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思想的文化源渊和哲学基础

［摘 要］ 和谐社会是人类古往今来不懈的追求和美好向往.在中国数千年悠久的文化传承中,和谐是其中最重要的理念之一,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探索和谐思想的文化源头和哲学基础对我们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 ］ 和谐 和为贵 天人合一 文化源头 哲学基础

中国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一个新型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的一个宏伟构想,是数千年来人类孜孜以求的共同理想.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早在3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提出“合和”的理念,作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家学说更是把“和为贵”作为实现其核心理念“仁”“礼”的方法论准则和标准.“和”的人文观念深深地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领域,陶冶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从文化源头来梳理和认识和谐文化的精髓和脉络,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和谐的内涵和本质,更有助于深入贯彻落实发展观,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

一、《易经》和《尚书》是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两大源头

《易经》作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文化的源头.阴阳是支撑《易经》哲学的两个基本概念,这两个方面的和谐与平衡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关键.那么,《易经》中所说的“大道”是什么呢?《庄子》说“‘易’以道阴阳”,《易经》也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因此,阴阳就是《易经》所要阐发的大道,是处于对立统一关系中事物的两个方面.

《易经》用阴阳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变化来解释宇宙万物运动的规律.当阴阳平衡时,卦就吉利,反之,就不吉利；阴阳严重失和时,甚至会有凶卦发生.从阐释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看,《易经》又可分为数、理、象三部分,故又称“三易”,如《比卦》为“比乐师忧”,比的意思是比附、亲和,指人与人之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如何比附团结、和谐相处的道理.对内如果做到亲善团结,就会吉利平安；对外若能和睦亲善,就会天下安宁.《比卦》九五曰：“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这里的“天子不合围”,指的是天子狩猎只是从三面围追禽兽,舍弃前奔的逃亡者,只捕杀迎面而来的投网者,有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之意.以此比喻九五之君的亲附光明和正大仁义之象,旨在警示君王应亲附百姓,仁爱万物.《泰卦》则直接显明地点明了阴阳平衡、和谐的重要性.其卦象上坤下乾,表面上与自然现象中的天上地下相悖,实质上,卦象反映的重浊之地在上、轻清之天在下,意味着阴阳相交,天地相通,万物化生,世界和谐,自然就是吉利的.

《易传》作为对《易经》阐释的主要典籍,在解释《易经》时,是从“和”的角度进行阐释,首次提出了“保合太和”的思想.“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说的都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和谐.达到这种认识和境界的人,就是“知进退存之而不失其正”的“大人”“圣人”,实现了这样目标的社会就是古人眼中的“太和”社会.

《尚书》作为我国第一部史书,十分重视“德”,同时把德和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以实现上下清明的和谐社会.如《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明于变时雍.”“俊德”是美德.“百姓”在春秋之前是指百官族姓.“雍”就是“和谐”的意思.就是说能够修明美德者,才能实现九族的亲睦；九族和睦了,就可以平理百官族姓,昭明礼义；百官族姓明理彰义,就会实现天下万邦的亲睦和谐.

司马迁的《史记》中称颂帝尧“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这是“合和”一词的最早出处,而其思想在《尚书》中早已体现.《尚书洛诰》中说,只有“公称丕显德”,“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才能“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恒”,是普遍的意思.“和恒”,就是恒和,就是说万民皆处于和谐社会之中.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于四海,才会呈现四方万邦之民遍享和谐的盛世景象.

《易经》提出了“保合太和”的哲学思想,《尚书》阐释了“协和万邦”“和恒四方”的政治理念.和谐社会的思想和哲学认知在这两部典籍中开始萌芽,并对后世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和谐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易经》和《尚书》可以看作是中国和谐思想的文化源头.

二、西周末年的“和”“同”之辩进一步发展了和谐思想

在和谐思想的发展、深化过程中,西周末年太史伯阳的“和”“同”之辩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据史书记载,西周的最后一个帝王周幽王荒淫无道,独断专行,为了博得妃子褒姒一笑,不顾大臣劝谏,竟然烽火戏诸侯,伯阳敏锐地意识到西周必然灭亡,并将原因归结为周幽王“去和而不同”.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金、木、火、水杂而成百物.”伯阳认为,世界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相杂”而成.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认为性质各异秉性不同的各类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世界的丰富性,它们在相互斗争和妥协中达成的统一就是“和”.“同”则与此相反,强调事物的单一性和同类性,表现为事物量的累积,而不是种类的丰富与结构的完善.伯阳认为任何事物的生长发展在于其与周围环境有差别的和谐共处,而不是让自己单一地独霸扩张,若如此其结局必将归于死寂,即所谓的“同则不继”.

“和”“同”之辩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和谐思想,尤其是其间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闪现,使“和谐”的思想更加趋于客观、合理.

三、儒家及其《论语》是和谐思想的集大成者

在继承和发展春秋之前人类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孔子逐渐形成了以“仁”“礼”为核心、“和”为方法标准的儒家基本思想,即“仁者爱人”,注重自身修养；“为国以礼”的礼乐教化、治国安邦的观点；“和为贵”――在极端中寻求平衡的为人处事之道,三者的有机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修己是治人的前提条件,治人是修己的目标和归宿,而修己和治人两大思想内容的构建又是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和”是完成整体构建的方法论、原则和标准.

“礼”即周礼,是孔子的治国思想.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的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形成了礼乐教化治国安邦的总体思想.“礼”的精神主要体现为“仁”“恭”“敬”“让”等方面.“仁”是“礼”的最根本的精神内容.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孔子看来,不仁的人,怎么能谈得上礼乐呢?“援仁以礼,以仁充礼”是儒家学说体系中最关键的环节.在《论语》中,孔子又把“礼”视为“中”,“执中”即是“执礼”,而“中”即是不偏不倚,保持双方的平衡状态,这里面的本质也就是事物的和谐.

“仁”注重的是修己,是一种个体行为；“礼”强调的是治人,是一种社会行为.个人与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社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组成,但又不能完全满足每一个个体的所有需求.儒家通过“中庸”来完成两者的辩证统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和为贵”的理念.

“中庸”就是不偏不倚平常的道理,又被理解为中道,即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中庸”又被称为“中行”,指人的举止、作风、德行都不偏于一个方面,对立的双方互相牵制、互相补充.“仁”是内在修养,“礼”是外在标准；“仁”是前提,“礼”是目的,二者之联结便是中庸之道.因此“中庸”是一种折中调和的思想,反映的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其实质是在极端中寻求平衡,即通过考察事物对立双方的连接点来确定、寻求双方在更高层次上的平衡,避免“过”或“不及”.告诉我们的方法论就是处理事情要注意分寸,不要使行动突破质的规定性.

这种平衡性的原则,其本质也就是保持事物之间、事物内部的和谐.由此,孔子在《论语学而》篇中直接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和”作为“礼”推行的终极目标,成为儒家特别倡导的、政治和社会原则.《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谓之和.”杨遇夫《论语疏证》写道：“事之中节者皆谓之和,不独喜怒哀乐之发一事也.如今言适合、言恰当、言恰到好处.”对这种通过保持不偏不倚的所谓“中”来实现事物的平衡、取得和谐结果的方法,孔子在进一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有用其中于民”的观点.这里“执其两端,有用其中于民”便是求“和”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就是“中”.在此,孔子初步实现了“中”与“和”融合,形成了“中和论”.《中庸》则把“中和论”推到本体论的高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中”是天下的本根状态,“和”是天下的最终归宿,达到“中和”是一切运动变化的根本目的,天地各得其所,万物顺利生长.

儒家强调礼的应用以和为贵,认为凡事都要讲和谐,或者为和谐而和谐,不受礼的约束是行不通的,这种“和”不是无原则的调和,真正的“和”是在遵循“礼”的前提下实现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即“和而不同”,这是孔子和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君子可以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从来不愿人云亦云,盲目附和；小人则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只求与别人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原则,但他却与别人不能保持融洽友好的关系.这就是君子与小人在处世为人方面的根本区别.“和而不同”的辨析显示了孔子思想的深刻哲理性.

孔子把“和而不同“的思想推广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礼记》中所提出的“天下为公”及“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大同社会理想,也体现了对社会和谐的向往和追求.

四、道家及其他学派“和”的思想认知

道家认为,“道”是自然、社会、心灵等一切现象存在与运动变化的内在根据.它崇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身的和谐.因此,道家学说是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子在《道德经》第八十章中说“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邻帮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切断社会交往的“和谐社会”.虽然其间没有人的积极进取,但总体上呈现的却是一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蓝图.道家思想的核心即“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这就是道家“无为而治”的重要观点,其核心就是人与自然、社会要保持和谐,要遵从自然规律.《老子》第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即物质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道”作为万事万物的总根源、总法则,无论其存在还是发挥规律,都应该是自然而然的,是顺乎其本性的.

庄子也在《庄子应帝王》篇中说“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意思是只要游心于怡淡之境,合气于寂寞之乡,清静无为,顺着事物自然发展的规律而不用私意,天下就可以治理好了.这里庄子同样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天人合一,物我一体”是道家的基本理念,是道家一切思想、观念的基础和出发点.它同样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理念.庄子在《庄子齐物论》篇中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齐一”,反映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就是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普通一员,应该爱惜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使人与自然达到融洽无间的和谐状态.

“为无为,为无为不治”（《老子》第三章）,“天下之道等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第46章）,则强调的不仅是自然和谐,更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人与自然和谐的必要条件.

此外,佛家的“一切众生悉皆平等”“普渡众生”和墨家的“兼爱”“非攻”等思想,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和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近代国学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谐”观念的概述

梁漱溟先生在其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这是对中国几千年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高度概括.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特质》一文中,更是用“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对中国文化特质进行了精炼概括.“一天人”指的即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合内外”讲的是生活与生命的哲学.“天人合一”深刻揭示出中华文化精髓中的和谐思想.

总之,从文化智慧源头《易经》中提出“保合太和”,《尚书》提出“协和万邦”“和恒四方”的和谐理念开始,经由孔子的中庸之道,形成儒家的“和为贵”“和而不同”“致中和”的主流和谐思想,结合道家的“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和佛家的“众生平等“以及墨家的“兼爱”“非攻”等和谐理念,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深远影响的和谐思想,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挖掘和探索和谐思想的文化源头和哲学基础,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刻理解建设和谐社会的意义,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具有十分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