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人的哈佛情缘

李欧梵的《我的哈佛岁月》和黄进兴的《哈佛琐记》讲述的哈佛大学故事相映成趣.李欧梵和黄进兴都师从史华慈,皆受余英时教益,先后在哈佛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都成了台湾“研究院”院士.

李欧梵在哈佛的“国际路线”

1961年,李欧梵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在即,感到前途茫茫,于是随着班上大部分的同学申请赴美.他到处乱寄申请信,后来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都准备收他,芝加哥给他免学费的待遇,哈佛则给他“另类奖学金”,是“备取”或“候补”的意思:如果别人不要那份奖学金,他或有机会,否则无望.李欧梵不想再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决定就读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

后来,李欧梵还是决定申请到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当他遍查哈佛的课程表,没有中国现代文学的科目,而中国历史方面,除了费正清教授外,只有两个不甚熟悉的名字:L. S. Yang(杨联)和Benjamin Schwartz(史华慈).芝大一年快结业时,他收到哈佛的入学许可,而且有全部研究院的奖学金,在1963年暑检测从芝加哥搭顺风车到了波士顿.

初入哈佛,李欧梵就立下三大志愿:除了多旁听课之外,就是故意少与我族类来往,甚至为自己的社交生活开创一个新局面—“泡洋妞”.因此他不久就以专走“国际路线”驰名.

当年在哈佛政府系最有名的教授是基辛格.李欧梵去旁听他的一门大班课—“国际关系理论”,第一堂他未开讲前早已挤满了学生,教室是音乐系的演奏厅,基辛格坐在演奏台上,任由四五位助教在台前讲述本课的要求和指定作业,足足说了20分钟.然后,基辛格才从太师椅上站起来开讲,不慌不忙,一口作秀式的德国口音.在李欧梵的眼中,不免觉得基辛格简直就是一位政客.据说基辛格在尼克松手下当完官后想返回哈佛重执教鞭,却被哈佛政府系的全体教授拒绝.

哈佛最开心的事是泡图书馆,李欧梵常在怀德纳图书馆的层层藏书架前流连忘返.他回忆:“看累了则偷看别人,一饱窥视欲,特别是看到漂亮的女生,则更可做‘眼睛捉迷藏’的游戏.在怀德纳图书馆看书的以研究生为主,所以要找靓女,还需要移师到本科生的图书馆.我的惯例是:如果一天没有课,则早上到怀德纳图书馆,下午到本科生的拉蒙(Lamont)图书馆,晚上有兴致时则去距离较远的蕾克列芙女校的图书馆,当然醉翁之意不完全在酒,偶尔也会有“”.在拉蒙图书馆看书有另一个好处:它的阅览室有落地玻璃长窗,窗外风光一览无遗.我往往在此看书至五六点钟晚餐时刻,看到窗外的一群群一年级学生到附近的餐厅去吃饭,一副得意的样子,令我既羡慕又忌妒,因为哈佛的本科生才是天之骄子,每个人都是雄心勃勃.当时流行着一则笑话:如果一群本科生去餐厅时被汽车撞倒了,这会成为一件大事,因为其中就可能有将来的总统和议员.而我们这些研究生则是可有可无,在一年级学生的眼中,我们都是大学花钱养的废物.有时候我看到这一群哈佛园新来的年轻人,天真烂漫地嬉戏于夕阳斜照的拉蒙图书馆窗前,也不免感到老大徒伤悲,其实我那时候还不到30岁.”

在哈佛大学念中国近代史,李欧梵的主要目的是跟随费正清教授.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兴趣更接近思想史,所以后来拜史华慈教授为师.入学后的第三年,他和费正清的关系开始接近起来.费正清公开称李欧梵是一个“放荡不羁者”(free spirit),请李欧梵参加他家的茶会.李欧梵因此认得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还不止一次和少数研究生应邀在周末到费正清的避暑山庄去小住.几个学生初抵山庄不久,费正清就带着他们去砍柴,体力劳动数小时,有一次,费正清还率先跳进一个泥泞的小池塘中,要同学们先洗一个“自然澡”.晚餐后闲谈一阵,费正清就早早就寝了.第二天费正清一早起身,立刻到他的小书房去工作,整天除三餐外足不出户,据说是数十年如一日.李欧梵了解到,费正清在周末以外的工作日生活更是严谨:每天清早起身,上午四个小时绝不上课或见人,而是独自躲到他在怀德纳总图书馆的书房中去看书,每天下午才去上课、上班和处理公务.后来费正清对李欧梵说:“以后你们教书忙起来,每天能抽出两三个小时读书就够了！”

叛逆性格

李欧梵的论文尚未完成时,要求先到欧洲去“游学”半年,并找寻写论文的“灵感”.费正清欣然答应,还为他弄到2000美元的奖学金去欧洲各国游历.李欧梵成行前向费正清致谢,费正清给了他三封信,要他在适当时机交给费的三位欧洲汉学界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当年在伦敦执教的Stuart Schram教授,当李欧梵把费正清的信拿给他,他看后大笑说:“看来费教授要我带你到酒吧去喝酒,他说你是一个free spirit！”

史华慈曾是费正清的及门弟子,但费正清曾公开承认学问特别是在思想史方面不如他.史华慈年少时在波士顿上“拉丁中学”就开始会拉丁文,在哈佛读本科生时专修的是法国哲学,二战服役时又学了中文和日文,德文和希伯来文则有犹太人的家学渊源.除了法文外,他又兼及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据说,有一次史华慈到意大利开会,早晨打开报纸看后大谈中国新闻,别人都目瞪口呆,原来该地没有英文报纸,他看的是意大利文报纸.有一次李欧梵到史华慈家拜访,亲眼见到他和夫人吵架,原来吵的原因是他到底懂得几种语言,他夫人说他至少懂十国语言,他坚持只懂六七种.

李欧梵最后一次去看史华慈,史华慈已因癌症复发而卧病在床,医生早已束手无策,事实上他在等死,但却十分宁静.李欧梵回忆:“他像慈父一样向我和玉莹(当时我们尚未结婚)问候生活情况,目光慈祥.我顿时感动起来,向他报告说:想提早退休,如此可以多一点时间过一种‘静思型生活’.我当时不自觉地用了他批评阿伦特的那篇文章中的两个字眼,竟然把‘静思生活’的拉丁文说成‘vita contemplate’.他听后不置可否,但立即纠正了我的语言错误:‘不是contemplata,是contemplativa！当年我是念过拉丁文的.’”

英国思想家伯林的名著《刺猬与狐狸》,灵感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的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此论之,李欧梵是“狐狸”,同属史华慈门下的张灏则是“刺猬”.李欧梵回忆,当年在哈佛大学向史华慈学习中国思想史时,老师对他特别开恩,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于是他很自然地把思想史和文学史混在一起学习.“史华慈的教法是古今不分的,他写,后来又写中国古代,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年美国的汉学界是看不起现代文学的,我要争这口气,就想办法阐释现代文学,这是我的叛逆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