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社教,在农家吃“红锅子菜”

1965年,我在湖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工作,这年1―7月,湖南省委衡山县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简称省委社教工作队）组成,我作为其中的一员,第一次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在农村开展社教工作,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干部子弟连扣肉汤也喝

我们蹲点的地方是在湖南衡山县的两个大队,那里地势平坦,树木稀少,烧柴极其困难.为了节省烧柴,当地人都是将早、中、晚三餐饭在早晨一次煮好,中、晚两餐随便炒热一下就吃.而且他们习惯喝生冷水（一般人家多喝井水,有的人家甚至喝池塘水）,口渴时,就用木瓜瓢从水缸中舀半瓢冷水喝,从来不喝开水.我们入队后,在生活上、身体上都很难适应这种情况,许多同志因此腹泻肚痛.为此,省委社教工作队队长请求住户在煮早饭时,用砂罐或瓦壶烧沸一罐或一壶水,让工作队的队员每人自备一个保温瓶,将开水灌入保温瓶内,供一日饮水之用.

由于我们住在最贫困的贫下中农家里,这些家庭生活非常艰苦,有的家里甚至连饭也吃不饱.省委为了照顾这些住户,规定我们每人每月向住户交纳伙食费12元,粮票30市斤（我们本来的粮食定量为27市斤,社教期间由长沙市粮食局补足到30市斤）.有了这些钱和粮票后,住户家里每个月的米和油盐就有了基本保障,家里严重缺粮的,他们就会写一些、玉米、蚕豆等杂粮掺到大米中一起煮着吃.但毕竟粮少僧多,而且很多住户家里还不时吃“红锅子菜”（即炒菜不放油,只是把锅子烧热再炒菜）,因此社教工作队的队员经常感觉吃不饱,肚子里的油水太少,体质普遍下降.

为保证社教工作顺利进行,也从爱护社教队员的身体出发,省委社教工作队队长决定,工作队员每月可轮流进城休检测一日,一是让我们进城理发、洗澡；二是顺便改善一下生活.当时长沙市鲜猪肉的是每市斤八角钱,而衡山县的鲜猪肉,每市斤价仅为六角钱.衡山县城不少饭馆有烧好的红烧肉、扣肉、清蒸鱼等菜肴卖,其中红烧肉、扣肉每份（碗）售价仅一元.当时由于我们肚子里的“油水”少,有时饿得心里发慌,因此每次进城理完发、洗完澡后,中餐一般会多吃一份扣肉或红烧肉和其他的菜,喝酒的同志还会喝上一二两白酒.

我们队里有一位年轻的女共青团员,她的父母是南下老干部,分别在湖南省政府有关部门当领导.父母对她从小特别宠爱,养成她“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坏毛病.可是在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后,生活习惯有了改变.有一次我恰巧碰到她刚从城里回队,便问她：“你今天中餐吃了什么?”她说：“吃了一碗扣肉!”“吃完了没有?”“连汤我也给它喝了!”

我被误认为是搬运工人

按照党、省委规定,社教工作队队员不能暴露工作单位、职务、职称.队员之间也不许相互打听,只能称呼队长、组长、老张、小李,或直呼其名.因此到工作结束时我对同组工作的同志是哪个单位,什么职务、职称,干什么的,一概不知道.同样,他们对我也一点不了解.当时我正年富力强,和社员们一起扮禾（割稻）,我可以将扮好的湿毛谷一担（120-130市斤）从稻田挑到生产队的晒谷坪.晒干后的干稻谷一担（均为100市斤）,我可以沿板梯（比楼梯宽一些的木梯）挑进生产队的粮仓中.

通过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有一天搞完生产劳动后休息时,社员围着我闲谈,有人问：“你是不是交通部门的?”“你是不是搬运工人提拔的干部?”等我因上级有规定,不能给他们解释,暴露身份,只好笑而不答.他们再三追问我“是不是?”我还是笑而不答,只反问了他们一句：“你们为什么这样猜想?”他们纷纷说：“省委社教工作队来了六七十个干部,就数你的力气最大,能挑湿毛谷一百多斤.因此我们都猜想你是搬运工人提拔的干部!”

从此后社员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大老粗,由搬运工人提拔的干部.这事逐步传开,后来越传越远,也越传越“神”!本来我只能挑一百多斤,后来传来传去,说“省委社教工作队来了一个搬运工人,能挑几百斤!”等

1965年六七月间,省委社教工作队陆续撤回长沙,休整一两个月后,准备于9月开展第二届社教工作,需要总结材料上报省委.在一次全队干部会议（正、副队长、组长等）上,队长宣布决定抽调几个同志来队部整理材料,其中有我的名字.于是有些人说：“抽调赵声琳干什么?他是一个‘大老粗’,搬运工人!”大家议论纷纷等队长便问：“你们听谁说的?”“大家都知道,连许多社员都知道.”队长笑着对他们说：“你们简直是瞎说,他是新中国我们党培养的正正规规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还跟苏联专家进修了一年!”这一下把大家弄得目瞪口呆!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我是一个知识分子.

（责任编辑/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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