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中国大革命

在辛亥革命发生前,中国已经在近代化的轨道上走了很久,变化不小了,发展不少了,那么为什么还会发生这场革命呢这是一百年来许多人的共同困惑.

368年前,处于大明帝国边缘的满洲部族乘着中原大乱挥师入关,定鼎中原,建立大清王朝.整整一百年前,武昌城头一声响,一个庞大的大清帝国闻声而倒.一个王朝进入了历史,而且顺带着将两千年的帝制一并终结.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共和、自由平等,不论此后遇到怎样挫折,中国人都义无反顾地为这些理想而顽强奋斗.

这场发生在一百年前的大革命因为时在农历辛亥,所以历史上就习惯地将其称为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发生前,中国已经在近代化的轨道上走了很久,变化不小了,发展不少了,那么为什么还会发生这场革命呢这是一百年来许多人的共同困惑.

不真实的洋务新政

近代中国的问题确实不是内部自然发生的,如果一定要追溯其起源,这实际上是欧洲工业革命和大航路开辟的结果.工业革命使欧洲产能过剩,而大航路的发现和运用使西方向东方的扩张成为可能.

15－16世纪之交的大航路发现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代,正是大清王朝建立前后,一个来自周边文化相对落后的部族正面临着汉文化的压力,它迫切需要汉化,因为它要统治这庞大的帝国.而中国自古以来又是以农立国,商业资本不发达,市场开发不充分,因此中国没有及时跟进,错过了工业革命顺风车.

一个庞大的中国当然不能永远自外于世界,中外之间的交流也没有因为满洲人人主中原而完全中断.中国与欧洲的贸易联系延续宋明继续发展,大量瓷器、茶叶越来越多地输往欧洲,成为欧洲人不可须臾离开的日用品；而中国由于还处在前近代的自然经济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法接纳欧洲工业品,中外之间贸易往来虽说总量不算太大,但却出现了严重不平衡.

为了消弭这些不平衡,英国于1893年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华访问,希望和中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促进中国的市场开发,希望中国能够以市场的方式接纳更多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工业品.然而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康乾盛世,虚检测的繁荣使清廷统治者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建议.

合法贸易无法解决不平衡,以东印度公司为主的不法商人加大了罪恶的贸易.此后仅仅半个世纪,不仅耗尽了中国的财富,而且使中国已无可用之兵.1840年,中英之间爆发了以为名的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南京条约》逼迫中国向西方开放五个口岸.紧闭的中国大门终于被大英帝国的炮舰轰开了一条缝隙,中国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走上世界的旅途,尽管有许多的中国人并不那么心甘情愿,他们依然怀念昔日的宁静与有序.

战争后20年,外国在中国的贸易继续扩大,中国的市场开辟依然缓慢,五口通商无法满足列强的要求,他们要求中国加大开放步伐,但清廷统治者无能为力.1860年,英法联军用武力逼着中国签了一个新条约,中国被迫同意与世界各国逐步建立近代化的国家关系.再加上此时的中国遇到空前的内乱,洪秀全的太平军几乎拖垮了清廷的财政.

为了平息内乱,也为了履行承诺,中国终于踏上向西方学习的路,洋务新政很快给中国带来了不一样的观感和实惠.仅仅30g的时间,中国已大致恢复往昔的盛世感觉,1888年建喜的北洋海军据说是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六.

其实,洋务新政则是借助于国家垄断发展起来的,效率高成效大,也就仅仅体现在军事工业上,与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关联不大.而且,由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开始近代化,因而中国一开始就定下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本位主义路线,30年只知道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至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理念,都不在学习范围.这种畸形的近代化带给中国很大的危害,洋务新政的成就也就不那么真实,甲午年(1894年)一场小小的战争,庞大的,据说又实力雄厚的中国竟然败在东邻小国日本的手里.

革命与改良赛跑

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通过这场战争,原先对清廷抱有好感的孙中山最先觉悟,认为依靠满洲人无法将中国引领到近代化的正确轨道上,中国要想步入世界民族之林,要想与东西洋各国并驾齐驱,必须驱逐鞑虏,恢复汉民族国家,仿照西方成功经验,建立一个共和国家.

孙中山不仅这样想,而且这样做,他在产生这个认识的当年,就发起成立兴中会,就以“推翻满清,走向共和”相号召.此后17年,不论形势怎样变化,不论革命遇到怎样的困难,孙中山都坚守理想,勇于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确实无愧于近代中国伟大的民族革命先行者的称号.

满洲贵族统治集团或许能力有限智慧有限,但在当年“家天下”政治理念中,天下国家就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和那几个老哥们的,他们当然会希望自己的天下国家变得越来越好,前提当然是这个天下国家还在他们手里.所以当孙中山指责清廷昏聩无能不足以带领中国继续前行时,清廷终于开启艰难变革：由维新改新政.

尽管发生义和团这样一系列突发事件干扰,但实事求是地说,清廷至1903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所作的改革已经不少了,中国的政治架构正在改变,地方自治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经济体制开始建构了,民族资本在那时也获得了充分发展,以至民族资本可以在铁路这样基础建设项目上与外国资本相竞争了.

至于文化教育方面,伴随着新教育体制的建立,科举制度已成明日黄花,青年学子差不多都知道这是一条最不靠谱的路,新时代需要新知识,最好的途径就是出洋留学,这才能学点真本事.

至于司法行政的改革,中国按照《辛丑条约》的约定,重组了权力机构,废除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组建了外务部.

在传统中国,行政主导的权力架构包揽一切,司法执法都是行政官的本职工作.新政改革参照东西洋各国模式,重建独立的分层司法系统,司法独立于行政,不仅使行政官摆脱了司法纠缠,而且为维持社会公正构筑了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专业化极大提升了社会向心力.

清廷主导的改革在顺利推进,但这场政治变革的方向在这个时候其实也遇到了新的问题.中国的政治改革目标究竟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专制体制,还是构建一个具有分权性质的君主立宪体制,这两个思路都有参照,前者就是俄国沙皇的改革经验,而后者则有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两个模式各有利弊,前者有利于运用国家垄断的方式调动国家资源,后者有利于权力分享减少决策及执行中的失误.两个模式很难说谁对谁错,关键是哪个更有用更有效.朝廷比较倾向于沙俄模式,民间及刚刚成长的士绅阶层则倾向于日本模式,毕竟可以分享权力.

朝野的争论并没有充分展开,1904年的日俄战争就给了中国一个明白答案.庞大的沙俄几乎不堪一击,好像没有怎样还手就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日本在不到10年时 间相继打败中国和沙俄两个庞大帝国,这不能不给中俄两国极大震动.失败的俄国在1905年爆发了革命,革命诱发沙俄进行政治改革.俄国的改革又深刻影响了亚洲,这被列宁誉为“亚洲的觉醒”.

其实,亚洲的觉醒可以看作是中国的觉醒,这个觉醒分作两个方面.一是分布在全世界的中国政治流亡者很快汇集至联合组建中国同盟会,各个“山头”几乎一致推举孙中山总理,发誓推翻清廷重建中国政治制度,将中国引向现代国家；二是俄国人的政治变革给清廷以极大促动,清廷没有怎样犹豫就决定接受内外大臣建议,派遣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为中国寻找一条政治新路.

革命与改良在新的起点开始赛跑,究竟鹿死谁手这个时候真的很难说.

清廷的致命失误

现在研究新政的,一般都强调新政取得了巨大成绩,将中国推向一条正确道路,因此贬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这其实是不必的,也是不对的.我们当然不会怀疑清廷作为统治阶级,其政治改革的真诚性,只要有利于皇权永固,有利于国家富强,朝廷当然不会反对.但是正如一切统治者都具有惰性一样,如果没有孙中山革命党武装起义倒逼机制,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帝国真的很难改革,因为统治者总希望明天的阳光和今天一样灿烂.

俄国人的惨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中国在东三省归属交涉上的失败,深深刺痛了清廷统治者,经过犹豫徘徊,清廷在1906年秋天毅然宣布预备立宪,发誓用9年时间走完日本20多年的路,谨慎地将中国改造成一个立宪国家.

清廷的政治宣示赢得了国内外的欢迎,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由此发生一些显著变化,日本政府出于各种利益考量欢迎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接受了清廷的请求,驱逐了孙中山等革命党领袖,对于在日本的其他革命党人也处处刁难,革命逐步陷入低潮.

一大批先前激进的青年革命党人像刘师培等,毅然放弃革命,回归主流社会参与变革,从革命走向反革命；另一些革命者如章炳麟眼见得革命无望,准备出家为僧,西天取经；还有一批革命者如宋教仁,大约也觉得革命这条路越来越难走,中国检测如能够走上立宪的路,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应该像俄国1905年革命一样,走出宪政改革第一步.宋教仁觉得此时可以和清廷合作,于是他将精心研究的《间岛问题》转交给袁世凯,希望以此证明白己的实力,应该也是期待回归主流社会的表示.

革命,还是改良.这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在这10年间困惑了无数中国人,其实当统治者宣布改良,且真心诚意进行改良的时候,人们的一切怨言几乎顷刻间烟消云散.人民不会和统治者记仇,人民也最容易满足.说实话,大多数人根本分不清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改良,大家只是希望国家好,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仅此而已.

所以,当清廷踏上预备立宪的路,特别是不断深入,改官制,创设咨议局,筹设资政院,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孙中山等少数先知先觉发动的革命越来越缺少信仰者,革命陷入空前困境,从徐锡麟刺杀恩铭,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数十次武装革命一次比一次暴烈,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革命机会,真实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改良重建了人们的政治信仰和信心,至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再经过国会运动,将9年预备立宪调整为5年,中国走上完全立宪指日可待,再有几年时间,也就是到1913年,中国就将像东西洋立宪各国一样,有完全民选的议会,有一个责任政府,君主不再是一个人专制.君主至高无上,但在君主之下有个立宪分权相互制衡的机构.这是一幅即将展开的美丽画卷.

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当清廷打开这幅画卷时,竟然有两个致命失误：一是将责任内阁转化为皇族内阁,以此证实了革命党始终攻击的清廷立宪的虚伪性；一是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阻止民族资本对新兴产业的觊觎与利润分享.即便不能说这就是国进民退,但肯定不是藏富于民,不是富民政策.

被激怒的新军

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站在清廷的立场上,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都有其正当性,但是在这个时候出台则激起众怒.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相继爆发反对铁路国有的运动,朝廷坚持既定立场寸步不让,双方相持了4个月,终于在9月初引发四川总督府门前的流血惨案.革命党、哥老会及一切反政府的力量终于等来了新的机会,重新活跃,积极介入.

至于责任内阁,使先前雄心勃勃准备分享权力的立宪党人心灰意冷,闪身而退,他们终于领悟孙中山和革命党为什么在过去十几年一直不愿相信清廷的理由,终于知道期望统治者进行和平改革犹如与狐谋皮,于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加入反体制的运动.

两个致命失误弄得全国不得安宁,没有充分国家化的新军一直担当着晚清十几年政治改革的先锋,他们此时面对纷扰不宁的国内政局,似乎也意识到朝廷的两个政策是政治上的失误,应该纠正,应该重回君主立宪的正确轨道.这就是1910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意义.

武昌起义后,成立湖北军政府.南北对峙,其实是给朝廷一个转圜的理由和机会.但朝廷没有善待湖北新军的心意,反而以武力手段对付自己的统治柱石,根本不愿在两个失误上稍作让步.

清廷的僵持与顽固激怒了新军,湖南、山西、江西等省新军与湖北相互配合,接二连三宣布独立宣布光复,宣布脱离朝廷,直至此时,清廷依然不醒悟,他们继续迷信武力,相信这些地方杂牌军成不了气候,他们还有军.

10月29日,驻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师长)张绍曾联合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等电奏朝廷,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又奏政纲十二条,要求朝廷实行.这些要求,其实就是对湖北新军及各地新军的直接回应,主要有立即召集国会,改定宪法,赦免一切国事犯,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任,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

滦州兵谏是辛亥革命关键之举.第二天(30日),摄政王以小皇帝的名义下诏罪己,承认三年来用人无方,施政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敛衽,则动违舆论.发誓一切从头开始,咸与维新,实行宪政：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改组资政院,修正宪法；解散皇族内阁,公举内阁总理大臣,组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

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清廷此次让步是巨大的,一个星期之后严复就此感慨：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些让步中的任何一条,都会发挥非常不一样的效果.只是现在这样做似乎太迟了,清廷的这些让步并没有换来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和新军将士的同情和支持.此后,南北之间进行了艰难谈判,重出江湖的袁世凯在竭尽全能争取重回君主立宪政治轨道无效后,也只好接受强烈劝告和南方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及新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的政治安排,终结帝制,劝说清帝退位,筹建一个共 和政府.

一场以暴力开端的革命至辛亥年底前戏剧性转化为全国和解、五族共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东方智慧在现实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实现了孙中山17年来坚持不渝的民族政治理想,构建了一个现代民族新型国家.但中国没有将满洲人赶回东三省,没有驱逐鞑虏,没有种族复仇,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革命最后以尊重历史、优待皇室、五族共和而结束.中国社会没有发生大革命所惯有的大动荡,两千年帝制终结竟然有点儿不动声色.

辛亥革命如此结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被理解,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和本国政治统治双重压榨下具有软弱性和不彻底性,革命党人即便打不赢也不应该接受妥协,也应该争取北伐,争取暴力征服清廷.

至于孙中山,也有许多人认为不应该向袁世凯让权,南京临时政府应该在清帝退位后继续坚守,应该用革命手段重建统一,而不是与袁世凯妥协.

这些期待都是善良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革命党人特别是孙中山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前途为念,不居功自傲,遵守承诺,在袁世凯遵守承诺劝退清帝后,及时让权袁世凯,功成身退,既使中国避免了血流成河,也使革命党人的高风亮节昭示天下,为孙中山革命党此后的政治活动赢得了声誉.这种让步无损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丝毫光辉,但却为中国迎来了重大机遇.10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没有做到,几年后的俄国革命也没有做到,只有辛亥革命以极小牺牲换来了一个帝制时代的终结.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成功.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包括孙中山在内无数辛亥先驱的贡献,只是过了很多年之后,面对民国乱局,孙中山等领袖又觉得这可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因为旧秩序依然,乱局加深,革命理想似乎并没有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失败了.

确实,就理想而言,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架构在民国初年都不曾转化为政治实践,孙中山毕生追求的五权宪法、全民政治、全能政府等,在民国前半程的政治架构中未见踪影.民国前半程的政治架构其实是在延续晚清10年政治变革的老路,不仅参与变革的还是那些人,而且基本思路就是立宪,只是没有君主而已.

对孙中山来说,辛亥革命失败还有一个表征,就是南京临时政府在民国前半程的合法统治中毫无地位.袁世凯之后长时期陷入合法统治之争,其实就是在争夺民国元年《临时约法》的正当性,争取南京临时政府在民国合法统治中的应有地位.这种争夺持续了十几年,直至1927年北伐成功,直至东北易帜,重建统一,中国方才在另外一个意义上重估辛亥革命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