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五大病

中国文化原只有一早熟之病,旧著曾设为譬喻云：

好比一个人的心理发育,本当与其身体发育相应,或即谓心理当随身体的发育而发育,亦无不可.但中国则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即由其智慧之早开,转而抑阻其身体的发育,复由其身体发育之不健全,而智慧遂亦不得发育圆满良好.（《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第九十六页）

本病虽只有一个,而表现之病象则有五：

（一）幼稚――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举例言之,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为封建社会之象征者,在中国社会中即未能免除.子女若为其尊亲所属有,妇人若为其丈夫所属有.乃至主奴之分,许多地方亦且有之.中国虽已经不是宗法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总被人指目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者,盖亦由此等处而来.其实它乃以走情谊之路,既鲜西洋中古对于个人过分之压制干涉,遂亦无西洋近世个人自由之确然奠立.不唯自由不曾确立而已,个人且将永不被发见.这样就让宗法的封建的形迹有些遗留下来,没有剥除.再如有不少幼稚可笑的迷信流行在民间,似亦为文化幼稚之征.其实中国古人远在二三千年前,头脑思想之开明有非任何民族所及,神话与迷信比任何地方都少.但为它不走科学一条路,对于大自然界缺乏考验,没有确实知识之产生,就让这许多幼稚迷信遗留下来,未及剥除.其他事例尚多,不备举.总起来说：骨子里文化并不幼稚的中国,却有其幼推之处,特别在外形上为然.流俗认病不真,即执此以为中国是幼稚落后.其实中国若单纯是一尚未进步的社会,那问题不早简单容易解决,没有今天这么麻烦了吗?

（二）老衰――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但无奈历史太久,传到后来,生趣渐薄.此即所谓老衰了.譬如骑脚踏车,初学亟须用心费力左右照顾.习惯成熟,便抽出其中自觉心,而动作机械化.必要这样机械化,才腾出心力来向更高阶段用去,如骑在车上玩许多巧妙花样把戏等.社会亦复如是.常将许多合于需用之事,保留传习,成为习俗制度.自一面谈,这于社会生活极有方便,是很好.但另一面,又因其变得机械僵固,积重难返而不好.中国文化一无锢蔽之宗教,二无刚硬之法律,而极尽人情,蔚成礼俗,其社会的组织及秩序,原是极松软灵活的.然以日久慢慢机械化之故,其锢蔽不通竟不亚于宗教,其刚硬冷酷或有过于法律.民国七八年间新思潮起来,诅咒为“吃人的礼教”,正为此.举例言之,如一个为子要孝,一个为妇要贞,从原初亲切自发的行为而言,实为人类极高精神,谁亦不能非议.但后来社会上因其很合需要,就为人所奖励而传播发展,变为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了.原初精神意义浸失,而落于机械化形式化,枯无趣味.同时复变得顽固强硬,在社会上几乎不许商量,不许怀疑,不许稍微触犯.触犯了,社会就予以严厉之压迫制裁,此时一遇西洋新风气的启发,自非遭到厌弃反抗不可.厌弃就是因为领会不到它的意味,反抗就是不甘服这种强性压迫.检测使在当初中国文化方兴,礼俗初成,意趣犹新,自觉未失,则断不会有此.所以其病完全在老衰这点上.

（三）不落实――西洋文化从身体出发,很合于现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何谓现实?何谓理想?现实不外两个字：一是利益之利,又一是力量之力.力量所以求得利益,利益所以培养力量.二者循环发展,可通为一.从身体出发者,所务正在此,是故西洋文化为现实之路.反之,若一发乎理性要求,而不照顾到此,那就是理想了.从心发出的中国文化――中国之社会人生――就恒不免这样.慈孝仁义,最初皆不外一种理性要求,形著而为礼俗,仍不过示人以理想之所尚.然中国人竟尔以此为其社会组织秩序之所寄,缺乏明确之客观标准,此即其不落实之本.例如政治制度,在它即为其礼之一部.说它是专制与说它是,同样不恰当.它固不曾以为礼,又何曾以专制为礼?事实上也许不免于专制,然而那非它本意.从其本意表现得很好之时,便具有高度之理性,不过不甚多见.前曾说中国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检测乎强制之力,那确有其事,有非西洋社会所能梦见.但治世少而乱世多,像西欧国家可以近二百年无内乱者,又非我们所能梦见了.谈中国文化总不能以其乱世作代表,而要举其治道治世来说.但这样说,又嫌理想有余,事实不足.又我常说：中国之存于理（理念）,西洋之存于势（形势）.存于理者,其理虽见,其势未成；纵然高明,不能落实.存于势者,其势既成,其理斯显；虽或了无深义,却较稳实.这就为西洋是从现实（利与力）中发展出理性来的,而中国人却讳言力,耻言利,利与力均不得其发展.离现实而逞理想,卒之,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

（四）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与其不落实之病相连者,尚有一病,就是落于消极.政治为力之事,然而不独为力之事,没有一点理性是不行的.经济为利之事,然而不独为利之事,亦恒必有理性在其间.总之,凡是人的事缺不了理性,只是理性多少问题.人类文化渐高,原是利、力、理三者循环并进,然人的理性日启,则利与力的地位随以递降,这是一面.又一面,利发达了,人之所需无不给,则利亦不足重；力发达了,人人有力,则亦难以力服人.末后经济上完成社会主义,政治上完成主义,那便是利、力、理三者同增并富,而理性居于最高,以决定一切.西洋循现实之路以进,自能渐次达此一境,其文化都是积极的.中国理性早启,以普其利于而经济不发达――经济消极,失其应有之发展进步；以隐其力于而政治不发达――政治消极,失其应有之发展进步.它似乎是积极于理,而不积极于利与力,然理固不能舍利与力而有什么表现.卒之,理亦同一无从而积极,只有敷衍现状,一切远大理想均不能不放弃.中国文化多见有消极气味者以此.同时,它亦再没有什么前途.

（五）暧昧而不明爽――以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如西洋文化）――相对照,令人特有“看不清楚”、“疑莫能明”之感.例如在宗教问题上,西洋有宗教,是很明白的,中国却像有,又像缺乏,又像很多.又如在自由问题上,西洋人古时没有自由就是没有自由,近世以来有自由就是有自由,明朗而确实.中国人于此,既像有,又像没有,又像自由太多.其他如：是国家,非国家有阶级,无阶级?是封建,非封建?是宗法,非宗法?不?等一切一切在西洋皆易得辨认,而在中国则任何一问题可累数十百万言而讨论不完.这一面是其内容至高与至低混杂而并存,一面是其历史时进又时退往复而不定.盖暧昧不明之病与其一成不变之局,原为一事而不可分.

（摘自《中国文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