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对殷周铜器的卓越贡献

陈梦家先生对殷周铜器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1935年开始接触殷周铜器实物的,全面的整理研究则着手于1939年.当时,他应迁至昆明的北京图书馆约请,将袁同礼从国外带回的一批铜器照片,汇编为《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三集(仅出一集).该书附载的《中国铜器概述》一文,内容包括时期、地域、国族、分类、形制、文饰、铭辞、文字、铸造、鉴定,共计十章,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殷周铜器概论.

陈梦家善于详细地占有资料,这是他治学的突出特点.1944年9月,陈梦家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他在讲学和随后逗留的三年当中,造访上百处公私藏家,亲手摩挲千余件铜器,摄取器形照片,打制铭文拓本,记录尺度和流传情况,收集了比较齐全的资料.1947年,他将收集到的资料汇编成《美国中国青铜器全集》,当时仅将英文说明稿打印数份,未及正式出版.此间,陈梦家曾去加拿大的安大略博物馆,收集并记录所藏安阳、洛阳两地出土的铜器.1947年月间,他又访问英、法、瑞典、荷兰四国首都,收集流散欧洲的中国铜器资料.在老一辈研究殷周铜器的专家学者中,他是亲手摩挲实物最多的一位.1956年秋着手将所获流散海外的铜器照片分集汇编时,他曾写道：“所录彝器约在2000器以上,较之1933年梅原末治在欧美搜集印行的《支那古铜精华》彝器三册所录的250器,数逾十倍.”如果加上他在国内各地博物馆所见铜器,直接接触实物的总数不下4000器.

陈梦家对殷周铜器作过全面的系统研究.他在生前没能全部出版的《中国铜器综录》和没能全部完稿的《西周铜器断代》,是关于殷周铜器的两部互为表里的巨著.除此之外,他还发表过《殷代铜器》一文,对安阳西北冈殷陵所出铜器,殷代铜器的合金成分及其铸造,以及安阳出土：边刃器的形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东周铜器,也有一些论述.

陈梦家在国内从事殷周铜器研究的学者中,比较早的根据大量资料进行类型学：分析.1945年11月30日,他在纽约举行的全美中国艺术学会第六次会上,作过题为《中国青铜器的形制》的讲演.讲演除对器形研究作概述外,还举卣为例进行具体说明.他集中了所能获得的250多件卣的器形照片,根据盖、腹和提梁的形态,将其区分为11种形式(有的形式又细分为群,共计19群),进而论证各种形式之间的因袭、演变及其发展规律,推断各种形式所属年代.1947年6月,他在芝加哥用英文著成的《美国的中国青铜器全集》稿本,对卣类器物的分式大体仍是如此.对于其他数量较多的器物也大多作了详细的分类.每件器物的文字说明包括八项内容：图象著录、铭文著录、器物尺寸、铭文字数和释文、断代、出土流传、藏地、备注：备注项下,常列举与该器同坑或同地出土,同作器者或同族名,以及同形制花文的关联器；末尾又有该书所收器物的重要族组目录,器物所在旧藏简目等附录,翻检起来极为方便.因此,这部铜器全集不同于国内外过去出版的其他铜器图录,不是简单的汇集资料,而是经过科学整理的图谱性著作.陈梦家在1956年秋编定该书时,将其列为《中国铜器综录》第二集,所收器物及文字说明都基本照旧.但是,英文稿中内容丰富的通论性概述(打印500多页),则未能译成中文修订出版.

如果说《综录》偏重于汇集铜器资料和进行形制分类,那么《断代》则是从西周的铜器铭文出发,充分注意形制和纹饰的对比,综合地进行断代研究.经过我们整理交付出版的《断代》(未完稿),器铭考释部分包括判定王世的218器(或组)和未完稿29篇,另有29器已定王世未及写作考释；如果加上某些考释中述及的重要关联器,所论西周铜器的总数不下400余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前人.

陈梦家对西周铜器所作分期,与前人也有较大的不同.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郭沫若、高本汉和容庚将西周铜器分成前、后两期,分期界线划在穆、共二王之间.陈梦家在1940年所写《中国铜器概述》中,也曾采取这样的分期.后来,他通过自己的重新研究,从40年代中期开始将西周铜器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包括武、成、康、昭四世,中期所括穆、共、懿、孝、夷五世,晚期包括厉、共和、宣、幽四世,认为“根据此三期分法,对于研究铜器的变化,是有便利的”(《西周年代考》表三说明).随后,他在《综录》和《断代》二书中,始终坚持这种三期分法.50年代中期以后,陈梦家在《断代》已经发表部分所作眉批中,又曾将西周中期进一步分作前、后两段,前段包括穆、共二世,后段包括懿、孝、夷三世.现在,经过有关学者多年的研讨,陈梦家首先提出的西周铜器三期分法得到较为普遍的承认,直到近年不断发现新的西周中晚期标准器以后,方才有学者对中晚期之间的年代界限发表不同意见.

陈梦家在研究铜器断代的时候,采取一种交互证成的方法,就是“先选取那些由铭辞而可决定年代的某些器”,再用这些器的铭辞及其相伴的花纹、形制作为判断其他器的年代标准.这实际仍是郭沫若创立的标准器断代法,但在实际运用中又有重大的发展.陈梦家研究铜器断代问题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所考器物的多方面联系,力求使考察、分析做得比较全面.他曾指出,“铜器内部的联系(即铭文的形制、花纹)在断代上是最要紧的”,并且强调,“不可以单凭一方面的关联而下判断,应该联系一切方面的关系”.关于铭文内部的联系,他还列举同作器者,同时人、同父祖关系、同族名、同官名、同事、同地名、同时等项,进行具体的说明.从理论上讲,陈梦家所说研究方法是很对的.他的《断代》一书,正是本此方法进行研究,时常从不同方面列举可能收集到的关联资料,作为判断年代的根据.从同坑出土、同作器者的器物,到铭文内容、字形和书体的联系,以至器形和花纹的一致,列举得相当详尽.过去从来没有人像陈梦家这样,对西周铜器进行如此彻底的清理.当然,由于他对资料的掌握和理解仍有局限,在具体器物的断代上不免有未必允当之处,但他系统整理的功力非常可贵,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进一步开辟了道路.

陈梦家判定的西周铜器所属王世,往往同其他几位著名学者的意见颇不一致.被他定为成康时期的铜器为数较多,这同郭沫若的看法大体相合,而与唐兰的意见则出入较大.特别是与唐兰晚年写成的遗稿《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有明显的分歧,主要对于“王姜”是谁的后妃,“周公子明保”是否伯禽(或君陈),“伯懋父”是否康伯髦,以及“康宫”能否理解为康王宗庙等问题,彼此的看法完全不同.陈梦家基本赞同郭沫若的一些看法,把令簋、令方彝、明公簋、小臣宅簋、乍册卣和班簋等器定为成王时器,把安州六器和麦组四器等定为康王时器,而不像唐兰那样把它们定为昭王时器(班簋被定为穆王时器).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讨论,目前并未完全肯定,陈梦家本人对自己判定的铜器王世也曾有所调整,但他所定成康之器毕竟太多(成王51,成康12,康王28),而昭穆之器则嫌过少(昭王9,穆王3).关于西周中期的铜器,特别是共王时期,陈梦家和郭、唐二家的意见几乎完全一致,懿孝时期也没有太大的差别.至于年代较晚的夷王和厉宣时期,陈梦家又有自己的看法,他把一般为厉王的克组、函皇
父组和禹鼎、虢叔旅钟等器,一般定为宣王的毛公鼎、井人钟等器,都改定为夷王时器.于是,又形成共、懿、孝、夷四世之器较多(每一王世二三十器),而厉、宣和幽王时器甚少(共计十余器)的不尽合理的现象.毋庸讳言,《断代》是陈梦家在十多年间陆续撰写的,既没有全部完稿,更没有通盘校订,某些断代失当之处是可以理解的.

陈梦家谈到铜器铭文的内部联系时说过,这种联系与组合,“不但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并从而使分散的铭文内容互相补充前后连串起来.经过这样的组织以后,金文材料才能成为史料”.例如,他所定的成王时器,就分成克商、伐东夷、伐东国、伐婪楚及白懋父、明保、燕召、毕公等组,结合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分别说明周初金文所见重要史实和人物事迹.有的器铭考释,又列举西周金文中的周公、鲁侯、大保、应公等人物,南征楚荆、伐南淮夷等史事.他还将金文中的“大保”区分为生称、追称和族名,将商末周初的族名“亚矢”和西周早中期的氏名“井”分出不同的写法,使问题探讨得更加深入.

陈梦家对西周金文所见典章制度十分注意,除《断代》的总论部分详细论述西周策命、赏赐制度的篇章外,器铭和考释中随处都有涉及.例如：根据令方彝等器铭探讨西周宫和庙的分别,根据小盂鼎讨论周初的门朝之制和献俘之礼,根据碉生簋讨论侯伯朝见臣属之礼,等等.他又指出,辅师嫠簋中三命所赐命服服色的不同,说明《礼记玉藻》的有关记载应有所本；一些西周中期和少数晚期金文中的“师”,“可证今所见《周礼》六官的隶属,乃战国晚期的编制,与西周制系统不尽符合”.这都颇有一些新意.他原准备在礼制方面写一章“周因于殷礼”,专门讨论殷周之间的因革关系,可惜未能着笔.

陈梦家在《断代》的总论部分,原拟用相当的篇幅集中讨论西周铜器的形制花纹,但仅写作了一些片断,再是在一些器铭的考释中偶有论及.即便如此,已经提出许多可贵的见解.关于形制,他曾论述的问题有：西周初期方鼎、素圆鼎和簋的演变,尊卣同名的组合关系及其形制变化,昭穆时代的瓦纹簋,西周中期后半和夷厉时代的三种鼎,从器物组合上判明方彝必属酒器,以及甬钟的发展、盔的出现、般与的关系,等等.关于花纹,则讨论过成康时期的乌纹,共懿时期的瓦纹,夷王前后的主要花纹等问题.陈梦家研究铜器的形制花纹,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为前人所不及.

此外,他还在具体考释器铭中许多地名的基础上,集中讨论了“西周金文中的都邑”和燕、虢等重要历史地理问题.又曾计划论述西周金文中的年历、土地制度、经济以及铭文常语,但都未能实现.

关于东周铜器的研究,陈梦家在《中国铜器概述》和《中国青铜器的形制》二文中,曾特别强调铜器区域分组的重要性,将东周铜器地域分为五系：中土系、东土系、西土系、北土系、南土系.当时,他并未看到多少出土地明确的东周铜器实物,有相当的推想成分.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喀左等地的周边燕器、唐山贾各庄的战国初期燕器与浑源李峪村的晋赵铜器,寿县蔡侯墓铜器与新郑铜器、寿县楚器,分别进行比较研究,基本看法有较大的改变.20世纪50年代中期,陈梦家提出：“我们不可以过分强调地域性,而应从其所经历的发展过程中所保存的主要的共同来源,见其大同小异广他又说：“我们今后对于铜器的研究,应该着重于断代的分析,注意到不同国别铜器在同一时期内的共同点,留心寻找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铜器的前后延续与彼此相仿的关系,这样才可以避免割裂了在历史上、邦族间本相延续与本相关连的文化面貌.”这些意见都颇有道理.对于东周铜器地域性和共同来源问题,需要实事求是地进行认真分析,他本人由于一直忙于西周铜器和汉简方面的研究,未暇进行东周铜器的全面探讨.

《寿县蔡侯墓铜器》是陈梦家专论东周铜器的得意之作.他用较多的篇幅,结合各地东周墓的随葬陶器和《仪礼》等书的有关记载,考订一些铜器的器名和功用,指出“不同形类的器可有共同的功用”,而同名之器也可以有不同的功用.他又在考释器铭和讨论蔡之迁都的基础上,最早推想此墓所出铜器铭文中的“蔡侯厶”即蔡昭侯申(当时从文字结构上所作论证尚不够充分,近年经其他学者根据新出资料进一步推证,已经成为定论).该文还曾提出,“若更详细的研究其铭文、形制、花纹和组合关系,可以分别为先后年代所铸的”；并且主张,对于其他地方出土的同墓铜器群,“也同样地有重为分析的必要”.这对整个东周铜器的研究工作,很有指导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