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碑”――宋代帝王的家训

赵匡胤做皇帝的第三年,秘密地刻了一块碑,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用黄幔覆盖,门户封闭甚严.规定：每年祀享或新天子接位,参拜太庙之后,都要来恭读碑文.皇帝来到寝殿夹室,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小黄门陪同,其余群臣都站立庭中,不准靠近.皇帝进入室内,小黄门焚香明烛,揭开帐幔,立即退出阶下,皇帝到碑前,跪着默诵.然后再拜而出,十分神秘.

碑上究竟写了什么,臣僚都不得而知.直到靖康之变后,人们才得进入夹室.原来室中立着一块高7～8尺、阔4尺余的石碑,上刻着三行字：一行是不准加刑于柴氏子孙；一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末行是“子孙有此誓者,开必殛之”.这就是宋太祖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家训”,谓之“誓碑”.

不杀士大夫及言事之人,而且要求皇帝恪守这一祖训,这是我国封建时代十分明智的政治策略.封建时代,谁要在皇帝前提意见,好比捋虎须,逆龙鳞,危险万分,而能不惜身家性命带着棺材上金銮殿“死谏”的勇士,毕竟是极少数.如果能使大臣秉忠直言,无杀头之忧,这就解脱了束缚言论的最大绳索,形成了比较轻松舒展的政治环境和气氛.

正是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宋代的“葫芦”宰相大为减少.宋朝第一任宰相赵普在皇帝赵匡胤面前就很倔犟.一次,赵匡胤发脾气把赵普的奏章拂之于地,赵普却慢慢地拾起来,掸掉灰尘,再次呈上；赵匡胤又拂之于地,赵普拾起来,又弹掉灰土呈上.一而再,再而三,直到皇帝接受为止.又有一次,一位官员立了功,按章应该升官,可赵匡胤素来厌恶此人,不予提升.赵普坚决请求按制度办事.太祖发火说：“朕就是不给他升官,能奈我何！”赵普说：“刑,用来惩恶；赏,用来酬功,这是古今之通理.刑与赏,是天下之刑赏,不是陛下个人的刑赏,岂能以陛下个人的喜怒好恶行事.”赵匡胤大怒,拂袖而去.赵普紧随其后,追往后宫,立于后宫门外,久久不离去.最后赵匡胤息怒冷静下来,接受这位鲠臣的意见.

也许,宋太祖与赵普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赵普才敢于如此放肆.个人关系的作用当然是存在的.不过,在宋代敢于大胆向皇帝表示不同意见者,并非只有赵普一人.宋哲宗时,宣仁太后垂帘听政,要苛责谏官贾易,宰相吕公著持异议.太后态度强硬,吕公著也不屈服,并坚持：“不先赶我,对贾易的处理也行不了.”最后太后也只得妥协.南宋光宗皇帝赵悖要重用姜特立,宰相留正反对,赵悖坚持己见,留正罢工五个月,结果光宗让步.

在宋代,不仅宰相敢于顶撞皇帝,而且谏议之风颇为盛行,并逐渐完成了监察与谏议制度.门下省、中书省置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等专职谏官.后来又设立谏院,作为谏官的办事机构.它与以御史台为龙头的监察系统交相辉映.不仅评议抨击朝政的疏阔阙失,绳纠甚至弹劾宰相以下的官僚,而且也对皇帝进行规谏讽喻.有一次,在皇宫内作道场,仁宗赵祯亲临观看,一时高兴,赐和尚每人一匹紫罗.和尚致谢,赵祯却说：“来日出东华门,把紫罗揣在怀里,勿令别人看见.否则台谏便有人上书议论了.”

最有名的事件,是包拯抵制仁宗赵祯对张尧佐的任命.张尧佐系张皇后的族叔,由于这层关系,仁宗想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廷论反对,搁置下来.过了一阵,经不住枕头风一刮,赵祯便欲重申前命.一天,仁宗上朝,张皇后送他到殿门口,抚着他的背叮吟道：“不要忘了宣徽使一事.”赵祯点头应诺.上朝以后,便再次降旨,要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廷臣中包拯出列,他在离仁宗皇帝很近的地方慷慨陈辞,情绪激昂,唾沫飞溅到皇帝脸上.仁宗只得作罢.回到后宫,赵祯举袖拭面,对张皇后说：“刚才殿丞向前说话,唾沫直飞到我的脸上.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难道不知道是包拯当御使吗”

与不杀大臣的政策相配合,宋代被贬、被降的大臣,常常下放到各州县去做地方官.但仍有调入京城的可能.如王禹,文坛上颇负盛名.太宗闻其名.端拱初年提拔为右拾遗、直史馆、知制诰.他替徐铉抱不平,贬商州团练副使.几年后,又召回京城,再知制诰,人为翰林学士.不久坐谤讪之罪,再贬去滁州城、扬州城任知州.宋真宗继位,再次召回京城,任知制诰.咸平初,又被赶出朝廷,出知黄州、蕲州.三进三出．三上三下.北宋时,像这种三上三下,前后三次拜相的还有六人：赵普、吕蒙正、吕夷简、张齐贤、文彦博、蔡京.

两宋300余年,基本上坚持了“不杀士大夫”的誓碑祖训,极少有因罪而遭杀身之祸的.只是在北宋末年,蔡京、王黼等“六贼”,祸国殃民,罪不容赦.女真贵族的大军直逼城下,钦宗赵桓接位,在群情激愤之下,赵桓不得不下令杀了王黼、李彦、梁师成、童贯、赵良嗣等人,以平公愤.但对杀人这件事,一直遮遮掩掩,忌讳似乎很深.后来钦宗等成了女真阶下囚,“有喻此誓者,天必殛之”倒变成了应验的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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