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此次撰文有两个目的:第一,从不同国家的角度来讨论地区和世界秩序的未来;第二,基于这些不同的观点,探讨勾画一个在奥巴马总统和总书记领导下的中美关系战略路线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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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如何看这个世界
中国和其他国家对世界和区域的看法经常十分不同,这不仅仅是由于不同的利益,也不仅仅是由于不同的价值观,而是源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和观点:
首先,我相信中国现在的世界观是由中国所发挥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形成的,而中国的政治制度明确拒绝了完全套用西方的模式.
第二,中国和军队的根本责任是保卫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这意味着对西藏、新疆和台湾的分裂主义势力会采取强硬姿态,也意味着会坚决维护在有争议边界地区的领土主权.
第三,中国和中国政府在下个十年的核心任务是完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这种模式的转变在过去的五年计划及党的十八大工作报告中都提到过.中国认为经济成功依赖于经济的国际化以及更接近全球市场.但是为了经济能够成功转型,中国仍旧需要一个稳定的战略环境.
第四,中国仍然需要保证其长期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的安全性.
第五,尽管经济目标明确,以及中国为实现这些目标渴望拥有一个稳定的战略环境,但事实上中国与许多邻国关系很不融洽.这种情形出现在东北亚、东南亚及南亚地区.同时,中国也认为这是美国在亚洲和亚洲以外的联盟和战略伙伴模式的一部分.
第六,中国认为美国的行为是其“遏制”政策的一部分.中国认为这一政策的意图是阻挠其和平崛起.中国不接受“中国威胁论”,强调据历史记载,即便在过去强大的时候,中国也未曾侵略过其他国家.中国主张应在共同利益原则上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
第七,中国的世界观也是由其历史经验所引导的,包括其近一百年对外屈辱的历史.作为一个大国,恢复昔日荣耀是中国一种本能的渴望.
第八,中国对二战后由盎格鲁-撒克逊胜利者所创建的世界秩序表示不满,不接受对其在人权及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多边指责,也不接受对其与朝鲜、叙利亚及苏丹等国家间关系的指责.中国不认为这些指责是公平的,这源于其长期坚守的“互不干涉内政”的政策.中国主张“互不干涉内政”及“国家主权”应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组成部分,主张联合国安理会原则是由这些长期性原则主导的.
华盛顿如何看中国和世界
美国在经历半个世纪的冷战后,见证了苏联的崩溃.在过去20年中,全世界及美国本身都视美国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看法或许会让北京感到奇怪.美国认为其扮演的全球领导角色,意味着在拥有特权的同时,也是一种负担.
但美国的经济自信遭到“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危机过去5年了,美国仍未完全从这场危机中恢复.很多人都在讨论,导致这场危机的金融及经济模式是否对未来是合适的.但除此之外,也有一种对于美国经济自信的压倒性的观点,认为经济复苏及恢复将会发生.在美国几乎没有人认为美国作为经济及军事超级大国已经走到终点.
这就是美国审视中国崛起的基本思维框架.美国对中国在过去三分之一世纪中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深表敬佩,然而,美国对中国的力量认识十分清醒,它同时也非常注意中国的虚弱之处.
与中国一样,美国对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表示疑问.它质疑这一模式对环境的影响,同样质疑中国对知识产权的固执态度,以及中国是否会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在亚洲,美国相信中国正在挑战美国传统的主导地位.美国注意到中国是亚洲多数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已将其政治、文化、经济、外交的范围,扩展至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但美国同样担忧地发现,在东海及南海的边界地区,紧张程度正在不断上升.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美国在本地区最大的顾虑是朝鲜的核计划.没人可以低估朝鲜近期远程弹道导弹发射的政治及战略影响.这集中了整个地区的关注——尤其是华盛顿、及首尔,但同样包括更广大地区,也包括澳大利亚.
当前,奥巴马政府已寻求重新定义其重返亚洲战略的五种方式:一、所谓“再平衡”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二、美国参加东亚峰会;三、美国支持扩展其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包括日本在内,很可能也包括中国;四、在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主导下,对亚洲各国展开活跃的双边外交;五、延续布什政府的对印度战略接触的政策.
亚洲的未来方向
我认为亚洲的未来前途,很大程度取决于未来4年中北京、、华盛顿的领导人所作的决策.有两种宽泛的战略路径供我们选择.
第一种我称之为“战略漂移”.在这种模式下,北京、华盛顿、只是简单地寻求“管理”每一个发生的事务.这既是一种消极的战略也是一种被动反应的战略.随着几方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事务的管理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中,事务管理很可能逐渐超过战略基本原则.
第二种战略路径,是战略合作当中的积极战略.关于中美关系核心问题的争论是,双方缺乏信任,有人认为在合作之前,必须建立这种信任关系.我相信反过来说也是这样的.建立信任的唯一途径是承担有效的合作项目并成功地完成它们.如果那样,信任就能通过合作与成功得以建立.
我相信华盛顿方面有兴趣利用下一个4年的时间,来建立新的中美关系战略框架.我也小心观察到总书记近期所谈到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需要,特别是与美国.
这一点在2012年2月访美期间特别强调过.中国方面特别强调,新型大国关系不同于过去欧洲那种旧型大国关系.旧型大国关系基于霸权关系,而这种关系经常随着冲突和战争而结束.
相反,在美国时提出,与美国的新型关系应当包括不断提升的战略信任、逐步加深的互利合作、日益增强的全球事务合作与协调以及互相尊重各自核心利益.2012年7月,在清华大学一个论坛上提出,一个国家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必须让他国发展;寻求自身安全时,必须让他国安全;寻求自身生活得更好时,必须让他国生活得更好.
我认为这些概念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都是很有用的.我因此也相信,使美国和中国在战略思维上走到一起的机会是存在的.
自中美上个公告发表以来,差不多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个世纪了.那是在刚刚推行改革开放时签订的.从那时起,中国的经济和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70-80年代奠定美中战略合作基础的冷战已经结束了.因此,中美到了一个制定新的公告的时候了,以更好地适应21世纪新的经济与战略环境.
让我们一起改变历史的轨道
我有时思索,我们亚洲是否很好地反思了欧洲过去几个世纪来的大规模杀戮.1945年欧洲的结论已经足够了,之后欧洲也开启了新的欧洲和全球秩序.我个人不认为有什么历史决定论者.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外交政策创新.外交政策创新的目的是将中美关系置于一个新的战略架构之上.我们需要的是重新概念化那些能转化成受益机会的问题.然后,需要建立一套具体的政策行动项目,从而使那些想法达到实际效果.
战略思维的重新构建是我们的核心挑战.如果我们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仅仅得出冲突从长远看无法避免的结论,那么前景可谓一片黯淡.但是,如果我们有能力构造一个既不是乌托邦式的,也不是错觉的替代思维,在双方认可的战略框架基本原则下,寻求最大化合作和最小化冲突,我们就能够改变历史的轨道.
中国对澳大利亚来说,是它的最重要经济伙伴;美国对澳大利亚来说,是它最长久的盟友.作为澳大利亚一位前总理和前外交部长,我今天的目的是提出建议,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如果能与这个地区其他更多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这将会使我们建立一个真正的太平洋世纪.
(摘自《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