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经济与比较宗教社会学

摘 要：继《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后,为进一步探讨宗教与理性经济行动的关系,韦伯运用比较宗教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儒家及其产生社会根源和其他几大世界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与社会背景的比较研究,回答了为什么在传统中国没有产生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这一问题.本文对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进行了梳理,重点分析了其使用宗教的经济的概念和比较宗教的研究方法,反思其研究的不足之处.

关 键 词：儒家；经济；传统主义；理性资本主义

对“人性和社会秩序”（周晓虹,2002：1）关系的探寻是古典西方社会学理论一个不变的主题.其中,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事实”和“共同体”形式,也成为社会学历史上众多理论巨擘求解“人性和社会秩序”关系之谜的钥匙.从圣西门著作中流露出的宗教色彩,到孔德晚年沉迷于中的人道宗教,到涂尔干对原始宗教基本特征、宗教起源与本质的揭示,到马克思·韦伯关于宗教与理性经济行动关系的比较宗教研究,这些都为宗教社会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韦伯一生著述颇丰,不仅构建了体系庞大的理解社会学,在社会学的实证化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努力,他对理解、理性类型、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出色论述也对其后的社会学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晓虹,2002）.除此之外,宗教社会学研究也是韦伯社会理论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1904年,韦伯发表了其后对宗教社会学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新教和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韦伯,1987）一书.和涂尔干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并通过对原始宗教基本特点来揭示宗教起源和本质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不同,韦伯关注的却是西方社会独特的宗教和资本主义起源之间的某种联系.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探讨西欧社会以外的其他文明为什么没有能够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一样的理性资本主义这一“韦伯命题”,韦伯将目光转向对“最能把为数极多的信徒吸引到自己周围的那五种宗教或受宗教制约的生活准则”的比较宗教研究.它们包括儒教（中国）、印度教与佛教（印度）、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些文章统统采用了‘新教和资本主义精神’里的方法”（韦伯,2008：6）.

一、宗教的“经济”

纵观韦伯宗教思想的所有论著,宗教的“经济”是一个不变的主题.就像韦伯自己认为的那样,一切重要的共同体形式都与经济有关,从家庭与家务共同体到企业、家族、民族共同体,包括宗教.那么,在韦伯那里究竟什么是一种宗教的“经济”?“我们要研究的并非仅仅是作为一种认识手段的神学大纲式的理论,而是扎根于各种宗教的心理和实际联系中的行动的实际动力”（马克思·韦伯,2008：3）,这表明了韦伯研究的宗教和涂尔干视域中的宗教有着巨大的不同,在韦伯这里,重要的不是宗教的系统性本身,而是其作为一种文化心态对现实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理性经济行动产生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一概念的建构是对《新教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延续,所谓宗教的经济,简化来说,也许就是当初韦伯在西方社会新教中找寻到的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的那些方面.比如赚钱的、勤劳和节俭的品质、最效率的重视以及可计算性等等.正是这种新教刺激了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后者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出现.

然而,经济并不只取决于宗教,还受到种种其他社会经济地理因素所谓影响.“经济往往是十分复杂的东西,受到多方面的限定等从来没有一种经济只取决于宗教等经济显然有一种在最高程度上由经济地理与历史现实决定的纯属固有规律性的标准.生活方式的宗教定规也是经济的诸因子之一,但是这种定规本身,在现有的地理、政治、社会和民族的界限内自然又受到了经济与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韦伯,2008：3）也正是因为此,对世界宗教的经济进行研究离不开对这些孕育出这些宗教文明的社会背景的诸方面的历史考察.

他尝试解释的是对这些世界宗教的实际影响最大、并且形成了这门宗教独特性质（区别于其他宗教,又与经济相联系）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定向因素.比如,儒教是受过传统经典教育的世俗理性主义的食俸禄阶层的等级；佛教是背井离乡、沉思冥想、看破红尘的托钵和尚的宗教；伊斯兰教最初是武夫们的宗教,后来发展出了小市民阶级的修道团体；而仅仅在西方城市,才出现了以市民阶级为主的基督教等无论是对幸福还是对苦难进行神化的道路,都是不同阶段不同社会各阶级进行利益较量的产物,也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各种世界宗教的重要特征.“一种宗教预言的方式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或者仅仅是支配性的,它不过是某种阶级利益的传声筒,这种阶级利益可能是外部的,也可能是内部的.”但是,韦伯也认识到,“那些大的宗教系统的特点,与其说是由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那的对立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大大个人化了的社会条件决定的.”（韦伯,2008：13）

随着理性化世界观的发展,知识分子阶层对宗教的影响逐渐变得重要起来,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宗教理性主义”：宗教这种特殊理性化的方式,它越是进步,本身就越被推向非理性.这似乎很难理解,韦伯以音乐理性化过程中的毕达哥拉斯的“小音程”对音响物理倾向的理性化的彻底抗拒为例,说明“前后一贯的理性主义的计算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的”（韦伯,2008：17）,那些几大理性类型的理性化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主要是由他们那些非理性的前提塑造出来的.这些非理性特征并不会轻易被消除,相反,却为种种神秘的宗教仪式提供了合法性.在这里,韦伯关于世界宗教的经济仅仅做了一些一般性的阐述,而真正塑造了各种世界宗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经济的社会条件具体是什么样的?儒教、道教与资本主义新教差异背后的“物质性结构”又是怎样的?韦伯在本书“社会学基础”四个部分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全方位的“传统中国的社会图像”.

二、传统主义：传统中国社会的“物质性结构”

韦伯关注的是那些对于经济很重要的宗教特征,即他们与理性经济主义的关系,理性主义可以有判然不同的含义,但韦伯更感兴趣的的是那种通过精益求精地设计合适的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某种特定的实际目的的理性化的形式.韦伯首先从四个方面对中国与西欧社会的物质性结构进行了比较,分别是：城市、君侯与神；封建俸禄国家；行政管理与农业制度以及自治、法律和资本主义.这些比较涉及货币制度、城市和行会、官僚体系、农业政策、财政政策、宗族血缘体系、法律制度等各个层面.以货币制度为例,虽然早在《周礼》中就有“造币局长”的记载,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政治动乱和战争频繁,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及思想结构中固有的普遍的传统主义的作用,古代中国的货币制度从来没有真正稳定下来,造成商业发展的滞后；而且,任何异常严肃的旨在推动货币制度理性化发展的改革措施从来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行.战争需要、财政动机的推动下的对金属商品生产的垄断,以及对通货膨胀的惧怕,这些都使得政府不断调整货币形式,并制定了禁止和控制外贸的政策.传统主义不容置疑地强化,“资本主义现象没有任何明显的进步”.而中国的城市,不是拥有固定政治资本的“共同体”；中国的行会私占了对其成员的审判权,“缺乏一种互助式地调节自由工商业的受到公认的、正规的、牢固可靠的法律基础”（韦伯,2008：60）.如此种种,根本无法促进中世纪手工业中的小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体系也具有的牢不可破的传统主义的特征.古代中国人的神明观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和其他地方完全相反的特征：中国人的最高神明是非人格化的天神,世袭的最高君主皇帝扮演了大祭司的角色,皇权从神秘的卡里斯马中产生出来,集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为一身.大君主拥有分封制的世袭卡里斯马特征,但是,由于不发达的交通技术条件,中国行政管理的集中化程度是非常有限的,由于对一个巨大的胥吏阶层的过分依赖,无论是官员还是地方官员,对地方性知识都不甚了了；而且中国官员的俸禄一部分来自政府,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税收,正是由于其中巨大的利益关联,整个官僚等级常常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干预,团结一致,怀着切肤之恨迫害每一个倡导‘改革’的理性主义思想家”（韦伯,2008：105）.政府无法采取彻底的理性措施,不可能建立一套精确运转的国家机器,理性化——资本主义的经济之魂——的动力不断被削弱,传统主义的束缚越来越难被打破.

“传统主义”是韦伯理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有论述.韦伯的传统主义指的是“对不可更动的行动规范的日常习惯的精神适应与信仰”（韦伯,2008：31）,家长制就是建立在传统主义权威基础上的最重要的统治形式：“它有一种坚不可摧的规范系统”,这些规范被视为神圣的东西,使人们相信,这些规范不能被触碰,否则会招致巫术和宗教的迫害.这种传统主义不止体现在中国古代的货币经济和政治官僚系统中,实际上,它作为一种神圣的信仰已经内化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官僚阶层还是宗族组织的利益,都构成了一股牢不可破的传统力量在束缚着理性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三、比较宗教社会学：儒教和道教的经济

“士”等级的存在,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士大夫阶层从来都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层,也是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那么影响这个决定国家大政和统治阶层精神等级的正统是实质性内容是什么呢?儒教和道教的精神.宗教通过实践或阶层制约和影响经济,对社会秩序领域进行着深刻程度极为不同的干预.所以,韦伯接下来要论述的便是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中居主导地位的儒教与道教.他认为,作为代表传统中国社会的儒教和近代西欧社会的相比,儒教是一种传统主义取向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这是一种“外在性”的,它对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而作为一段信仰的道教因为它本身所含有的神秘主义和巫术传统,无力扭转儒教对民众的传统主义影响和束缚.通过对比中国儒教、道教与修基督教的核心观,韦伯进一步坚定了他对理性资本主义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宗教因素的论断.

韦伯认为,传统中国人的信仰中没有一个预言一切的先知,也从来没有一个强大的神职人员阶层,没有自己的救世说,没有自己的,因此没有通过自治的宗教势力进行自己的教育.所谓的“世俗宗教”不过是对祖先神灵力量的信仰和崇拜,其他宗教又不过“基本上是专门的巫术与英雄崇拜的毫无系统的大杂烩”（韦伯,2008：183）.“因为从前没有任何转世论、救世说,根本没有对超验的价值和命运的任何追求,所以国家的宗教政策始终处于十分简单的形态：部分是祭祀活动国家化,部分是放任私人开业的术士,因为他们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对于私人又是必不可少的.”（韦伯,2008：185）这种神圣的对神秘力量的崇拜不仅限制了法律彻底理性化的尝试,抑制了自然科学逻辑的发展,同样也阻碍了中国社会任何一次试图向理性经济发展的努力.

发源于老子的道家思想也曾经对中国社会民众产生过较大影响.道教产生于处于正统地位的儒教价值和信仰体系不能满足人民尤其是统治阶级长生不老和对金钱无节制的贪欲的需要的背景之下,道教采用了一套严格的教阶组织,道士们声称自己有镇魔的本事,这种力量成为他们政治生涯的基础.由于儒士阶层的自然神魔力与巫术总是畏惧“鬼灵”的刺激,因此道教得以在儒教和道教的权力角斗中勉强生长,发展成神圣的治疗术、炼丹术、长寿术和不死之术.道教是隐居道观的术士们的宗教,教导人以“隐匿于世的方式”离群索居,得道之途是放任生灵万物与自在.它的这种神秘巫术气息形态无法将人影响那种积极的理性主义生活.

可以看到,不管是儒教还是道教,二者的思想中都深深地打上了传统主义的烙印,“在中国,古老的经验知识和技能本身的任何理性化,都是沿着巫术世界观的方向进行的”（韦伯,2008：234）.这与韦伯在《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描述的那种精于计算的积极入世的禁欲主义的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基督新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儒教与清教：对“韦伯命题”的进一步回答

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适应世界,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通过对儒教以及世界其他几个主要宗教的经济考察,韦伯认为欧洲宗教改革后基督教新教“预定论”的教义引出的“禁欲说”和“天职观”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着一种亲和性,并最终导致了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

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是建立在基于新教概念的基础和分析框架内的,就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并不是系统的宗教类型学,也不是纯粹历史的研究.韦伯所谓的“类型学的”是指：“它注意的是,从宗教的历史现实来看,对于同经济信念的巨大对立的联系有典型的重要性的东西,忽视其他东西.他不主张提供所阐释的十分完整的宗教图像,但必须把每一种宗教不同于其他宗教,同时对于我们的比较研究又十分重要的独到之处弄个水落石出.”（韦伯,2008：28）但在实际的研究中,由于韦伯在儒教和新教之间进行的比较是建立在新教的经济理性优势基础之上的,建立在西方先进论的基础上的,因此,韦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儒教的评价不能说不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