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新哲学会:抗战建国胜利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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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8年夏秋之际成立的延安新哲学会不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团体,更是抗战建国的助推器,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延安新哲学会在抗战建国的任务、旗帜、原则和目标下从事哲学理论研究,全面扫除教条主义,为抗战建国的胜利统一了党内思想;大力宣传和普及马列主义,为抗战建国的胜利壮大了群众基础;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抗战建国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思想导向;初步确立了“思想”,为抗战建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 键 词 :延安新哲学会;抗战建国;马列主义中国化;思想

中图分类号:K29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3-0108-05

为了推进抗战建国事业,1938年夏秋之际在同志的倡导下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1]着重进行“新哲学、辩证唯物论的研究”.[2]所谓新哲学主要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也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3]新哲学会成立后,会员们努力翻译、介绍、研究新哲学――马列主义哲学,以及国内外其他哲学流派,发表和出版了许多哲学论著,为马列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为广大革命干部理论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为抗战建国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是抗战建国胜利的助推器.

对于延安新哲学会的性质学术界有一个不断的认识过程.最初由于良华发表第一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关于延安“新哲学会”》,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团体.后来由于资料的充实,经过研究、讨论,到1984-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思想研究室”发表长篇文章――《延安新哲学会史料介绍》(1-6).按其所论,延安“新哲学会”是“一个马列主义哲学的研究组织,而且对全国的文化理论界来讲,又起着抗日统一战线的作用”.[4]此后,关于延安新哲学会的研究沉寂了20年,2006年谭群玉和周兵发表文章《新哲学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讨了新哲学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2008年董标发表论文《延安新哲学会:立意高远的思想机器》,对延安新哲学会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但在结语和问题一部分中,讲到“新哲学会,从一开始就不是学术组织,不是哲学研究会”.[5]笔者认为延安新哲学会是立意高远的思想机器,但也不能否认新哲学会的原初意义,延安新哲学会应该是一个多战线、多目标、多使命的团体组织,是抗战建国的助推器,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中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延安新哲学会成立于1938年夏秋之际,但因为当时延安的印刷水平落后,到9月30日才在《解放》第53期发表《新哲学会缘起》的报道.短短1000多字的报道5次讲到“抗战建国”,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延安新哲学会是为了抗战建国的胜利而成立的研究马列主义哲学的团体组织.报道中讲到,当时的中国处在最伟大的实践当中,为着完成抗战建国的神圣任务,全民都被动员,理论工作者更应该用自己的研究去配合和帮助抗战建国的工作.新哲学会发出一个号召,要大家团结起来,为抗战建国的任务,为着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用集体的力量来尽自己的责任.新哲学会不仅仅应该就哲学而研究哲学,而且应该在哲学和方法论的具体化的发展的观点上来研究一切抗战建国的经验教训,研究一切其他的科学,不是只研究唯一派别的哲学,而要在抗战建国的正确政治原则下,集合各种各样的哲学派别来共同研究.[6]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延安新哲学会是在抗战建国的任务、旗帜、原则和目标下从事哲学理论研究,是抗战建国胜利的助推器,全面扫除了教条主义,为抗战建国的胜利统一了党内思想;大力宣传和普及马列主义,为抗战建国的胜利壮大了群众基础;大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抗战建国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思想导向;初步确立了“思想”,为抗战建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延安新哲学会同党内教条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为抗战建国的胜利统一了党内思想

中国人是通过十月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早期的中国人较为普遍地认为,俄国历史发展的特征,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俄国革命的道路就是中国革命的道路;俄国革命的方法就是中国革命的方法,这就给教条主义埋下了隐患.教条主义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表面上标榜马克思主义,实质上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尽管马克思曾告诫后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7]列宁也曾说过,“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个道理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是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和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8]但中国在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受共产国际和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影响,仍然教条地坚持“城市中心论”,错误地做出“现在中国革命的形势上,革命已经到来等”[9]的论断,盲目发动城市;王明留苏回国,自称是共产国际政策的代言人,在米夫的扶持下,夺取了党的最高领导权,无视我国的具体实际,教条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僵死不变的教条,盲目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力量,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尽管我党有如此深刻的教条主义教训,但是到20世纪40年代党内有不少人仍然紧紧抓住书本上的现成结论和俄国革命的现成经验不放,严重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和《矛盾论》,对其给予了有力的打击,但党内仍然存在教条主义的尾巴.

为了更快更好地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决定开展学习哲学活动,从根源上进行一次经过改造主观世界来扭转革命方向的活动.据郭化若回忆,“那样积极地、热情地组织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我后来才逐渐体会到,他是希望我们在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客观世界.”“此后一段时间,每星期三晚上,便有七八个人在的办公室,围着一支蜡烛,漫谈马列主义哲学.”“党政军干部学习哲学的热潮初步形成了,很高兴,进一步提出成立‘新哲学会’”.[10]128-129新哲学会成立后,杨松与和培元都将矛头主要指向党内的教条主义,特别是和培元为清算第二次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教条主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写文章论述“双结合”,认为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的革命相结合,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它“不是机械地在一些零碎问题上贴上辩证法的膏药或商标”,“这种结合必须是有机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出发自辩证法的公式和范畴,而是出发自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研究,出发自对中国革命的具体的透彻的认识,出发自对于中国的革命规律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内部联系的了解.”[3]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明确讲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新哲学会成立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认识论上,思想根源上清除了教条主义,是对全党进行的一次思想武装,从此以后“认识客观实际、遵循规律”成为领导层的共识,这就为抗战建国的胜利统一了党内思想.当时,朱德、任弼时、叶剑英、张闻天、陈云都有深刻的学习感想,尤其是陈云认识到思想方法的重要,他多次说到,“理论上、思想方法上搞对了,对党和革命有很大的好处.”[12] 二、大力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抗战建国的胜利壮大了群众基础

阶级性是哲学的根本特性,任何哲学都是一定阶级认识事物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新哲学会成立以后,不仅大力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同国民党各阶级党派的错误思想倾向和思想系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为广人民群众指明了方向,为抗战建国的胜利打下了群众基础.

抗战以后,中国的哲学战线并没有沉寂,反而在政治军事的激烈斗争中,更明确地包含着思想战线上的战斗.全国的出版物虽然很多,但内容却多是空洞的、堆砌的、重复的甚至是反动的,使人民群众出现了盲目和困惑,对实现抗战建国的胜利极其不利.延安新哲学会成立以后,首要目标就是要把“目前做得不够的理论工作推进一步等使理论工作有更实际的指导力量等使人人都直接参加到抗战建国的活动”.会员艾思奇首先举起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面大旗,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就对辩证唯物论、唯生论、力行哲学、“中”的哲学、国家社会党的哲学、张申府哲学等等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明确指出辩证唯物论是中国的哲学,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哲学,其余都是国民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哲学.[13]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唯生论、力行哲学和“中”的哲学对当时发动全民抗战造成极大的阻力,对此延安新哲学会员写文章做了激烈的批评,在反对和清理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宣传和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抗战建国的胜利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杨松的《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批判当时的唯心论和非辩证唯物论思想;陈伯达的《论“新哲学”问题及其他》公开致信给张申府,明确地指明他哲学的不足;艾思奇的《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对唯生论哲学和力行哲学做了深入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它们都是代表当权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其借着自己的哲学理论,宣传要抵抗敌人、复兴中国、完成革命,没有什么困难,只是在于理念;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没什么困难,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等等,这种思想在民众中散布、宣传,对当时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极其不利,直接造成当时不能调动全民抗战,特别是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中”的哲学,是阎锡山在山西当权的时候,左右逢源、维护政权统治的基础,代表着大革命以来国民党当权者的世界观.抗战后不久,当山西的抗战浪潮蓬勃高涨的时候,阎锡山加倍努力宣传自己的思想,大量印刷各种书籍,亲自为青年学生进行各种问答讨论,极力想在各种思想中维持其统治地位,实质上这种思想和唯生论有极大的相似性,只不过是比唯生论哲学掩饰的更好,“中”的哲学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求中”的方法论,把“求中”作为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此艾思奇给予了深刻的分析、激烈的反对,为当时的青年学生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使广大青年学生,不为艰难路险,跋山涉水来到延安,支持抗战建国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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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艾思奇写了《<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批判的盲从的法西斯主义唯心论哲学思想,指出他表面标榜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真正的三义和“知难行易”的思想,但事实上奉行是中国式的写办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是反对科学唯物主义的表现,明确指出的哲学实质上是在“真知”的名义下要求人民无知,在“力行”的名义下要求人民盲从.艾思奇深刻的分析、激烈的批评,唤醒了广大民众,使更多的群众和士兵认清了消极抗日的本质,明白了理论宣传的意义所在,从而使更多的人民群众团结在中国的领导下,全民一致,齐心协力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为抗战建国做出各自的贡献,正如《新哲学会缘起》中讲到的,“所谓的全民族动员,那基础自然是基于人力、物力、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但也少不了思想意识上的全民自觉等如果不是在正确的理论思想引导下,使全民族合成一座绝不倒的长城,要战胜当前那样而有力的敌人,恐怕是很困难的.”[6]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明确讲到,“打敌人不是炮对炮的事,而且还要从各方面组织和团结力量.正确的哲学运动如果做得好,它可以从思想方面的基础上帮助我们团结,防止自己的分裂,使我们的抗敌力量迅速地坚强起来.”[2]延安新哲学会同顽固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大力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抗战建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抗战建国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思想导向

“实践需要理论,理论必须结合于实践.今天的中国,处在最伟大的实践当中,为完成抗战建国的神圣任务,全民都被动员起来等”[6]根据《新哲学会缘起》记录,当时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思想引导,全民族就形不成坚不可摧的抗战建国的伟大力量.这个伟大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时新哲学会的会员都在探讨我们怎么样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抗战建国工作,青年哲学家和培元提出“两结合”,杨松提出马克思主义要通过民族的形式来实现,当然也有错误思想家叶青提出所谓的“中国的特殊性”和对“三义”的分析等等.面对众说纷纭的观点,在《论新阶段》上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明确讲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行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等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的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或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关的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解决并必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调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要把二者紧密的联系起来.”[11]的讲话发表以后,为抗战建国的胜利指明思想导向,延安新哲学的会员们对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深刻的论述,形成一致的共识:马克思主义主义只有中国化,只有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采用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采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宣传教育,才能调动全国人民为实现抗战建国的胜利而奋斗;中国的理论家必须团结起来,克服困难,共同努力,极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为抗战建国的胜利指明正确的思想导向.1938年4月艾思奇写文章讲到研究哲学的作用时,明确认识到哲学是指导现实工作的明灯,认识到如果单纯去关注实际问题,就不能保证思想方法的正确性,如果不能保持思想方法的正确性,就容易陷入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正确的哲学运动如果做得好,它可以从思想上帮助我们的团结,防止自己的分裂,使我们抗敌的力量迅速的坚强起来.”[2]而且他还讲到,过去他对哲学的通俗化做了不少努力,但对中国化和现实化的努力做得不够,应该加快研究、探讨,中国化比大众化和通俗化更重要、更深刻、更有意义.当时叛徒叶青充当了国民党的口舌,在《论学术中国化》和《再论关于辩证法法规的实际应用》等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一些错误的论断,极不利于抗战建国正确指导思想的形成.面对理论的论争,延安新哲学会的会员们都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培元纪念新哲学会成立三周年时发表《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杨松发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艾思奇发表《论中国的特殊性》,等等,在理论界展开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期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理论家,对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给予强烈的批判和反对,特别是给叶青的反革命思想以致命的打击,深刻揭露出叶青等人的卑劣行径,对于澄清当时思想的混乱、理论的庞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理论的争论和分辨中,也有不少的会员们写下了一系列的如何学习哲学的方法论文章,艾思奇的《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和《怎样研究辩证法和唯物论》,徐特立的《怎样学习哲学》,刘亚生的《研究新哲学的方法问题――贡献给初学新哲学的一点意见》,这些文章明确告诉人们为什么要学习新哲学、应该如何去研究新哲学、研究新哲学的目的是什么等等问题,使许多理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刻地认识了新哲学,了解了如何学习新哲学. 延安新哲学会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为抗战建国的胜利提供正确的思想导向.就如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讲到的,“理论这件事很重要等要知道革命如果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14]的确,延安新哲学会自从成立以后,一直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探讨和论述,为提高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为抗战建国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使全民族汇合成一座绝不倒的长城”.[6]


四、初步确立“思想”,为抗战建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实现抗战建国胜利的理论基础.在反“围剿”斗争中,博古和李德排挤在中国内的正确领导,错误地支持王明的“左”倾路线,完全按照苏联的那套条令组织红军作战,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初期,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演变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演变为搬家式的行动,部队的行军速度异常缓慢,致使敌人有足够的时间调集兵力进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3万多.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党在遵义召开会议,撤换了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的职务,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肯定了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把陕北作为革命的大本营,延安成了我党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心,但是博古等人的错误思想仍在作怪,“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落后的县成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等流言仍在散布,党内出现了一些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教条主义者们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生吞活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只言片语,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经验主义者们仍长期据守自身的片面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的工作.对此写下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伟大的哲学著作,在哲学上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评,但是仍未能从思想深处彻底的清除,所以倡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准备从主观世界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改造,来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那样积极地、热情地组织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我后来才逐渐体会到,他是希望我们在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客观世界.”[10]128

1938年9月28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53期刊登了《新哲学会缘起》,向全国的理论研究者们发出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抗战建国的任务,为着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用集体的力量来尽自己的责任.”[6]从此,理论研究者们奋力进行理论探索,特别是延安新哲学会的会员们,充分肯定了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就能完成中华民族的夙愿――抗战建国.1938年10月,在中国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论新阶段》的精彩报告,获得了理论工作者的一致好评,在延安新哲学会的组织和帮助下,延安以及附近的机关、部队、学校、群众团体中的在职干部,以及领导干部,迅速开展了学习理论的运动,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思想的提出,为抗战建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思想决定行动,认识决定成败.没有正确的思想作为指导,行动就会陷入盲目;缺乏正确的认识基础,革命就会陷入迷茫.在延安新哲学会的组织下,会员们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分析、论述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的极大贡献,使思想成为抗战建国胜利的理论保证.1941年2月张如心首先发表文章,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理论贡献.“同志比我们任何人更善于把握中国人的心理,更善于领会他们的要求,因此,他比任何人更善于通俗化地、生动地、简洁地向他们解说马列主义原则,说明我党的主张,比任何人更能以真理打动人的心坎等”,“同志的讲演与著作便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体现,它的内容和形式正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典型著作.”[15]同年4月他又发表文章讲,“同志是我们党伟大的革命家,天才的理论家,战略家,他是一个中国最好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具有近二十年极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善于把广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丰富的具体的中国革命实践像土和土一样结合在他身上,他善于把马列主义的坚定的原则与灵活的策略有机地联系起来等”,[16] “之所以能达到这种成功,除了其他原因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形,真正创造性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等善于把辩证法主要的法则与次要的区分清楚,善于把辩证法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活动与过去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最密切的结合起来等”.[16]和培元在《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中讲到,“我们在同志的一切著作里也看出他怎样深刻地灵活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阐明中国革命的规律性,一九三七年同志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脍炙人口,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一章是最好的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他对辩证法原则的阐述之所以那样爽朗、生动、有力,这不仅由于他的文字流畅易懂,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动的中国革命经验.这就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3]艾思奇在《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中指出,抗战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主义论》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成果.1942年张如心写文章将的理论和策略概括为三部分: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政治路线和政治科学以及军事路线和军事科学.并且认为的理论和策略是他长期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全部实践的活动的思想基础.[17]同年7月1日陈毅为纪念中国成立21周年发表了《伟大的二十一年》,文中将以为领导的中国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新创造概括为5个方面.[18]邓拓撰写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主义》中说:“中国在二十一年的斗争中已经把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主义.”“主义,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43年王稼祥发表了题为《中国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同志的思想,就是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20]同年艾思奇发表文章讲,“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辩证唯物主义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论,才是能够把中国革命命运引到光明前途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21]延安新哲学会的会员们纷纷对“思想”进行了论述,不仅彻底清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而且还逐渐地确立了思想的理论地位.实践证明,思想就是指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中国人民不断走向光明的正确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理论成果,延安新哲学会对其确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是抗战建国胜利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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