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渐”与翻译活动的转向

摘 要：在我国两千多年的翻译活动中,中译外一直处于次要的位置.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东学西渐 ”作为一种文化战略,顺应时代需求,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我国译界学者应更加重视中译外翻译研究 ,认清困难、调整策略,以寻求与西方文明的平等对话.

关 键 词 ：中译外 文化交流 东学西渐 翻译

Abstract: During China’s two-thousand-year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ng from Chinese into foreign languages has long been ignored.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the strategy of export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accords with the trends of the age and shoulders hey historical mission.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attach greater importance to translating from Chinese into foreign languages and seek equal dialogues with the Western world.

Keywords: translating from Chinese into foreignlanguages, cultural exchange, export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translation

我国的翻译活动可谓源远流长.从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到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以及“五四 ”运动的西学翻译,曾谱写下无数辉煌的篇章.但是,在这辉煌的背后也留下了很大的遗憾:整个中国翻译史几乎是呈现了“一边倒”的态势,基本上是外译中的历史,极少有中译外的情况.

纵观中国翻译史,中译外始终处于次要的位置,较之规模远为庞大的“外译中”,“中译外”只是中国两千多年翻译活动中的“沧海一粟 ”,不入主流.清王朝长期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用炮打开后,中国社会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文明也随之黯淡了.数据表明:整个20世纪的 100年,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十万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的20世纪中国思想著作（不包含古籍） 仅几百册.中国翻译史似乎是专为外译中而写的,中译外只是个可怜的小配角.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文化思潮被大量“引进”中国,中外文化交流更是出现了严重的“逆差”现象.

一、东学西渐

欲谈“东风西渐”必首先搞清楚“西学东渐”,“西学东渐”是指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一般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清末民初两个时期欧美学术思想的传入.从1840年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西方文化思潮随即涌入中国,至“五四”运动自觉接受“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被全面引入,大开学习西方文化之风气.“西学东渐”使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了重大影响.民国时期,出于对政治的不满导致部分知识分子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并造成巨大社会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我国对于西方文化的引进热情并没有衰退,以至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严重不平衡,多年来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 10:1的逆差,“文化赤字”很大.可以说这一波的“西学东渐”潮流,一直持续到当代.

如今,“全球化”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在全球化背景下, 多元文化的交流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文化的多元性是世界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体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石和标志,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今天,文化“输出”更是成了一个国家的尊严,一个国家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中国文化如果不通过一种新的交流渠道,打通世界的多层沟通和多元对话,那就有可能不断地被误读、被妖魔化,最后就在国际事务中被不断瓜分和孤立.事实上,汉文化并非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在“西学东渐”出现之前,“东学西渐”才是世界文化传播的主流.我国的“东学西渐”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那是在明末清初以前,曾向西方输出过许多有价值的文化如：造纸术、丝绸、印刷术、冶金技术、文学、哲学、兵法、中医等,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过十分深远的影响.然而,随着国力的衰弱和西方列强的入侵,有些人便把封建王朝的没落归咎于传统文化,觉得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在西方文明面前相形见绌.自 20世纪以来,更形成了一种“全盘西化 ”的风气.现在,整个世界都是西方文化占垄断地位.因此,季羡林老先生忿忿不平地指出,“全盘西化”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文化交流,既要拿来主义,又要送去主义.中国正在逐步成长为“崛起中的大国”,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加大,方使我们萌发并开始坚定重塑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的雄心,“东学西渐”终于又现端倪.如果说,19世纪末 20世纪初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的知识精英通过译介西方文化思想和社会经济科学信息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那么,当我们在新世纪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时,作为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则应更加注重向世界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西学仍在东渐,中学也应西传.

面对依旧来势汹汹的西学,东学若要实现西渐,国人必须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具有较强的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近年来多次提到的一个概念,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有没有文化自觉,能不能做到文化自觉,对回应全球化至关重要.文化自觉所倡导的不是封闭的自我认识,而是开放的跨文化交流；不是文化中心主义的单边追求,而是多元文化共存中的自觉定位；不仅强调要充分发挥个人的主动精神和尊重个人的自主选择,而且更饱含浓烈的民族情怀,洋溢着人类一体、万物一体的博大情怀.培养文化自觉是民族文化在横向互动和纵向发展中维系自身体系和特征的保障,也是文化进行不断丰富和创新,从而推动文化不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每一种文化代表自成一体的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观念,因为每一个民族的传统和表达形式是证明其在世界上的存在的最有效手段.”在多元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适时地保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利用跨文化交际的机会,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以达到中西方文化之间相互了解和交流的目的,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各美其美,美人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二、翻译活动的转向

文化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勒费维尔将翻译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思考研究,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在一个纯语言认识的狭小范畴内的理解行为,而是一个与社会、文化和民族生存息息相关的问题.翻译不应局限于语言自主实体本身,而应将其看成一种文化发展的策略、途径和手段来研究的思辨,因而它不仅属于接收国文化文学变革发展和生存的范畴和需要,而且与输出国的国际历史地位、文化的建构和发展、文化生存和自尊息息相关.从这一点上看,勒费维尔文化转向的翻译理论已经触及到后殖义关于文化平等对话的脉搏.这种认识观无疑为翻译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使者”：通过“引进 ”,可以了解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增长见闻；同时,本国文化也可以通过“输出 ”,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鉴于此,我们应当把握好翻译活动的方向,让翻译肩负起正确的历史使命.

早在上世纪,不少学者就已经认识到 ,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我国翻译领域中存在着“引进 ”与“输出 ”的严重“逆差”,即：翻译作品中“外译中”占有绝对优势,而“中译外”仅有寥寥数笔.这不仅是相当令人遗憾的 ,更是非常危险的:“华夏文化在世界文化潮流中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小,甚至有可能会失去我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或者在东西方文化的趋同过程中被融合乃至消亡.”而今,东学西渐已经被提上日程,翻译活动的重心也应该转向“中译外”了.为了使民族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中获得发展机遇,为了增强民族文化向外辐射的能力和抵御外来不良文化的能力,东学西渐的呼声越来越高,而翻译则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在这关键时刻,将“中译外”提上议事日程是极其睿智的决定.当前,中国极其需要通过“翻译”来弘扬和捍卫华夏文化.正如王宁教授所言：在经济全球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我们必须对“翻译”这个术语有全新的和全面的理解,翻译的重点应该逐步从外译中转向中译外,翻译策略应该从仅限于字面形式的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阐释.

事实上,我国老一辈的许多翻译家也曾为中国的文化输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许渊冲先生在理论上提出“优势竞赛论”,通过翻译《唐诗三百首》、《楚辞》、《西厢记》等反映民族文化精华的作品介绍我国文化 ,在文本的选择上凸现强烈的民族意识：“”结束后杨宪益先生建议出版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丛书 ――“熊猫丛书”,专门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其中大部分为近现代文学作品.该丛书出版了近百本,在当时的西方社会非常畅销,这对于向西方展示中国文化起到了很好的窗口作用.

今天,国人在对外宣传时,常常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可西方人懂汉语的毕竟少数,被译成西文的著作数量又不多,他们当然会心生怀疑.因此,中译外翻译工作任重而道远.中译外作为一项翻译活动,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翻译成果的质量.翻译问题,应当是“中国出版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瓶颈”.翻译质量的好坏,与译者水平、作品内容以及翻译策略等,有很大关系.其中,东西方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是影响西方人正确及充分理解中国作品的主要障碍.

东西方存在巨大文化差异,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采取何种策略处理文化差异却是翻译界争论不休的焦点.中译外的过程中,“西方中心”这种潜意识的阴影长期作用和影响我国中译外的实践.就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现实而言,承载汉传统文化的核心哲学思想的语言表征形态,常常是在有意无意地“西方中心”殖民文化思想译观的支配下,依据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在所谓的“忠实原著”、“等值”的口号下大行其道,从而导致中国的传统深邃的哲学思辨被阉割、歪曲.毋庸置疑,在我国翻译界,在传统文化外译的问题上,基本上是在“以原汁原味和地道英语”的旗帜下大行其“归化”之道,采用“削足适履”的实践方法论,将汉文化群体五千多年形成的对宇宙、社会和人格美学的认知纳入到了西方的哲学和范畴之中.只要稍微浏览一下汉哲学和文化等方面的英译本,就可以看到这种“西方中心论”在译界翻译思辨和实践中的影响力.然而,在强调多元文化共存的今天,若继续采取“西方中心”的翻译理念,“西化”、“归化”翻译我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特有的哲学思辨范式,特别是“语义过载”的核心哲学、和古典文论等术语的表征形态,显然缺乏平等对话的文化自觉意识,并使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处在西方文化的阴影下.

在这种形势下,我国译界学者应更加重视中译外翻译研究,认清困难、调整策略,以寻求与西方文明的平等对话.在中译外翻译的过程中,汉语译者应尽量采取异化策略,进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对于中国文化形象的突显有着重要的作用.异化法的核心是最大化地传递原文的文化内涵.翻译的手段要为其目的怎么写作,其目的是为了沟通两种文化,增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了解和沟通.

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和文化都有局限性,都存在借鉴,如吸收和输出的历史使命.在英语为当今世界强势文化的态势下,应该提倡和张扬中华文化的个性,让世人真正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真谛和精髓,避免被西方民族文化价值观同化.作为当今时代的翻译人,我们有责任为中国文化立言立威.因此,中译外应坚持异化创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三、结束语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期待多元文化平等的对话,期待东西方文化平等的交流.中国绝不会淹没在是西学的大潮中,相反,它璀璨悠久的文化必然在西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翻译活动的转向是东学西渐的必经之途,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译外,让世界再一次了解中国,也让中国真正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