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台湾公费生父亲二三事

一位台籍老前辈对我说,为纪念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65周年,希望能写写当年曾任公费生同学会常务干事的父亲.父亲他老人家去世已7年了,记忆是零零碎碎的,又是60多年前的事情,一时间竞语塞.待静下心来,把历史资料拿来读读,写作的感受就有了.陆续找来一些资料,翻看翻看,那些鲜活的事情逐步浮现出来.

投考公费生赴内地求学

父亲原名江新添,台湾光复后改现名江浓,1923年出生于台湾嘉义市一个贫寒的家庭,家中排行老大,一家人靠祖父做零工、祖母给别人洗衣服讨生活.日本侵占台湾期间,老百姓生活困苦,父亲在上小学时每天带上个煨熟的番薯就算是午餐了,米是不能餐餐见得到的.父亲生活的年代是中国轰轰烈烈大变革的时代,日本人虽占领了台湾,却没有征服台湾人的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实行配给制,粮食少得可怜,父亲身材不高,本来吃番薯就没有什么力气,每天还要在日本教官的训斥下,背着与自己差不多高的三八在操场跑圈.中学的军事训练是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典型状态,连十几岁的少年都不放过.

1940年父亲考取了台北帝国大学医学专门部.当时台湾子弟只能就读医学、工科等少数几个专业.父亲抱着治病救人的理念选择了医科.由于成绩优异,还取得了奖学金,毕业后父亲留在台北帝国大学医学专门部任教.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终战文告,日本战败,台湾光复.作为台湾学子的父亲,真正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荣耀和尊严.海峡对岸的注音字母来了,北京的教授来了,听到的是北京话、南京话、宁波话、上海话、河南话,一切都是那么亲切、那么新鲜.

台湾光复的第二年,为了加强两岸同胞的沟通,台湾省政府招考一批台湾青年到内地读大学.看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的招生公告,父亲动了到大陆进一步学习的念头.1946年8月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公告》：“查本处举办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公费考试生业已评阅完毕,照原定名额予以录取,考选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公费考试录取名单——文科30名：尤宽仁、江浓、郑鸿池等”11月6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公告》：“查本处前考选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之公费生业已编练完毕并由署函准教育部准予分发各国立大学.”至此,父亲正式进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专业学习.

公费生经过草山的培训,父亲受命起草《临别告同胞书——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同学会》,吸收公费生的意见,经教育处核准,1946年11月18日,举办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公费生同学会成立大会,省教育处副处长宋裴如等5名顾问出席,大会即席通过同学会章程,并选举江浓为该会常务干事,孙荣华、陈威博等10人为干事.随后,在台湾《新生报》正式发表《临别告同胞书——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同学会》,全文情深意切,激昂铿锵,意境深远,发人深省.今天读起来,还具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

公费生们从基隆到上海的旅程并不顺利,父亲曾在家书中描述：“我们搭的‘民生’轮本来21日开的,迟了一天开船,第3天晚上即到吴淞港外停船,早晨就溯上黄浦江,一路详见两岸景物,初次接触到祖国山河、人物风俗无不感想.”“昨天早上就报到本校,搬进此地宿舍里来.本校已开学一个多月,我们大概从后天(二日)才能上课,今后就为了赶上人家不能不忙于抄笔记等事情.”上海的学习生活对这些来自台湾的青年学子其实是挺艰苦的,语言问题从日语的平检测名、片检测名到注音字母,教学体制的不同,加之南北方气候的差异,这些没有见过冰雪的台湾青年,面对江南的冬季实在需要适应.父亲在另一封信中写到：“自前天起急趋寒冷,据报有百余人冻死,今晨在路上又见泥水结冰.京杭汉已经下雪了.此地同乡会特为欢迎我们开了一个茶会,上海队同学47个都即席参加,我代表同学站起来致辞,给予一般的印象并不错.”

“二·二八”事件带来的思考

1947年2月28日,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因当局息,民众所知不多.直到3月4日,上海才陆续获悉较多情况.此时,台湾旅沪六团体(台湾旅沪同乡会、台湾旅沪同学会、台湾革新协会、台湾重建协会、闽台协会、台湾政治建设协会)在台湾同乡会会址召开联席会议,决议组成台湾“二·二八”惨案后援会,声援台湾民众的斗争.

“二·二八”事件的爆发也打破了台湾公费生们紧张的学习生活,自己挚爱的家乡出现如此冲突,台湾乡亲怎么办父亲在3月18日夜给叔父的信中写到：“据报道,后天有飞机往台,现匆忙写一封信请安！这一次台湾‘二·二八惨案’必然而然的发生,看上海各报纸之消息,与听台湾之广播消息,其惨烈是史无前例,死亡者听说在万人之列.经过两周余的演变,现在的局势大略着了一段落,可是主要问题解决还留待后面.此间沪台一切交通通讯都断绝,因此我们都关怀故里之动向甚切.”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收到台湾家书,心里很是高兴,回信道：“前些日子,收到叔父和妹妹的来信,这使我欣慰.今天有一些意见记下给你们参考,从光复回来,因为台湾人与祖国文字、人事等隔阂,结果引起这次事件的发生,这是多么惨痛的一件事情,我们虽然身处在异乡,可是倾心爱着亲爱的台湾的我们也多么痛心,多么关怀！台湾人本身也因为对于祖国的一切,正面与里面,黑暗面与光明面的了解不够深刻.为了要消除这方面的不利地位,有志的台湾青年多多到这儿来看,也是一个好办法.我并不是说来这边什么都比台湾好,当然这里也有不少短处,可是从整个中国一部分的台湾来着想的时候,这一条路线可以给青年们不少益处,对于台湾本身也是有利的.”关切家乡之心殷切,对事件的反思亦在父亲脑海中久久激荡、升腾.

当时在上海求学的父亲还积极投身参加旅沪台湾同乡会的活动,台湾乡亲杨肇嘉、张邦杰、王丽明等人认为“二·二八”事件是陈仪造成的,就到南京向.台湾旅沪同乡会与台湾同学会随即在上海《文汇报》社召开座谈会,指出“二·二八”事件是国民党在台湾的恶劣政治环境造成的.

1947年暑检测,父亲感到只在上海活动因受地域和信息的限制效果有限,开始筹划回台湾从事宣传活动,介绍公费生在大陆的情况,以消除误解扩大影响.他在给姑妈的信里表示：“我现在生活费没有来源,只能出让几本书籍,来充此暑期之最低限度费用.我现在和几个朋友计划一个‘升学内地学生演讲团’去巡回全岛各地,介绍内地情形,大概再几天就可动身,跑三、四个星期,然后就要回到上海.”后来父亲与杜长庚等同学回台湾各地演讲,每场收到很好的反响,新竹一场演讲有近千人到会.在台湾到处奔波了二十几天,最后只留一天返家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