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取得办学成就的原因

摘 要：探究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取得办学成就的原因,政府培育与引导政策是至为关键的分析维度.该政策脱胎于民国政府民治教育观念,与民国确立的政治体制及其相关社会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2至1927年,北洋政府奉行“注重自治的教育”思想,推动了私立大学的产生与迅速发展；1927至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继承北洋政府民治教育思想,通过统治前期的资助、战时不遗余力的救助和统治后期的政策支持,致力于提高私立大学办学质量并促使私立大学持续发展.

关 键 词 ：民国时期；政府；私立大学；民治教育观念；培育与引导政策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2-0072-06

1912至1949年中华民国时期,尽管私立大学总体上仍然呈现不成熟状态,但其取得的办学成就却难以否认.究其原因,政府培育与引导政策至为关键.具体细致地对其加以阐明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本文中的私立大学,包括大学层次、学院层次和专科学校层次的私立高校.

民国时期的政府,指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北洋政府执政于1912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执政于1927至1949年,其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27至1937年,是该政权统治前期；1937至1945年抗战爆发至结束,是该政权统治中期；1945至1949年,是该政权统治后期.

培育,指培养幼小的生物,使它发育成长.引导,指带领或向导.以下,将分阶段地阐述民国时期的政府如何本着培育与引导的政策取向,对待尚处于幼稚状态的私立大学,并使之不断得到发展的历史过程.

一、1912至1927年：北洋政府“注重自治的教育”思想推动了私立大学产生与发展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寿终正寝,其划时代的意义正如史家精辟论述［1］:

“民国”之取代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的“帝国”,是近代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变化.它抉破了历代王朝的更迭机制,否定了整个皇权体制,因而也触动了传统社会的各条神经,是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的一大跃进,在新旧递嬗的历史进程里留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影响.

正是这一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北洋政府登上统治中国的宝座,在民初政治体制以及共和思想观念影响之下,该政府仿效西方,推崇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民治教育思想,对于私立大学的存在意义做出全新解释,阐明了该时期政府与私立大学的关系.

1914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中,第一条便强调要“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指出［2］29：

教育本为地方人民应尽之天职,国家不过督率或助长之地位.等 今后方针注重自治的教育者,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能有起色也.

“注重自治的教育”,说明民初西学东渐浪潮中,北洋政府吸纳教育思想,充分肯定并尊重人民兴办教育权力,确立了培育与引导私立大学的基本方针,相关举措如下：

其一,倡导私人兴办大学.北洋政府教育部指出［2］40：

大学为全国最高学府,其目的在培成富有理想之人物,以与世界之学术相适应.以今日北京大学言之,学科设备诸未完全,欲言扩张,又多限于财力；以全国之大,无完善之大学不可也,大学不能多设尤不可也.变通之道,等 国家择其需费较巨之科力求设备完善,如文科法科等则听民间之私立而严格监督之.

上述思想指导之下,北洋政府废除清廷原则上只许私人兴办中等以下学校,大学全归官办的规定,放开私人兴办大学的权力.

其二,颁布鼓励私人兴办大学的法律法规.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令》,规定“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办大学”.同年公布《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16条,规定公立、私立专门学校均一体对待,所不同者,私立专门学校呈报教育总长认可时,“须开具代表人之履历”,“代表人对于该校应负完全责任”.［3］公立私立大学“一体对待”,是北洋政府培育与引导私立大学政策的法律基础.

其三,物质支持私立大学.表1只是一个非常不完全的统计.

北洋政府的上述举措,推动了该阶段私立大学的产生与迅猛发展,以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为代表的不少办学基础好、办学起点高的学校此时纷纷建立.据统计,1925年全国私立大学中,经教育部批准立案的13所,经教育部同意试办的14所,未经批准而自办者为数更多.［4］119当然,也有不少借办学以敛钱、以开办私立大学为营利手段者,为此,北洋政府颁布政府认可私立大学条例,采取定期检查监督私立大学办学质量甚至取缔不合格的私立大学等等措施,不再赘述.

综上,北洋政府“注重自治的教育”思想,昭示了其培育与引导私立大学的基本方针,该方针之下,北洋政府颁布了公立私立大学一体对待的相关法律法规,拨出经费支持私立大学的创办及其日后运作.尽管该时期,私立大学的发展状态非常不规范,存在着大量徒有虚名、滥竽充数的学校,以至于时人惊呼大学已到了“滥设”的地步,然而,北洋政府关于私立大学的积极政策并未随之而动摇,私立大学由此而得到迅猛发展.

二、1927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资助政策提高了私立大学办学质量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上台,并在随后的几年内形式上统一了全国,针对当时私立大学的无序办学现象,政府采取了较之于北洋政府更为严格的管理措施以求提高私立大学办学质量.具体表现为强迫私立大学在教育部注册立案,明文规定私立大学的董事会制度与财务制度,随时掌控私立大学的办学情况,坚决取缔不合格的私立大学等等.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全国私立大学的监控,然而,由于中华民国政治体制未变以及相关社会思想风行依旧,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继承北洋政府民治教育观念,培育与引导私立大学的政策价值取向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并且更为明朗.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这部尚处于雏形状态的宪法中,列入了对于“国内私人经营之教育事业成绩优良者”,“予以奖励与补助”的条款.［5］奖助私立教育正式并十分明确地列入宪法,为南京国民政府专款补助办学成绩优良私立大学与重点资助办学成绩优秀私立大学的政策措施,奠定了法律基础.

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特别制定《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分配办法大纲》及《支给细则》两项法律规章,设立专门经费补助办学成绩优良又确有经费困难的私立大学.该年,南京国民政府拨出专款总额76万元,资助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共计32所.除了由法国庚款资助、经费素来充裕的中法大学以外,所有在政府注册立案的大学层次的私立高校,以及部分私立学院和私立高等专科学校,接受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费补助.［6］24该年起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专款补助私立大学列为写作,且补助数额逐年有所增加.从表2（1934、1935年资助情况）可见一斑.

专款资助,表明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发展了北洋政府的相关政策,将前政府对于私立大学的零散资助转变为集中资助,对于私立大学的非常规性资助转变成常规性资助.

重点资助办学成绩优秀的私立大学,是南京国民政府培育与引导私立大学政策的另一举措.

重点资助的学校之一为南开大学.20世纪30年代初期直至抗战爆发,和地方政府对南开大学的资助款占学校经费总收入的三分之一.1931年,政府与地方政府投入经费占该校总经费的一半以上.该年,南开大学经费共计355366元,其中,国、省库款19000元,占全年经费总额的53%.［9］137

重点资助的学校之二为厦门大学.1929至1937年,与地方政府给予厦门大学的津贴与基金共计百万,学校的行政经费实际上仰赖于此.［10］ 1935至1936年度,厦门大学的年经费总计38万余元,及地方政府的补助15万元,约占学校经费总数的40%.［11］

重点资助南开大学与厦门大学毋庸置疑有助于提高两校办学质量.至于专款补助办学优良私立大学的效果,史料记载,自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实施制度化的补助之后,私立大学“设备之增加,为数尤巨”.［12］

综上,1927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加强对于私立大学的管理,但是其继承北洋政府的相关观念,通过专项补助和重点资助政策,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培育与引导私立大学的政策,私立大学办学质量随之有所提高.

三、1937至1945年：南京国民政府非同寻常的救助使得战时私立大学数量迅速增加

1937年抗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南京国民政府出台战时统制政策,统一部署公私立大学迁往西南后方,给予私立大学非同寻常的物质照顾与精神关怀,从中可见政府培育与引导私立大学的一贯立场,并体现了政府的民治教育思想.

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将私立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私立焦作工学院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私立南通学院的医科与江苏省立医学院合组为国立江苏医学院.［4］118其对待私立大学的积极态度,可谓“视如子侄”.

表3显示了1931年列入政府统计年鉴的私立大学战后迁往西南内地的状况.

2.台湾“教育部”.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第二编 教育行政 第六章 私立学校之设立［K］.台北：台北宗青出版社,1991:184-256.

表3可见,战后绝大多数私立大学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部署下迁往西南内地.

战时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内迁后改名重庆国民政府,为方便理解,仍然使用南京国民政府的称谓,作者注.）本着培育与引导政策,物质支持私立大学的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贷学金制度.193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规则》.根据该规则,内迁私立与省公立大学中家在沦陷区确无经济来源的学生,享受政府的贷学金.以武昌中华大学为例,该校在校生有二分之一来自战区,全部依赖教育部的贷金维持生活.［13］

二是公费生制度.1943年,南京国民政府以公费生办法取代贷学金制度,颁布《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公费生办法》,私立大学学生与国立省立大学一样,享受公费生待遇.

三是经费补助.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为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武昌中华大学、朝阳大学、南开大学追加数万或十数万的补助费.［14］

四是沦陷区私立大学政策.以留在北平沦陷区的中国学院为例,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补助,该学院得以收容沦陷区的失学青年而继续办学.［15］

物质支持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精神奖励私立大学的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校长与教师.1940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已立案私立大学的校长或私立学院的院长以及任职七年以上卓有成绩的私立大学教授,可以担任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的委员.［6］27 1938年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长,复旦大学章益教授担任其署下的政务司长,陈立夫之所以选择章益担任教育部要职,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可以“代表私立大学.”［16］

1940年4月,教育部公布《教员怎么写作奖励规则》,对于高等学校连续怎么写作十年以上成绩优良的校长及专任教师,授予怎么写作奖状.1942年,教育部颁布《设置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奖助金办法》,奖励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的学术著述,并减轻其战时生活的困难等.1945年,教育部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发放教师福利金.上述奖励中,公私立大学没有差别.［6］31-35

第二,学生.1941年,教育部为400名清寒优秀学生颁发了奖金,其中,国立大学219名,省立大学38名,私立大学（包括国人自办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143名.［6］85

第三,学校.以研究“国学”而著称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为例,1942年,该校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开办两年制的文书专修班,成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中率先培养文书专门人才的试点.［17］再以原上海知名的大夏大学为例,1942年,该校接受教育部委托的“乡土教材调查”任务,负责进行贵州地方乡土的调查等等.［18］

上述诸多措施中可见,战时私立大学的各相关利益群体,如学校、校长、教师、学生,享受了与公立大学大体平等的待遇,南京国民政府培育与引导私立大学可谓用心良苦.

全力救助私立大学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并未放松监督私立大学的质量.举例来说,1932年,上海的持志学院招生数不断扩大,教学质量低下,管理无序,财务收支混乱. 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训令,要求该校力加改进,但未见成效.1939年,教育部勒令该校停办.［19］182-184

在战火弥漫、生灵涂炭的非常时期,尤其考验南京国民政府培育与引导私立大学的政策指导思想.尽管该阶段私立大学依然呈现出不成熟的发展状态,然而,政府关于私立大学的积极态度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因为政府的扶持,八年坚苦卓绝的岁月里,全国私立大学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有大幅度增加.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当仁不让地承担维系、保存与发展私立大学的责任,需要后人客观公正地给予评价.

四、1945至1949年：私立大学持续发展的趋势彰显了南京国民政府培育与引导力度

1945至1949年,政局动荡,社会问题丛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罢课和罢工风潮纷繁迭起.南京国民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本着民治教育观念,培育与引导私立大学的政策一如既往.

该阶段,尽管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相继改为国立大学,但是私立大学总体上发展态势并未因此而衰落.表4显示了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私立大学的持续发展.

2.台湾“教育部”.第二次教育年鉴 第五编 高等教育.第六章 公私立专科学校概况［K］.台北: 台北宗青出版社 ,1991: 166-304

表4可见,1947年与1931年相比较,私立大学仍然呈现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学校数量看,大学层次的私立高校增加2所,学院层次的私立高校增加1倍,专科学校层次的私立高校增加1倍多,私立高校总数增加近1倍；教职员数量看,总数增加近1倍；在校生看,私立大学、私立学院、私立专科学校分别增加1倍有余；图书数量看,总数增加近1倍.

20世纪30年代,私立大学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一带,集中于江苏省、湖北省、河南省、福建省、广东省、北平市、上海市和天津市共计8个省市.20世纪40年代,由于战时私立高校内迁,带动并帮助创办了不少私立新校于西南内地,因此,战后私立大学扩展到江西省、湖南省、四川省、陕西省、海南省、广西省、重庆市等等,遍布全国17个省市.［20］

战后私立大学持续发展态势与政府的积极政策密切相关,且看如下事实：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统一规划私立大学搬迁,并在“国库奇窘”的困境中,拨发经费,帮助私立大学修建校舍、添购设备及其教职员与学生的复员.先后两次为私立大学追加改良费.［9］107

南京国民政府将联合国总署补助的教育器材部分分配给战时蒙受损失的私立大学.以同德医学院为例,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为该校配备了美制100张病床的野战医院全套设备,以及拨款添建改造附属医院部分病床等.［19］156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政策手段支持私立大学.20世纪40年代,私立大学向国外购写教学用品可以向政府申请免税.［21］ 1948年,教育部以的身份,担保京沪地区私立大学向银行贷款［22］,等等.

以上事实,完全可以作为分析战后私立大学持续发展原因参考.1945至1949年政局不稳定与私立大学持续发展这一看似矛盾的关系,彰显了南京国民政府培育与引导私立大学政策指导思想的力度.尽管该时期私立大学总体上依旧呈现不规范发展状态,南京国民政府也因此继续严格进行管理,但是其对于私立大学的积极态度却始终如一.

通观全文,笔者通过陈述民国时期四个时段的相关历史事实,阐明民国政府培育与引导政策是私立大学取得办学成就的重要原因.民国时期政府之所以一以贯之地坚持积极对待私立大学的立场,与该时期教育救国的思潮和社会对于高等专业人才的现实需要固然有关,然而,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确立及其相关思想的风行,为政府培育与引导私立大学的政策指导思想奠定了制度与观念基础.始于1860年止于1949年,中国人由“器物”而“制度”再到“文化”这一由表及里地、立体地学习西方过程中,西方社会的一整套制度思想体系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是不可以低估的.民国时期,政府正是从欧美西方国家中,学会了如何对待人民权力,如何对待民间高等教育组织,继而转化为指导私立大学的基本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