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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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时间为线索,以文学接受为重点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文化和文学领域的流传.

关 键 词 :生态女性主义 接受 中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3-0087-04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接受,为其在文学领域的接受提供了理论准备.韦清琦和罗婷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都引到了文化方面的论文,将其作为立论的依据,如《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一文被文学批评家反复引证.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接受先锋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罗婷教授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一书中给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席之地,辟专节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1988年,张敏生等翻译的《自然女性》不仅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著作,而且也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杰作.“在写作上,《自然女性》是一本不合常规的书.格里芬别出心裁地将论断以想象推理的方式通过模仿的声音表达出来,而尽力再现这些声音的形象与语调,并在这个由男人、女人和作者本人声音交织的大合唱里,既各有特色又浑然一体.此外,这虽是学术性著作,但作者摒弃了学究式的论述方法,而采用富有诗意、充满的散文风格写作.”[1] (P.83 )虽然《寂静的春天》科学报告的味道过浓,而文学趣味性不足,但是卡森的《海风下》《海的边缘》倒是纯美的文学作品,只是尚待学者将其译介过来.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了阿特伍德的《浮现》《羚羊与秧鸡》等系列作品.


如果说荒林在《时间感,或存在的承担与言说》[2] (PP.59-66 )一文中,对王小妮的母性以思维方式的贯彻、体现为对万物存在的体恤和尊重是否受过生态女性主义的影响还存在疑问的话,那么在马兰1996年的作品《双向街》[3]中则清晰可见作者受《自然女性》一书的影响.文中不但直接引用了《自然女性》中的妙语,而且其“据说”的句式,一句成段的风格,自言自语的言说方式,诗性的语言,无不再现了《自然女性》的风范.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前期接受很隐蔽,基本上是在生态批评中附带予以介绍的,不具备独立的身份.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一文中将其视为“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类型,被看作是最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同时也是最有潜力的批评”.陈还提到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 Soper)和西苏(Helene 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理论主张.韦清琦在《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前景相当乐观”,他以劳伦斯和美国女作家裘威特的作品为批评实践的文本,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2003年是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文学领域接受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明确地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但文章仍属于宏观理论的建构.

2004年,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接受成果丰硕.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4] (PP.176-180 )中对此批评进行了展望,就其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金莉女士同年在9月的《外国文学》文论讲座的“概念和术语”专栏详细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背景、基本观点、分支、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2004 年《外国文学评论》第3期的“当代外国文学”栏目发表了左金梅女士的论文,该文解析了美国当代女小说家珍妮斯梅蕾(Jane Smiley)的杰作《千亩农庄》(A Thousand Acres)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 [5] (PP.37-41 ).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提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但此处的批评仍是广义的批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峰博士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下解读了约翰福尔斯的经典小说《家》(The Collector),重新阐释并赋予小说新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以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对传统男性文本进行个案解读的一次尝试,但作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概念理解含混[6] (PP.42-45 ).与此同时,谢鹏也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劳伦斯有争议的作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进行了个案分析.该文论证了作品中女性与自然既分离又结合的主题,进一步探讨了劳伦斯的女性观,批判了西方父权制将“女性等同于自然”的本质主义观点,认可瓦伦的观点,“生态女性主义者必须同等地看待男人和女人,他们全都一样,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7] (PP.52-57 )回顾2004年的文坛,各社科刊物先后发表了6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论文,其中不乏权威刊物,形成了一次小小的接受高峰.从此可以预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接受还将继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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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男性批评家爱屋及乌,也更多地了解了生态女性主义.林树明教授在论及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时,提到了90年代大陆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接受,指出其核心策略为“把建构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尊重差异,倡导多样性,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和统一,解构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肉体、理智情感等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确立非二元思维方式和非等级观念”[8] (P.449;P.20 ).林树明在其新作《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论述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生态主义”的话题,认为与其他女性主义批评相比,“生态女性主义对作品的具体评析要少一些,形式也比较单一,大多停留在形象分析阶段.”[9] (P.222 )文末提到对阿特伍德等女作家的生态作品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他看到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虽然研究成果不是很多,但其声望颇有不断增长之势”.他的文章也还是偏重生态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的介绍,未展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论述. 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一书的“女性自然艺术”一节中,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与文学的关系,但他已经洞见了“女性、自然、艺术三者之间的天然同一”,认识到了把妇女解放和生态保护与批判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引用了生态女性主义者哲学家瓦伦关于“男性统治女性与人类统治自然之间的同一性,女性危机、生态危机乃至社会道德危机之间的同步关系”的论述.杨通进也认识到“有些生态女性主义者依据文学、特别是自然写作素材,揭示了妇女与自然之间的语言符号联系的性质,等她们力图以此基础,建构一种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是“国内第一部欧美生态文学专著”,书中也零星地引用了生态女性主义者罗斯玛丽卢瑟(Rosemary Ruether)的观点,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格罗特费尔蒂和墨菲的生态批评观点,以及具体作品(如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吻合之处.

吴建刚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生态女性主义,指出“西方生态女权主义者注意到生态环境话语常使用‘Mother Earth’(母亲大地),‘the rape of the land’(对大地的)等隐喻描写大自然和环境危机 [10] (PP.42-48 ).她们认识到在西方父权制文化中,女性和自然只是符号系统中的两个符号,在文化与文学中他们几乎不存在,自然女性语言符号上的联系,实际是男性化与支配逻辑的产物.男性的等级制度通过文化上的两分(dichotomy)得以维持,这种两分将支配的逻辑合理化”.从语言学的视角来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开拓了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接受的新领域,且也与国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内涵相一致.墨菲的“对话理论”也借鉴了语言学概念“能指”“表述(utterance)”与“所指”,及言说的主体、言语的对象,并借助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呼吁作者与笔下自然展开对话,改变自然缺席的客体(the absent referent)的地位,还原其主体性.

朱新福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11] (PP.135-140 )中也较详细地介绍了墨菲的批评理论.从《再论20世纪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一文可以看出,叶舒宪也接受了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斯普瑞特奈克的理论,并且认识到其“理论语言表达了新时代文学的基本批判倾向”.这些男性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观点还很零碎,而且多从属于生态批评.

隔海相望的台湾因文化上的“亲西方”姿态,学术开放程度和接受西方文化的迅敏程度高于大陆.如《女性主义思潮导论》(1996年)的译介就早于大陆,故而其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已走在了我们的前列,代表人物有简瑛瑛、顾燕翎、李慧利等.1991年6月,王永华在黄心雅老师的指导下做了硕士毕业论文――《露意丝鄂翠曲〈爱情灵药〉的生态女性主义读法》.《台湾辅仁大学第二届文学与宗教国际会议:诗歌与超越的会议记录》[12]上收录了墨菲的论文――《禅山无处不在:超越超验性》(“A Mountain Always Practices in Every Place”:Climbing over Transcendence)[1] (Acknowledgments ).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博士班研究生冯慧瑛发表过两篇相关的论文:《自然与女性的辩证:生态女性主义与台湾文学摄影》[13] (PP.78-103 )和《试探生态女性主义在台湾的发展空间》.第一篇论文尤其值得提起,在宏观介绍其理论后,它略述了台湾女性文艺家作品中所隐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ecofeminist consciousness),具体分析了台湾男女文艺家表达生态环境主题时在叙事方式、关注焦点等方面的区别,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的佳作.

此外,台湾女作家马以工、心岱、侯宜人等也将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思考付诸文字,如心岱的《地底人传奇》,马以工、韩韩收录于《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和《在我们的土地上》等书中的文章.侯宜人的《处女林和林》还直接痛斥了父权中心思想对自然的宰制,流露出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由于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健康发展,在生态女性主义研究领域,台湾和大陆学者也开始相互关注、学习借鉴.罗婷、谢鹏《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引介了冯慧瑛的研究成果,对其作了客观的褒扬;台湾的顾惟婷女士在大陆的学术网站――“文化研究”上对韦清琦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发了一封“稍有微词”而又诚恳的帖子,指出韦文的不严谨之处,并愿意与之交流[14].若双方间此种交流更畅通频繁,无疑有助于加快中国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步伐.

如肖巍所认为的“女性主义的边缘始终是模糊的,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而是一种流动的、不固定的、分散的、弥漫性的学术视角”[15] (序言).同一篇文章对生态女性主义可能既是视角的接受,也是女性主义思潮的接受,也可能伴随哲学视角的接受;笔者只是据其重点作大体的划分.

中国生态女性主义的多重接受表明接受的繁荣局面,另一方面也证实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确实“是一种多元文化视角”的命题.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接受明显的缺陷.第一,引进初期的意识形态导向,集中在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其接受缺乏学术的自觉.第二,接受都还不成体系,隐蔽而不闻其声,表现为论文繁多而专著甚少(仅有《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实之复兴》和《寂静的春天》几本,而国外的专著已有上百种),一些英文经典原著深藏于图书馆里,未被译介研究,整体上尚未形成生态女性主义学术气候.

“对话性”的特点提醒生态女性主义的先行者,每一次进展都只是踏足、登台、实践和发展过程的枢纽,而不是立足或休息的场所,文化领域的接受要与文学领域的接受结合起来.墨菲认为,“为了继续他们的批评实践,为了评价实践中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方式,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同样需要就生态女性主义展开对话,如达利鲍尔(Dale Bauer)所言,既然他们的工作不仅仅在课堂上,而且在生活的各个领域.”[1] (P.30 )无论是进一步深入研究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还是实现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中国化、梳理中国女性生态写作特色等方面,有待后来者耕耘.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5.

[2]荒林.时间感,或存在的承担与言说――王小妮写作的女性诗学意义[J].文艺争鸣,2000,(4).

[3]马兰.双向街[DB/OL].白云书库.baiyun. /当代小说/.

[4]罗婷,谢鹏.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J].求索,2004,(4).

[5]严启刚,杨海燕.《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5).

[6]张峰.约翰福尔斯小说《家》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5).

[7]谢鹏.从拉格比到大林园――《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女性与自然分离与结合的主题[J].温州大学学报,2004,(5).

[8]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9]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0]吴建刚.论批评话语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3).

[11]朱新福.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J].当代外国文学,2003,(1).

[12]Nicholas Koss.辅仁大学第二届国际文学与宗教专辑[C].远东实业有限公司,1994.

[13]冯慧瑛.自然与女性的辩证:生态女性主义与台湾文学/摄影[J].中外文学,1999,(5).

[14]文化研究网站.culturestudies..

[15]肖巍.女性主义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编辑:李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