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界定析

点赞:6054 浏览:20826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02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 :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界定有新实学界定说、诠释学界定说、现代化界定说、范式转换界定说、文化界定说等.在此基础上应对该命题的内涵界定层次加以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应分为:语言层面(译介)、诠释层面(阐释)、实践层面(应用)、核心层面(思维创新),这四个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思维方式的创新为核心形成一个三层同心圆结构,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两化两结合”的经典界定则是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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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六届六中全会和《〈中国〉发刊词》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两化两结合”,其中两化就是“具体化与民族化”, “两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别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与中国发展的实际相结合.”[1]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也就是说,“‘中国化’对获取的内容进行创新是最为重要的.通过上述分析,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在中国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方面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中国特色.”[1]新时期学者在重述的经典界定时又有许多新的界定路向.

1.新实学界定说

新实学界定说以周树智为代表,他认为“哲学理论研究需要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以及中国古代哲学需要与现代哲学相结合、中国与外国的哲学相结合等,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建设当代中国的新实学,这是当前中国哲学改革的一种方向和出路.”[2]同时认为:在实践唯物主义精髓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优秀实学传统需要与中国务实求实的建设实践进行统一.他主张在新实学的名义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整合,同时,在现代实践中,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传承关系进行相应的梳理,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衔接,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哲学范式.在“实学”(尽管论者很勉强的加了个“新”字)名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还具有其本真性,两种哲学范式之间是否具有通约的可能性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2.诠释学界定说

皮家胜作为诠释学界定说的代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作为一个命题来研究,另一方面是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对于这一观点,他先后发表数篇文章对其进行详细的阐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命题来研究,为判明真检测指明了方向,并且符合对自身进行证明和认同的要求,并表达一种既定的缺乏生命力的存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问题来研究,通常情况下就是沿着问题的方向给与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首先是理解问题,其次是解释问题”[3].在很大程度上,诠释主体自身的实际需要、历史背景,以及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等都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产生制约和影响.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优秀文化成果进行结合时,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早已形成的视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进行交融,这一相互交融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此意义上,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与理解者的视野之间进行‘视野融合’”[3].在这种情况下,理解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就是一场辩证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断生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这种界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特征加以突出,平等对待诠释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为两种文化之间的平等交往、相互融合的过程.但是,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社会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的差距,同时过分地强调了视野之间的平等交融,进一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空间是否会被压缩,有待进一步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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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代化界定说

以袁吉富、何萍、李维武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界定说,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翻译、传播、应用与发展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世界化的一部分.因此,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现代化界定说认为,在研究中呈现出了“中国视野”,同时也彰显了“世界视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需要将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一定程度选择西方现代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同时综合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思想界思潮之间的关系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问题、中国哲学现代化问题,以及中国社会实践现代化等问题都有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和时代性,需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将时代精神的精华进行体现.”[4],把握时怎么发表展的脉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紧紧地抓住拓宽视野这一关键,是现代化界定说的优点所在.但是,通过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当前的许多研究往往只具有方案性,却缺乏相应的操作性,并且问题研究的深度和细致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4.范式转换界定说

在以汪信砚、董德刚、庄友刚为代表的范式转换界定说中,汪信砚明确提出: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先后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教科书范式”、20世纪80-9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后教科书范式”,汪信砚同时指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同时“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标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和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衡量.”[5]董德刚认为: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以“新”解“马”的范式,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站在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的高度进行研究和推进”.庄友刚提出了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中的基础和原则,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过程中需要分清其中的层次性.具体来说,就是在学科内、学科间,或是理论派别内部对范式转换研究进行分清.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准确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研究做出定位,进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化进行研究,并非对其进行“越界”的研究.这种界定的独特优势就是富有创新性,由于这种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过程中,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 5 文化界定说

文化界定说以陈树林、周和风、马俊峰等为代表.该观点认为:现代西方先进文化精神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集中的体现,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将19世纪西方工业社会文化的精神体现的淋漓尽致,同时也充分地展现了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精神的完美结合.并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从根本上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富有西方先进文化精神)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相互融合,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新的文化”[6].从文化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界定,在界定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行为方式的转变等.“对于文化界定说,其着眼点就是‘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角度进行相应的理解,这是一个颇具新颖,同时具有启发性意义的思路.”[6]


6.小结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可以从四个层面上进行.①译介层面.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措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翻译成汉语,介绍到中国,通常情况下,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翻译,我国先后经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以日本为主要译介渠道;第二个时期是在20世纪30、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以苏联为主要译介渠道;第三个时期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北京为中心,以苏联为译介渠道;第四个时期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以研究所为中心,利用多语种、进行多渠道译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译介的过程中,主要涉及语种之间的相互转换,被选择原本准确程度影响和制约着汉语表达的精确度.②诠释层面.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接受者,需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历史背景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合乎实际、合乎历史、合乎功用的解读.从诠释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分析,实际上就是“视域交融”的过程.例如: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用“矛盾论”进行相应的表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通过利用中国的成语故事、逸闻趣事等进行相应的阐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这一切都属于“中国化”.③实践层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在研究中国的实际、分析中国的问题、改造中国社会,以及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理论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充分的利用.例如新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等.通常情况下,该层面比前两者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化”,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利用哲学解释世界的层面,同时深入到改造世界机理的内部,进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④思维方式创新层面.哲学作为一门思维的学科,恩格斯曾经说过“对于已经从社会和历史中被驱逐出来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对于思维过程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7]强有力的改造了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之一.在《矛盾论》中,在批判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过程中,树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教条主义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传统哲学中大化流行大而不当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强有力的冲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上述四个层面是逐级推进的关系.这四个层面以思维方式的创新为核心,同时形成一个三层同心圆.通常情况下,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是外面的三层级别,真正深入到核心部分的涉及并不多.至于“两化两结合”的经典界定,可以视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