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能否超越中国?

中国应该向印度学习其对内的经济政策,学会更加信任本土的私营部门,而不是限制其发展

现今“中国制造”的商品几乎无处不在,但很少是中国本土的公司所制造的；中国制造业的超卓能力不容置疑,但人们却很难发现在世界具有竞争力的中国本土公司.这和其他成功的东亚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有显著的不同.在20世纪60和70年代,香港和台湾服装和玩具产业的起飞是由本土公司推动的.

中国制造业奇迹是过去20年来由外国公司通过大量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形式进入中国所造就的.中国正成为一个具有成本优势的巨大制造基地,但本土公司的竞争力比在中国运作的外国公司要弱.中国经济奇迹是一种奇特的模式：经济起飞了,但本土公司发展壮大的却很少.印度则是一个不同的模式.印度现在经济总量只有中国一半,但已经有了许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土大公司.在软件产业,Infosys,Wipro和Tata咨询怎么写作公司在全球范围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和怎么写作.在医药和生物技术产业,诸如Cipla,Biocon等公司在和跨国公司的竞争中非常成功,其中一些公司通过美国联邦药物管理局的认证.

传统观念认为印度落后,而中国是个经济引擎,这种看法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因素.这两个国家具有完全不同发展战略.印度经济以许多极具竞争力的本土公司为动力,而FDI和国外贸易则是中国奇迹的主因.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虽好,但在微观企业层面要比印度弱许多.印度依赖和培育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在有效地利用资源方面比中国出色；公有部门虽然占据经济“制高点”,但企业家仍然在间隙中发展壮大.而且“制高点”已经不断开放.相比之下,中国民营经济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高压下苦苦挣扎.虽然近来情况有所变化,但其大面积的繁荣仍然有待时日.

从几个重要的方面,可以理解两个国家民营部门发展差异的内在原因.

第一,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炫目表现掩盖了一个事实,即中国支撑一个有活力的资本市场所需的软件条件实在有限.政府的命令并不能代替公众对金融的信心.这方面,印度走在中国的前面.在一项对新兴市场的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中,中国在被调查的25个国家中排名19,远远落在排名第六的印度之后.

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把资本市场当成支持国企的手段.流通股在资本市场中很有限,而且对公司没有控制权,同时私有企业上市受到严格限制.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个体投资者和政府同样持有30％的股票,但前者只占有董事会席位的0.3％,而后者却占有50％.如果资本市场不受严谨监管和投资者监督,而且不具备筛选出色的企业家的功能,那么它既不能解决国企的根本问题,其自身也无法进一步发展.

相反,私营部门在印度资本市场的改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印度民间商业团体长期有着可靠的会计传统,这个传统结合良好的公司治理,对资本市场的推动远远比监管者的各种法规要有效.印度进入全球500强的企业,就是从中发展出来的.政府让私营部门参与资本市场的实践,自己则发挥减震器的作用,而且成为其受惠者.

第二,外国直接投资（FDI）.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从一开始就远远走在印度的前面,从1979年就开始对FDI开放,比印度早了10多年.中国FDI的自由度在20世纪90年代到达一个高峰.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候,有些FDI条件的自由度甚至要超过一些WTO成员.

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中国政府官员在积极鼓励FDI的同时,给本土私营企业施加了许多法律和管制约束,使得本土企业面临的负担要远远高于外企.直到1999年,私营企业才得到外企在1982年就已经获得的宪法保护.国际金融公司称,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仍然被排斥在许多产业之外,比如说使用稀缺资源的产业、被认为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以及影响公众健康的产业,包括银行、铁路、高速公路、电信和批发网络等等.中国促进FDI而压制国内私营部门的逻辑也许在于,FDI能够带来许多必须的技术,这是本土私营部门力所不能的.而在印度,如果要以牺牲本土商业为代价去给予国外投资者巨大好处,首先在政治上就不可行.

这绝不是赞成对FDI的保守政策.必须注意,一,如果FDI的成就需要靠系统性地压制本土私营部门来实现,那么绝对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个可能的后果是,高速增长的果实大部分流向国外,而不是国内的民营企业.二,中国对FDI的巨大吸引力很大一部分来自华侨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FDI中超过50％ 是华侨资本,而印度这个数字在同期只有10％. 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竞赛中已经胜出,但在引进知识资本的竞赛中则刚刚起步,而印度在软件、医药等高科技产业中已经取得领先.外国投资在这个方面会更看好印度的前景.

第三,产权保护. 1982年,中国宪法中承认小规模私营企业,尚不承认大规模雇佣劳动的企业；1988年这一点得以修正,但私营部门仍居次要地位.直到1999年,私营部门才取得和国企同样的宪法地位.

最后,在2002年,执政党开始对民营资本家开放.但是,在法律和名义上得到承认的私营部门要在事实上取得和国有部门相同的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一个重要的阻力,在于许多官僚仍然在半心半意地对待本土的私营经济的企业家们.相比之下,虽然印度对产权的保护也不完善,但其强度毕竟要大得多.

经济分析师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比印度更快,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比印度更为深化.这种看法部分是正确的.但需要注意,中国的发展比印度要早,而且拥有许多令人称羡的条件.比如,印度的国民储蓄只有中国的一半,而吸引的FDI只有中国的10％. 但是,印度经济的发展速度却到达中国速度的80％.这有力地反映出印度的资本利用效率更高.中国虽然经过20年的改革,大量资本仍浪费在效率低下的国企.中国的政治优势也远远大于印度.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不间断的政治和平和稳定的时期,而印度那时却面临和巴基斯坦之间持续的紧张状态以及国内的种族和政治分裂.

印度现在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低于中国,但其潜在的更有效的资本利用效率会使得它在未来的发展相当稳定.在1992年到1997年间,中国政府大量投资于国有部门,其中许多投入没有任何商业回报,相反给银行造成了巨大的不良贷款.这些不良贷款将影响中国未来的快速发展.相反,根据麦肯锡的一项研究,印度银行系统不良资产只占总资产10％.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经济建立在更为稳固的金融系统基础上.

依靠现有的条件,通过互相学习,中国和印度都能做得更好.中国的亮点在于其对外部门.中国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印度,使其对外经济政策向更为开放的方向调整.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向印度学习其对内的经济政策,学会更加信任本土的私营部门,而不是限制其发展.

作者为哈佛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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