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摘 要:叶芝早在20世纪10年代后期被译介到中国,至今已近百年.中国文学界对叶芝的译介过程经历了介绍、借鉴和系统研究三个阶段.本文通过概述叶芝在中国的译介简史,梳理其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对其在中国的经典化过程进行探讨.近百年来,中国的叶芝译介与研究逐渐深入,中国学术界对叶芝的认识趋于客观全面,而叶芝能否在中国文学语境中成为一名“经典外国作家”取决于中国的叶芝翻译者、批评家、读者、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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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芝在中国的译介简史

叶芝是爱尔兰最伟大的诗人之一,192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自从其有生之年到现在,近百年时间,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不断深入和全面.

20世纪10年代后期开始被译介到中国.

最早介绍叶芝的是沈雁冰（茅盾）.茅盾在《学生》第6卷上发表的《近代戏剧家传》中,就对叶芝作过简要介绍.1920年,茅盾又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6期（1920年3月10日）上发表了他翻译的叶芝象征主义戏剧《沙漏》.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发表了王剑三翻译的叶芝诗歌《忍人》.同年的《文学旬刊》第20期（1921年11月21日）上发表了滕固的介绍文章《爱尔兰诗人夏芝》.《小说月报》第14卷第12号（1923年12月10日）对叶芝进行了隆重的介绍.该期登有郑振铎写的《一九二三年得诺贝尔奖金者夏芝评传》以及署名“CM”和“记者”的《夏芝著作年表》和《夏芝的传记及关于他的批评论文》.1923、1924年,《文学》第97、99、104、105期先后刊登了西谛（即郑振铎）的《得1923年诺贝尔奖金者夏芝》、仲云的《夏芝和爱尔兰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叶芝诗歌《恋爱的悲哀》（仲云译）和《老妈妈的歌》（赵景深译）以及《夏芝小品》（王统照译）.

刘延凌、王统照也做了大量的翻译、评论方面的工作.刘延陵在文章相似度检测绍意象派诗运动领袖孟罗在《诗的杂志》中所引用叶芝的诗论：

“旧诗中一切不自然的语句我们都厌倦了.我们不但要除去装饰堆砌的辞句,并要除去所谓‘诗的用词’.我们要除去一切矫揉造作的东西,要叫诗的文字即如说话,且简单如最简单的散文,而成为心的呼声”.

文学研究会的王统照曾大力介绍叶芝的诗.1923年《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号”上刊登了王统照译的《无道德的梦境》.1923年,《诗》第2卷第2号（1923年5月15日）发表了王统照的专论《夏芝的诗》,详细介绍长诗《奥厢的漂泊》（The Wanderings of Oisin）,说该诗“用伟大的精神,美丽的文句,几乎将人生的问题,完全包括了进去.而又处处带有丰富的象征色彩”.王称叶芝是世界上“伟大的诗人”、“终不失为一个新浪漫派的文学作者”.他在分析叶芝的审美倾向和诗歌特点时说：“他是倾向于飘渺与虚幻之美的；而同时他也是要显示灵魂的调和到实际生活上面.所以他的作品：一方面对于本国的传说与旧迹有着强烈的爱恋,一方面对于虚灵的超脱,又竭力追求.”期后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文艺月刊》、《青年界》等刊物也都间或译载过叶芝的诗歌.

鲁迅先生也曾对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和叶芝做过介绍.1927年11月,鲁迅刚到上海才一个多月,就在内山书店写了一本日本学者野口米次郎的随笔集《爱尔兰情调》,该书集中评述爱尔兰文学.

1929年6月,鲁迅从野口那本《爱尔兰情调》中选译了《爱尔兰文学之回顾》一文刊登在《奔流》二卷二期上,并在《编校后记》中特别指出：野口的文章"很简明扼要,于爱尔兰文学运动的来因去果,是说得了了分明的；中国前几年,于Yeats,Synge等人的事情和作品,曾经屡有绍介了,现在这一篇,也许更可以帮助一点理解罢."野口这篇文章简要评介了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评述到的人主要有叶芝、沁孤、萧伯纳、弗格森等著名作家,但没有提到乔伊斯.

施哲存终生从事翻译工作,并且是以超前意识和现代眼光搜寻世界文坛上具有先锋性的作家作品,他一直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世纪文人.他1927年开始翻译爱尔兰诗人夏芝(今译叶芝)的诗.1932年《现代》创刊号（1932年5月）刊登了安（施蛰存）翻译的“夏芝诗抄”7首.

新月派诗人叶公超对叶芝有较为全面的评价.他对叶芝的诗的评价是“他的诗从个人美感的迷梦中走到极端意象的华丽、神话的象征化,但终于归到最朴素真率的情调与文学”（《牛津现代诗选1892-1935》,原载《文学杂志》月刊1卷2期,后收入《新月亿旧》）.王辛笛在回忆文章中就提到从叶公超在北大开设《英美现代诗》课上接触到艾略特、叶芝、霍普金斯等人的诗作,卞之琳也说,叶公超“是第一个引起我对二三十年代艾略特,晚期叶芝,左倾奥顿等英美现代派诗风兴趣的人.”

1934年9月出版的肖石君编写的《世纪末英国新文艺运动》,介绍了世纪末英国文坛、英国文学的特色、叶慈与爱尔兰文艺复兴等方面的内容.

1937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纲》第12章第12节“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戏剧作家”中,作者金东雷用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叶芝的生平和戏剧创作上的成就.

1941年5月上海的《西洋文学》第9期由张芝联等编辑的叶芝特辑包括自传1、小传1、评论译文2、译诗7.

这一阶段基本是介绍性的文字,故可称为介绍阶段.

1944年3月15日,重庆出版的《时与潮文艺》第3卷第1期刊出了“W.B.Yeats专辑”,发表了朱光潜、谢文通、杨宪益3人翻译的叶芝诗15首,以及陈麟瑞写的评价文章《叶芝的诗》.

40年代,西南联大的教师燕卜荪、卞之琳对叶芝进行了介绍,穆旦（查良铮）、周珏良、王佐良、袁可嘉等青年学生接触到叶芝并深受其影响.

1946年袁可嘉的毕业论文便是用英文撰写的《论叶芝的诗》（An Essay on W.B.Yeats）,这也是他的第一篇外国文学评论.此时,中国文学界已经开始根据中国诗歌的需求主动吸收叶芝诗艺的有益成分,可称为借鉴阶段.

建国后至70年代末,由于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有些距离,叶芝译介基本终止.

20世纪50-70年代,由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现代英国文学译介史上曾译介的英国名家,如布莱克、王尔德、康拉德、劳伦斯、叶芝、T.S.艾略特、华兹华斯、乔伊斯、伍尔芙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排斥在译介选择的范围之外.

此时,台湾地区的叶芝译介正好延续了大陆地区叶芝译介的真空.译者则有梁实秋、余光中、高大鹏、周英雄等.

袁可嘉完成《选集》的英译工作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开始“重操旧业”,研究和翻译叶芝.1979年翻译《驶向拜占庭》、《茵纳斯弗利岛》、《当你老了》等六首诗；在《外国名作家传》介绍叶芝；1983年在《文学报》发表《叶芝的道路》,对叶芝的整个诗艺过程进行介绍.但体现了那个时代外国文学的普遍特点,基本是介绍性的评述,缺乏的是研究性的创见.

进入80年代,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翻译和评论叶芝的是傅浩.傅浩先后发表的一系列叶芝研究论文、叶芝诗集翻译和专著,力图从原文和第一手资料入手,全面和客观地介绍和评论叶芝的诗艺和思想.其论文《叶芝诗中的东方因素》（1996,3）、《叶芝的神秘哲学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2000,2）、《叶芝的象征主义》（1999,3）、《叶芝的戏剧实验》（1999,3）及《创造自我神话：叶芝作品中的互文》（2005,3）分别从叶芝诗艺与思想的不同角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对国内研究者和读者深入全面理解叶芝起到了重要作用.王家新编选《叶芝文集》相对以前单独介绍叶芝的诗作的集子更全面,如其中包括《诗歌中的象征主义》、《语言、性格与结构》、《诗与传统》等重要的叶芝的文论文章.裘小龙翻译的《丽达与天鹅》（漓江出版社,1987年）,诗歌比较齐全,但译文不够流畅.随着叶芝在中的译介深入和全面,叶芝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化和专门化,因此这一阶段可称为研究阶段.

二、叶芝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影响

五四之后到２０年代,由于与中国民族主义斗争的形势相吻合,作为爱尔兰民族主义复兴的代表的叶芝引起了中国翻译者的兴趣和介绍.然而,由于中国早期象征主义诗派,如李金发、戴望舒、王独清等人主要还是从法国的象征主义诗人那里汲取养料,所以叶芝的象征主义并未产生什么影响.早期,其主要对新月派和文学研究会的部分成员产生了影响.

王统照的诗集《童心》借鉴了叶芝《微光》、《奥厢的漂泊》等诗集的意境.王佐良、杜运燮、袁可嘉等人的文章中也曾谈到叶芝对现代派的影响,但没有结合特定诗品进行分析.

另外,叶芝对九叶派诗人中的穆旦、袁可嘉的影响也非常瞩目.

穆旦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转入外文系.北大、清华、南开因日军侵华南迁,组成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穆旦大学毕业并留校任助教.在次其间,广泛学习西方现代派和叶芝的诗.

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我们都在外国语文系,首先接触的是英国浪漫派诗人,然后在西南联大受到英国燕卜荪先生的教导,接触到现代派的诗人如叶芝、艾略特、奥登乃至更年轻的狄兰托马斯等人的作品和近代西方的文论.记得我们两人都喜欢叶芝的诗,他当时的创作很受叶芝的影响.

袁可嘉对叶芝的诗情有独钟,并在创作和诗论方面都有所借鉴.

我读到美国意象派诗和爱略特、叶芝、奥登等人的作品,感觉这些诗比浪漫派要深沉含蓄些,更有现代味.

在1947、1948年两年间,袁可嘉在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冯至等主编的报刊上,发表新诗和以论新诗现代化为总标题的一系列评论文字,倡导新诗走“现实、象征和玄学（幽默机智）相结合的道路.正如孙玉石所言“袁可嘉的对于自己提出的原则的阐释,主要来源于TS艾略特、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叶芝、里尔克和奥登等诗人美学追求的影响.细读袁的诗论,可以看到叶芝的影响.如《新诗现代化》中提到：

另一方面表现在现代诗人作品中突出于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现实描写与宗教情绪的结合,传统与当前的渗透,“大记忆”的有效启用,抽象思维与明锐感觉的浑然不分等

“大记忆”这一术语便是借鉴自叶芝的“Great Memory”,它为叶芝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象征.

我还相信三条我认为是自古相传的、是几乎所有法术实践之基础的教义.即：

1.我们的心灵的边界变幻不定；许多心灵似乎可以彼此交流,从而创造或揭示一个惟一心灵、一个惟一能源.

2.我们的记忆的边界同样变幻不定；我们的记忆是一个大记忆――造化本身的记忆――的一部分.

3.此大心灵和大记忆可以用象征召唤.”从袁可嘉的象征、玄学、现实的综合诗论来看,叶芝无疑是其渊源之一.然而,袁可嘉在借鉴西方现代派诗学的同时,结合当时中国文学传统和中国新诗的现状,提出“新诗现代化”、“新诗戏剧化”论点.诚如蓝棣之所言, “袁可嘉先生在有渊源、有背景的情况下,却不满足于变相编译或照抄,而处处都可见他的深入体会与独创性见解,这些体会与创见,甚至完善和完成了艾略特、瑞恰兹的理论,而对于中国诗坛、中国新诗的发展,其功更不可淹没了.”因此,叶芝对中国新诗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然而,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叶芝的影响不仅限于诗歌,而是涉及到其他文化生活方面.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流行歌曲《一生有你》对其诗作《当你年老时》的借鉴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其诗作和文论的译文也常常被各种文章引用.

三、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叶芝译介与研究

叶芝译介与研究是中国现代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缩影

外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是由来自翻译者、读者、译入国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共同作用的过程.宏观上看,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一般都经历了救国保种、宣教启蒙的政治导向和艺术价值至上的美学导向两个阶段,随后进入与中国文学进行融合、互补、创新的全球化文学阶段.

近代,首先指导文学翻译的主导思想是宣教启蒙.如梁启超认为小说可以开启民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等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因而他积极提倡翻译政治小说.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是现代30年文学译介的一个传统.而此时,译者的意图是要激励本民族的人们去争取自由和解放.译介的价值转向使得与民族生存无直接关联的译介随之停顿.

叶芝在中国的译介过程体现了中国学术界对叶芝的认识逐渐加深、逐渐全面的一个过程.整个过程受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倾向的影响.

鲁迅1908年发表《摩罗诗力说》,大声疾呼提倡介绍“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文学作品.叶芝所具有的民族主义特点也非常鲜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面临着民族危亡局面,叶芝所提倡的文化民族主义正好与当时文人志士力图通过文学唤醒民众的想法相吻合.引进“弱小”民族抗争之声的政治诉求决定了叶芝成为外国文学译介名单中的一员.

随后,随着美学倾向的上升,叶芝作为一个“象征主义”诗人被继续译介到中国,当时象征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思潮自译介到中国始便引起了巨大影响.爱尔兰神话、哲学、神秘学为叶芝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象征主义素材.

自40年代以来,在中国叶芝一直与艾略特、庞德一起被定位为现代主义作家,如孙玉石的《中国现代诗潮史论》及《中国初期象征派艺术》中都提到叶芝作为现代派诗人的重要作用.然而,其现代性在西方并未获得评论界一致公认,而叶芝显然与以艾略特与庞德为代表的那场现代主义运动有所不同.

他们（指评论家们）开始对叶芝是否是“最后的浪漫派”（如其自称）或第一位现代主义者提出质疑.有些评论家不愿意给他贴上现代主义的标签,因为他使用传统体裁和诗歌形式写作.另外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他在运用那些体裁和诗歌形式时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漫不经心,甚至是离经叛道,使他区别于浪漫派和维多利亚式的写作方式,而使他成为第一位用英语写作的现代主义者.

叶芝始为一个前拉斐尔派,渐渐自我定位为象征派,最终使自己“现代”,但如果我们将艾略特和庞德为代表的那场英诗革命称为“现代主义”,他从来都不是一位“现代主义者”.正如王佐良所言：“他又在重要方面不同于这些美国来人：他的爱尔兰根子,他与农村民俗文化的联系,他与民族解放运动的错综关系,他的高傲而又肯内省的气质都是他们所没有的.他们是现代城市人,而叶芝则来自更古老的文明.”步凡、何树概括了中国新诗界对叶芝的评价与接受过程：1.五四之后到20年代：民族主义的鼓手；2.20年代末至40年代：对现代诗歌的探索；3.40年代至今的讨论：对现代性的强调.并认为近年来国内对叶芝诗歌作品的解读与研究逐渐卸下时代印记,转而引领读者感受多样的美学体验、东方色彩以及神秘主义,对其评论也日益增多.

综上所述,国内叶芝研究与翻译已全面而深入,叶芝是否能成为中文语境下的经典,取决于其译本的成就.袁可嘉和傅浩的翻译都已成为经典之作.然而,叶芝的戏剧和评论方面的文章译介尚嫌不足.经过近百年的译介和研究,叶芝在中国已经能否成为外国文学中的“正典”,取决于翻译者、评论家、读者、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本文为浙江工商大学2009年校级课题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