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会计信息“有限理性”的哲学

[摘 要 ] 本文通过对会计信息的内涵界定,基于会计学科属于社会科学中管理学科划分的前提,应用了一种逻辑和哲学思辩的分析方法,并结合会计准则制定中的一些指导思想探讨,得出了会计信息自始至终贯彻了“有限理性”思想的特征,有利于人们对会计信息的作用进行客观中肯的估价.

[关 键 词 ] 会计信息 “有限理性” 指导思想

会计信息是人们对经营管理中获取的不同时期的杂乱无章的数据,按照一定的检测定与规则前提,通过采用系统的程序和方法计算和组合而得出的有规律的信息.这种人为制定的规则便是会计准则,指导这个全过程的思想方法经过人们的系统整理和归纳便是会计这们学科,简称会计学.

那么,会计这门学科到底应归属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如果说会计是一门管理科学,那管理科学到底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者说管理科学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的学科；还是说管理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的成分,又包括社会科学的成分.当然,追问类似的问题是哲学范畴里面的概念.在众多哲学派别的丛林中,我们知道,有的哲学家认为世界是一元的,统称为一元论者；而有的哲学家认为世界是二元的,统称为二元论者（多元论包括在二元论中）.对逻辑有所了解的人会知道,以哲学上的二元论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逻辑缺陷,而以一元论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只要你承认其立论出发点便不容易攻破.所以说,我们在本文分析时也取一元论为标准,即会计学要么是自然科学,要么就是社会科学.

如果我们承认会计学是一门自然科学,那它应该是完全理性的和可证伪的,也就是说,人们一旦发现目前的会计理论体系有缺陷,便有义务和责任去修正和完善该理论,直至凭人们目前的认识能力还不能发现缺陷为止.在会计准则制定中,我们应该以“两利相衡取其重”为原则,不断去追求会计准则标准和会计信息价值的最优结果.

相反,如果我们承认会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那它应该是有限理性的,即不管人们能提出什么样的会计理论体系或者模式,总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存在,这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实际生活中我们应该选择那种缺陷尽可能少的理论体系或者模式,作为会计准则制定或会计信息评价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以“两害相权从其轻”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教授曾在20世纪40 年代末发表了其著名的《管理行为》一书,在该书中,西蒙教授系统而科学地阐述了管理学研究中的次优见解,又称为满意结果解,也就是有限理性见解.从此,管理学才有了理论的立足点而成其为一门科学,而在此之前,管理学充其量不过是有关管理的概述.

下面我们再进一步切入正题,会计学理所当然是管理科学的分支,尽管其借用了一些经济学的基础范畴,仍然不能改变其是一门管理学科的本质属性,因为它是一门应用科学.所以,在管理学研究中通用和公认的原则完全可以应用到对会计学的研究中来,这是个别和一般的哲学问题.

我们知道,在财务会计的概念框架或会计基本准则中,会有专门一章谈“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我国最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归纳为：可靠性（含客观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含一致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及时性.一些国家还包含一些提供会计信息的约束条件,如提供会计信息的收益大于提供会计信息的成本等.在这些指标约束中,最重要的两个便是可靠性和相关性.各个准则制定机构对这些指标间的不同侧重,便形成了不同准则的风格.比如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便把相关性排在可靠性前面,而我国的最新准则却把可靠性排列在相关性前面.当然,这里面有多方面因素在起作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早已迈过了偏重于数量粗放型增长的阶段,步入了以质量取胜的时代,因而格外重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而我国是不太发达或处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目前尚未摆脱依靠数量增长、粗放型增长的阶段,所以,市场上的会计信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为了规范市场,防止会计信息领域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便对可靠性有所偏爱.

在会计准则制定或者会计信息的价值评价中,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完全理性,只有有限理性,会计学毕竟不是数学,会计信息虽然是建立在对数字的精确计算和排列组合上,但其前提基础会计确认和计量包含有人为的主观检测定和估计因素,故会计信息本质上是建立在估计和检测设前提上的计算和组合,当然,这种估计也不是毫无依据的,而是建立在科学的统计推断上,但是,这是一种量变和质变的关系,仍然不存在所谓的完全理性而只有有限理性.会计信息的纯粹的客观反映是否真正存在,在我个人是存疑的；或者说,即使能够反映,其成本又能否承受；即使成本能接受,信息又是否有用（即相关）也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相关也未必及时,过时的信息又有何意义.整个会计准则是建立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对所有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综合权衡、并由相关利益各方博弈平衡的妥协产物.在会计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标杆,但在实际准则的制定和适用中却是个政治妥协的产物,这点和法律没什么两样.

比如,在一个会计主体中,如果研发支出金额不大,根据重要性原则,我们即使不详细反映也不会误导会计信息的使用者犯下显著性的错误,从而做出错误的决策.而如果研发支出金额巨大或比重很高,那这个会计主体很有可能是高科技企业.科技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风向标,一个国家往往会采用多种优惠政策或者法规去扶助本国科技的发展,比如,给予其灵活的会计政策便是优惠之一.这样高科技企业在市场上便和其他行业的竞争对手具有一定的税收优惠.

当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曾制定一项新的准则,要求高科技行业研发支出和股票期权应采用公允价值予以资本化,不得在发生时直接冲抵当期费用,这样便会大大增加这些高科技企业的所得税收负担,从而不利于美国高科技行业的发展.

因此,由于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及会计学科的本质属性,会计信息终究是个“有限理性”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