视理智、扼杀众人而为自己谋利的骗局(所以有些宗教实际已丧失了宗教精神,譬如中的疯狂、中东的战火).而全体人类在黑暗中幻想的光明出路,在困惑中检测设的完美归宿,在屈辱下臆造的最后审判,均非迷信.所以宗教精神天生不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政治派别,那些被神化了的个人,它必属于全人类,必关怀全人类,必赞美全人类的团结,必因明了物之目的的局限而崇尚美之精神历程.它为此所创造的众神与天界也不是迷信,它只是借众神来体现人的意志,借天界来俯察人的平等权利(没有天赋人权的信念,就难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觉醒.而天赋人权和君权神授,可以看作宗教精神与迷信的分界).

这样的宗教精神,拿来与艺术精神作一下比照.想必能得到某种深刻的印象.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话似乎有毛病：四十已经不惑,怎么五十又知天命既然五十方知天命,四十又谈何不惑呢尚有不知(何况是天命),就可以自命不惑吗

斗胆替古人做一点解释：很可能,四十之不惑并不涉及天命(或命运),只不过处世的技巧已经烂熟,识人辨物的目光已经老练,或谦恭或潇洒或气宇轩昂或颐指气使,各类作派都已能放对位置,天命么,则是另外一码事,再需十年方可明了.再过十年终于明了：天命是不可明了的.不惑截止在日常事务之域,一旦问天命,惑又从中来,而且五十、六十、七老八十亦不可免惑,由是而知天命原来是只可知其不可知的.古人所以把不惑判给四十,而不留到最终,想必是有此暗示.

惑即距离,空间的拓开,时间的迁延,肉身的奔走,心魂的寻觅,写作因此绵绵无绝期.人是一种很傻的动物：知其不可知而知欲不泯.人是很聪明的一种动物：在不绝的知途中享用生年.人是一种认真又倔犟的动物：朝闻道,夕死可也.人是豁达且狡猾的一种动物：游戏人生.人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不仅相互折磨,还折磨他们的地球母亲.因而人活该又是一种服重刑或服长役的动物：苦难永远在四周看管着他们.等等等等.于是最后：人是天地间难得的一种会梦想的动物.

这就是写作的原因吧.浪漫(不主义)永不过时,因为有现实以“惑”的方式不间断地给它输入激素和多种维他命.

我自己呢,为什么写作先是为谋生,其次为价值实现(倒不一定求表扬,但求不被忽略和删除,当然受表扬的味道总是诱人的),然后才有了更多的为什么.现在我想,一是为了不要僵死在现实里,因此二要维护和壮大人的梦想,尤其是梦想的能力. 至于写作是什么,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并不是说命运不要我砌砖,要我码字,而是说无论人干什么,人终于逃不开那个“惑”字,于是写作行为便发生.还有,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说过：“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更像是宿命,与主义和流派无关.一旦早已存在于心中的那些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声音要你写下它们,你就几乎没法去想‘应该怎么写和不应该怎么写’这样的问题了等一切都已是定局,你没写它时它已不可改变地都在那儿了,你所能做的只是聆听和跟随.你要是本事大,你就能听到的多一些,跟随的近一些,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你与它们之间都是一个无限的距离.因此,所谓灵感、技巧、聪明和才智,毋宁都归于祈祷,像祈祷上帝给你一次机会(一条道路)那样.”

借助电脑,我刚刚写完一个长篇(谢谢电脑,没它帮忙真是要把人累死的),其中有这样一段：“你的诗是从哪儿来的呢你的大脑是根据什么写出了一行行诗文的呢你必于写作之先就看见了一团浑沌,你必于写作之中追寻那一团浑沌,你必于写作之后发现你离那一团浑沌还是非常遥远.那一团激励着你去写作的浑沌,就是你的灵魂所在,有可能那就是世界全部消息错综无序的编织.你试图看清它、表达它――这时是大脑在工作,而在此前,那一片浑沌早已存在,灵魂在你的智力之先早已存在,诗魂在你的诗句之前早已成定局.你怎样设法去接近它,那是大脑的任务；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它,那就是你诗作的品位；你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它,那就注定了写作无尽无休的路途,那就证明了大脑永远也追不上灵魂,因而大脑和灵魂肯定是两码事.”卖文为生已经十几年了,惟一的经验是,不要让大脑控制灵魂,而是让灵魂操作大脑,以及按动电脑的键盘.

写《务虚笔记》的时候,我忽然明白：凡我笔下人物的行为或心理,都是我自己也有的,某些已经露面,某些正蛰伏于可能性中待机而动.所以,那长篇中的人物越来越互相混淆――因我的心路而混淆,又混淆成我的心路：善恶俱在.这不是从技巧出发.我在哪儿一个人确切地存在于何处除去你的所作所为,还存在于你的所思所欲之中.于是可以相信：凡你描写他人描写得(或指责他人指责得)准确――所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惟妙惟肖――之处,你都可以沿着自己的理解或想象,在自己的心底找到类似的埋藏.真正的理解都难免是设身处地,善如此,恶亦如此,否则就不明白你何以能把别人看得那么透彻.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读者也一样,在迷途面前都不要把自己洗得太干净,你以什么与之共鸣呢可有谁一点儿都不体会丑恶所走过的路径吗

这便是人人都需要忏悔的理由.发现他人之丑恶,等于发现了自己之丑恶的可能,因而是已经需要忏悔的时刻.这似乎有点过分,但其实又适合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