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庸人哲学”

顾名思义,庸人就是平庸之人,庸才就是平庸之才,庸官就是平庸之官.被这种人信奉的哲学,便是庸人哲学.所以,这种人的特征,也就成了庸人哲学的特征.

其一,庸人哲学是“矮子哲学”.信奉庸人哲学的人,习惯在上司面前当矮人、走矮步,不敢比上司高明,不敢比上司正确,甚至连身高、长相都不敢有优于上司的地方.明代英宗时有个工部侍郎叫王佑,是靠巴结大权在握的太监王振官运亨通的.王侍郎长得很漂亮、很秀气,脸上没有胡须.有一天,王振问他：王侍郎干嘛没有胡须?王佑回答说：您老人家没有胡须,小儿我怎么敢有胡须呢?这可说是一个典型的实例.上司从来高明、领导永远正确,除此之外,决不能再有高明的见解和正确的意见.一旦让属下的意见正确了,上级领导的英明正确从何体现,威信又从何而来?就这样,为了显示不能比领导者个头高,本来身材高大的人要故意弯腰低头走路；为了显示不比领导者能力强,拥有聪明才智的人只好装聋作哑、装傻充愣.即使是陪上司打网球、打、下象棋,明明能赢也要输,还要输得真切,输得服帖.即使与上司一起聊天,上司没有想到的,明明自己想到了也不能说；上司说的,明明自己早就想说的,也要说“我怎么就没有想到”.

在庸人哲学盛行的地方,往往会有这样的事：上司或领导写了错别字不会有人去纠错；念了白字不会有人去指正；上司或领导做出了错误决策只能一错到底,制造了冤检测错案也只好将错就错.在这种地方,群策群力没有了,广纳良言没有了,奋发向上的就更没有了.可以说,庸人哲学最大限度地打压和限制了人们思想的舒展和聪明才智的发挥,造成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万马齐喑的局面,最终只剩下上司或领导者自己的声音.庸人哲学折射出来的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本位观念以及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依然存在的某种弊端――在上司面前当矮人、走矮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讨好上级领导.这种自己习惯当矮人走矮步的庸人一旦把持了某个单位或地方,在他的周围,照样也会形成一个以他的能力和水平为标尺的人群.所谓“人不在高,有权则灵；庙虽不大,唯我独尊”,于是乎,且如武大郎开店,个儿比他高的一概不收.真想进去的,也得先装成矮子,要不然就一天也混不下去.

其二,庸人哲学是“守旧哲学”.信奉庸人哲学的人,往往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不敢越雷池半步,更不敢为风气之先.“从来如此,便对”,这是他们一贯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习惯成自然,存在即合理,先人创立的制度要一成不变,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得毫发无损.他们就是不懂得与时俱进.其实,“从来如此”的事,“从来”就未曾有过,检测如真的有什么“从来如此”,人类或许还在茹毛饮血.检测如因为“从来如此”就得“永远如此”,人类社会也必定会停滞不前.

信奉庸人哲学的人的还有一种共同的思维特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求全,一是对旧事物委曲求全,二是对新事物责备求全.古往今来,莫不如此.所谓的“利不十,不变法”就是这样的一种典型主张.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不公、不平、不合理的地方,都可以将就,反正“从来如此”,即使弊端再多、毛病再大,其责任也不在己；改革可是要在自己手上实施的,万一出个差错捅个娄子,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然而,改革总得探索,其中必有风险.这种要改革就必须十全十美,检测如改革尚有不足,就想维持原状或回复故道的想法,实际上就是永远不要改革,永远维持现状.

所以,凡是由信奉庸人哲学的人把持的地方,工作都不可能有新的起色.

其三,庸人哲学是“混混哲学”.信奉庸人哲学的人,往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们既以“无过”为最高标准,又以“无过”为最终目的.为了“无过”,他们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无论做什么事,总要先找“文件”依据,一切按“文件”办事,至于那“文件”是否适应发展形势,是否合乎本地实际,则不在考虑之列,决不搞“变通”,更不讲灵活.他们最看重的是上级的态度,若是没有上级的指示,宁可空耗时日,即使延误时机,也绝不挺身而出、见机而行、主动出击.许多年过去了,兄弟单位、兄弟地区的工作远远地跑到自己的前头去了,他们居然还会很坦然地说,使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自己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殊不知,失去机遇,延误时机,本身就是莫大的差错.

信奉庸人哲学的人常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一经典语言聊以.此间所谓的“不足”和“有余”,都是横向比较的结果.所以会做这样的比较,是因为有中庸之道――儒家学说中的“精髓”作为思想基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还有一个更通俗化、形象化的表述,叫做“不骑马,不骑牛,骑个毛驴走中游”.在“中游”观念之下,不求进取有了依据,安于现状有了理由.然而,百舸争流,不进则退.把“中游”作为生活和工作的目标,意味着拒绝或放弃做出任何前进的努力,这不啻是下滑或堕落的开始?!这种人的处世方式,便是“混”日子.在他们看来,明天是什么样子,谁也无法预料,也懒得去想它,还是过一天算一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至于这钟撞得够不够响,就跟他没关系了.

信奉庸人哲学的官员必定是庸官,这种庸官“为官一任”,必定会“贻误一方”.因此,即使是封建时代的有识之士,也深知这种信奉庸人哲学的庸官的危害性.况钟治苏,在被他清除出去的“属官”中,除了“贪暴者”,尚有“庸懦者”十余人.这所谓的“庸懦者”,也便是平庸而又“懦弱”的官吏,形象些说,这种庸官,就是不会抓老鼠不敢抓老鼠反而害怕老鼠甚至被老鼠胁持的猫.这种“庸懦”与“贪暴”的互补,遂有腐败现象的蔓延.况钟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不像常人那样往往憎恨“贪暴”而忽略“庸懦”.他能在“朝臣贪浊”,“请托贿赂公行无忌”的时期,将一个“烦剧难治”的苏州府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大概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发展的时代、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但真正要创新,要发展,要大有作为,就必须拒绝这种庸人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