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修辞的、哲学的蝴蝶

马钧先生去年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随笔集《越界的蝴蝶》,送我一本,一得空闲,我就读它,从夏天读到冬天,再从冬天读到另一个冬天；枕边读,书房读,有时候厨房里也读；躺着读,坐着读,站着也读.一本书读得这样久,这样细致,于我还是第一次.细想其中原因,一是我与马钧相熟,隔三差五相见于会场饭局,每有聚会,都要聆听他高谈阔论,久而久之,差不多到了“只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地步.就在这种司空见惯中读他的文字,似乎正在认识另一个人,别有一番趣味；二是马钧的书不是那么好读.马钧说：“我不愿降格求次,没有一点高度和难度地胡写瞎写.”于是他的书很专业,很有高度和难度,我要仔细地反复读,才能读懂读透；三是我看《越界的蝴蝶》那么久,没有厌倦,没有放弃,而且每看一次,都有收益和快乐.有几次我读着读着,竟然笑出声来.我能肯定,在一个愁苦的世界里,凡是能让人忘忧一笑的应该是好东西.按照孟子的意思,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如果我读了老朋友的书,得了趣味、教益和欢乐,且长久不置一词,大约也是心有愧疚的,心里的愧疚其实就是心病.心病会让人日渐憔悴,现在我写出自己的感想,与读他书的朋友们分享.

先从书名说起.马钧夫子自道,说《越界的蝴蝶》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说“用心”,蝴蝶神秘的形象寄托了马钧“意念深处的美意、妙意”,这已然是哲学论述,我知趣地绕开.另一个含义则浅显些,是从字面意义切入的：“蝴蝶的飞翔是轻盈的,蝴蝶的飞翔更是没有边界的飞翔.它飞过栅栏,飞过那些被人为划定的界限,无非是想让自己的天地更加宽阔一些”.我看完之后就笑笑的.因为我了解他的人,也看了他的书,感觉凡是说自己越界的,都是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人,因为在他心里有边界,有衡量,一旦意念和身体蠢动起来,就担心自己已经越界了,所谓的“时时勤拂拭,莫使惹灰尘”.但真正经常越界的人,内心里就没有这个界限,没有什么计较,什么时候越界的,怎样越界的,一概不管的,所谓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灰尘”.我敢肯定,在他的写作里渴望越界,但事实上他没有越界.我一页一页,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读过去.读过之后,觉得这是一本与作者一样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书.因为这本书始终贯穿着老式写作者所看重、所擅长的知识、修辞和哲理,换句话说,与其说是越界的蝴蝶,不如说是知识的蝴蝶,修辞的蝴蝶,哲学的蝴蝶；就连这本书在每一篇――不论篇幅长短,不论抒情议论中特立独行的观点和明显的批判精神,也都体现着老式写作者“文以载道”的庄重表情.

无论马钧如何定位自己,如果一个陌生读者要通过《越界的蝴蝶》来揣度他,那么就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素,一是知识,广泛的一般知识和丰富的专业知识；一是智见,独特的立场观点和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读马钧的书,常常为他书中的知识所惊讶.中国早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马钧知识的蝴蝶常常越界,翩翩往来于文学、哲学、绘画、书法和音乐之间,往来于古今中外之间.《耳热与民俗信仰》不过是一篇随意写来的小文,但马钧却能由打喷嚏引出《诗经》的句子来,由耳朵发烧引出莎士比亚《无事生非》的台词来.从这篇短文后两段来看,马钧不仅仅是想表现他知识的广博与精到,他还有自己的思考,而这些思考,是沿着民俗与科学的边缘,对弗雷泽、艾瑟哈婷和戴维博姆的研究方向的延伸.搜罗古今、广征博引的例子在《越界的蝴蝶》里俯仰皆是.《耳热与民俗信仰》的上一篇《说“红”》,就从《释名释兵》、《博物志》引到唐宋人的诗词,再引到清代的曹雪芹,每隔两行就有一个引用,简直通篇都是引用了,这无疑达到了本雅明说的那种境界.我读马钧的书,常常有一个疑问：“他为了写这些文字,又要熟读多少文字?”写作之前读万卷书,沉潜心思,厚积薄发,这绝对也是老式的派头,网络中新崛起的查重复率们不兴这个.

马钧本来就有许多知识了,偏偏他又是学而不厌的那种狠角色.加之他编辑工作的需要,要求他尽可能掌握更多的知识,以便在瓦砾中一眼认出金子来.于是他的内部就成为一个知识的仓库,一旦满溢,逸出的必定还是知识.我看他的书,常常就有望洋兴叹式的感喟.设想一个念书不多的乡下青年读他的书,更要佩服到五体投地,惊叹他的渊博学识和信手拈来：“啊,原来文字是用知识写成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马钧的知识不仅仅是用来掉书袋的,他一如好的知识分子,知识常常是判断和批评的工具,知识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有智见.马钧的知识既是温文尔雅的,但也是尖锐的,出人意料的.在《忽然想起无所不在的标准》一文中,他从调侃“标准话”开始,论及“标准书法”、“标准思想”、“标准时间”“标准着装”“标准相貌”,最后恶作剧般提到了“不出声”的“吃饭标准”.从中可以看出,他是能在我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各种生活标准里洞见荒谬的那个人,他是无所不在的“标准”的批评者和叛逆者.他深入生活,体会生活,但不盲从于生活,生活无法将他驯服和同化.这就是智识者的本色.当昆德拉风靡中国,成为众人追捧的明星作家之后,马钧却在细读昆德拉的小说,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发现米兰昆德拉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家,或者直说,他是一个失败的小说家”（《失败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无论别人怎样服膺于昆德拉,作为一个读者,马钧有权这么认为.关键是他要有这样论断的理由并且能自圆其说.果然,他运用自己小说方面的知识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把本来是“媚俗”的阅读,变成了独立的有智见的批评.

与我这样的业余写作者不同,马钧是正儿八经的汉语言文学系毕业,作文有招式,用词造句有讲究,不仅要达,还要雅.中文系科班出身的查重复率无论怎样的反叛,都抹不去专门训练过的痕迹,更何况马钧还不想背离他在大学里学的那些东西.读马钧的书,语言的精致和修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那些抒情的篇什,处处洋溢着中文系浓浓的修辞味,象征,白描,联想,想象,拟人,用典,引用,比喻等等,不胜枚举.大约是因为偏爱和专门研究过钱钟书先生的缘故,马钧书中的比喻、引用和用典就更为突出.凡是写作的人,有意或者无意间修饰文字是自然的事情,重要的是修辞所要和所能达到的效果是什么.马钧与一般作者略有不同,他调动各种修辞,追求的是繁复,艰深,趣味和模糊朦胧的效果,他还追求过去中文系人特有的那种斯文腔调.在《错杂的拼图》第一小节《陶醉》的开头,他这样写到：“如果一只臂膀上纹上一只狐眼蝶（远看颇似火烙的疤痕）：张开的双翅,布满交叠而成的各种颜色和图案,头部盘卷的触须,就像一丝头发从紧捏的指甲间抽取出来卷成的回纹,其引人注目的后翅上,睁着一对大而警惕的眼睛.”他是想要说明弧线、曲线和圆的魅力,但他不直说,而是退一步描绘一个形象,绕着弯子文绉绉地说.这完全是中文系写作课训练的成果.再举一个例证,在《疾走》中,通篇使用了象征,描写的情景似梦非梦,人物亦幻亦真,情节真检测难辨.修辞没有使这篇文字浅显易懂,而是理解起来更为艰深了.我没有问过,他的粉丝都是什么人,但我敢肯定,应该是一些有知识素养的人,勇于动脑筋思考的人,因为他的书不宜于一目十行阅读的人,不宜于喜欢文化快餐的人.他的书需要那些有闲、有耐心,并且对作者有爱心的人细细体会.虽然阅读他书的只是少数人,但这应该是真正的阅读者.在我看来,马钧这种老中文系气质的修辞让文字温和大方,让文字厚实苍茫,让文字与过去的某些东西相连.这种修辞性让我觉得文字、文学是从祖先那里传下来的,而不是从梦工厂里制造出来的.我是从过去走来而且有点恋旧的人,我喜欢他的这种精致和幽默,我更喜欢他在这种追求上的执拗,老东西执拗点更好玩.

马钧的书里提到了许多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索伦克尔凯郭尔、叔本华、海德格尔、罗兰巴特、施莱格尔,他还有一篇专门写帕斯卡尔的文章.他的蝴蝶除了带着知识性和修辞性以外,还好奇,固执,爱刨根问底,对许多事情都要得出结论,最好还是与众不同的结论,所以这只蝴蝶有着哲学的气质.什么是哲学?有人说,关于智慧的学问就是哲学；另一些人说,探究世界本原的学问就是哲学.我则说,在貌似没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就是哲学.“什么东西真实存在”,“我们能够确切知道某事吗”,“是否真的有是非对错”,“生命有意义吗”,“死亡是结束吗”,这就是托马斯内格尔列举的哲学问题.马钧在他的书里问了许多同样的问题：“影落千江,谁知月初?”“院中的那棵树,不就是在天空下,静静地生长了许多世纪?现在,它不是仍然无拘无束地伸展寂寞吗?”“跟着感觉走.感觉真的像我们理智的偏见所认为的那样不可靠?”“有谁曾将山林深远的沉寂和湿润的清纯,带入心灵,带入城市的大街小巷?”他甚至在最无问题处找到问题：“写到这里,可以结束了――结束?这是写作上的一种僭妄,一种思维和现实无奈的断裂.”但是提出问题只是哲学的一部分任务,更艰巨的是还要回答这些问题.作为一本文学范畴的书,《越界的蝴蝶》中过多的抽象理念、推理论证和知识倾向就是因为要努力回答这些问题导致的.马钧批评了昆德拉的小说,而他在拌倒昆德拉的同一块石头旁打了趔趄.但是,这种言行不一,或者自相矛盾,同样体现了他的软肋.有软肋的人比较真实亲切,天神和机器人不适合做朋友.

马钧在《文与人》开头写道：“拿文章来观察一个人,评说一个人,进而自信伴着得意大作解人、知音,多少已成为一部分人知人论世的思维定势.”我现在不得不承认,我就是他说的这部分人里的一个.但我也不得不承认,我拿老马的文章评说老马,虽则有做老马知音的意思,但却没有多少“自信”和“得意”,我始终担心说得并不准确,对不起老朋友.更让我焦虑的是,我用老马所鄙薄的这种“思维定位”来分析解释老马,这是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手心的喜剧,还是用其人之所恶对付其人的悲剧?我实在是说不清楚.马钧老兄有兴趣,可以做一个分析,下次吃饭时告诉我,我将再次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