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向何处去

吴敬琏,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改革开放之初率先向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挑战,力主实行市场经济.有人说他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他自己说：“我的生命是同中国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开始时的确是“摸着石头过河”

谈论改革开放30年,必须认识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现实.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的经济和政治体制.1950年代后期,又在“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把这一体制推向了极端.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在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而在1966～1976年的“”时期,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巨大的社会灾难使大多数人,包括在“”中饱受迫害的执政党高官都认为这种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只能靠改革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

至于改革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是什么,情况则复杂得多.当时政府派了许多代表团到英、美、法、日、德等国考察取经,同时努力挖掘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本土资源.不管什么招数,只要能恢复和发展经济,都不妨拿来应用.具体而言,除了顺应农民的要求,实行“大包干”形式外,一个思路是采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老办法,“扩大企业自主权”；另一个思路是学习发达国家的某些做法,搞点市场经济；还有就是从日本和“四小龙”学来的新招数,叫做“对外开放”.至于说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框架,并没有很明确的愿景,所以开始时的确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多数人还是有目标的,已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1992年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年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改革目标越来越清晰.

政治改革方面的目标设定和实际进程,较经济改革要缓慢和曲折一些.1980年的“818讲话”,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着重讲的是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等弊病.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则意味着对、法治等核心价值的某种认同.

有些改革放慢步伐,有些领域出现倒退

改革虽已进行30年,我们的社会依然存在一些严重的弊病和偏差.记得1990年代中期,我去中原某省,市委领导一起讲卖官,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不正常.后来发现许多地方都这样,寻租活动已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问题在于,这些弊病和偏差从何处来：是改革走错了方向,使腐败和掠夺资源的活动猖獗,从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还是来自改革不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以便获利在2004～2006年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中,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持前一种观点,把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归罪于市场经济.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持后一种观点.

在中国,许多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以国家强力干预、追求国家财富积累的经济,或者像战后日本那样实行“新重商主义”出口导向政策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我国政府曾派许多团体到世界各国学习人家怎么发展经济,但是后来选来选去,觉得日本最好.本人对“四小龙”特别欣赏,其中最欣赏的是新加坡.)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曾长期采用苏联式体制的东方国家,人们往往对国家行政权力怀有敬畏崇拜的感情,而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则把它当成寻租获利的“通灵宝玉”,不肯轻易放弃.于是,当改革进行到中途,特别是2000年以后,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若不愿继续朝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市场化.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比如国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作出决定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到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国有企业是执政的经济基础”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这种行政垄断的做法与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及十六大指出的方向相反.

不打破垄断,不消除行政部门的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但打破这些垄断和干预牵涉到有关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推行起来非常困难.近年来,在国民经济出现波动时,以“宏观调控”名义进行微观干预的做法十分流行.

现代市场经济是把市场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虽然十五大就提出要建设法治国家,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10年来,政治改革进度缓慢.对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条件下,经济活动参与者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只能去结交官府.我把这种腐败动因叫做“寻租的新动力”.正因为行政官员个人掌握的权力能够决定人们的成败祸福,这些年来写官卖官的活动才日益盛行.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转轨时期腐败发生的深刻根源在于权力不但不肯退出市场,相反却在加强自己对于市场交易活动的干预和控制.这也是我从上世纪末以来一直大声疾呼要防止“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坐大的原因所在.

防止“开放倒逼改革”的负面效应

改革30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基本原因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释放出来.不过,这种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政府主导的特点.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后果.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仿效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从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台湾)的经历可以看到,这种政策在发展初期是十分有效的,但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否则就会引来对外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摩擦加剧、外汇占款增加、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等恶果.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采用了“开放倒逼改革”的办法促发展,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后,人民币大幅贬值,加上低廉的要素,中国的出口一日千里地发展,为经济的高速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到了本世纪初期,这种出口导向政策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 目前经济中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数量大而盈利低,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乃至房地产、股票、品等资产虚升和通货膨胀显现等,都与之密切相关.

要解决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过实现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要求.可直到现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曾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我在研究中发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困难在于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4)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而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路也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不良遗产”,建立起规范的市场制度,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以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改

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我认为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退出不该管的领域、管好应该管的事情已成为当务之急.我赞成有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往深处说,政府改革涉及政治改革,它的目标就是在建设宪政制度下的怎么写作型政府.

2007年10月,香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一文中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能否持续、社会转型能否实现,取决于自由、理性等现代核心价值观和具有较大包容性及协调不同利益群体能力的政治体制能否建立.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则应当借鉴中国经济改革中增量渐进的方式,力求避免大的动荡,实现软着陆.

我赞成他的看法.在现度中,宪政、和法治三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互相界定的；但是在政治改革的实际运行中,它们是可以有先有后的,不同时期的重点可以有所不同.当前,我认为应当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设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加强公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

政治改革必须加快.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

、法治、宪政三者密不可分.但在实际运行中可以有先有后.当前,我认为应当以建设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改革,以稳步实现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