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学校长的气质

丁东：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在过去的大学校长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高增德：旧中国的大学校长,通常都是由一些有社会声望的人来做的.一个人要有社会声望,除了他们的专业以外,必须要有社会理想,那时在中国教育界,大学校长不是官员,《大学组织法》有明确规定,大学校长不能由官员兼任.

智效民：大学校长不能由官员兼任,看起来是一件简单的事,其实它的价值并不简单,就是要保持大学的相对独立性,这个传统,应该说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个好传统.大学校长不是官员,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和政治没有关系,只不过是在理念上要保持和官场的距离.

谢泳：钱锺书在《围城》里对大学校长有过议论.他在提到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的时候,曾发过一些感想,他说：“大学校长分文科出身和理科出身两类.文科出身的人轻易做不到这位子,做到了也不以为荣,准是干政治碰壁下野,仕而不优则学,借诗书之泽、弦诵之声来休养身心.理科出身的人呢,就全然不同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晋爵.在外国,研究人情的学问始终跟研究物理的学问分歧；而在中国,只要你知道水电、土木、机械、动植物等等,你就可以行政治人――这是‘自然齐一律’最大的胜利.理科当个把校长,不过是政治生涯的开始；从前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并且是条坦道大道.对于第一类,大学是张休息的摇椅；对于第二类,它是个培养的摇篮――只要他小心别摇摆得睡着了.”

高增德：《围城》是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以后写的,他在那里的经历不愉快.在他笔下,对教授和校长都有一些苛刻的议论,不能不信,但也不可全信,虽然有一些影子,毕竟是小说家言.旧中国的大学校长肯定不是没有毛病,但大体上看来,还是不错的.

赵诚：旧大学里做过校长的人,以学者为多,有钱锺书说的那些情况.文科和理科出身的校长,并不都就是官场失意或者准备做官的人来干的.学者做校长,是中国大学校长的一个传统,如果不是学者,很难在大学呆下去.学者在大学里负一点责,这没有什么不好,人们好像有一种错觉,以为学者办行政,多数办不漂亮,可在过去的大学里,常见的还是学者比纯粹的行政官员能办好大学.

智：胡适当年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时,就干得很好.后来做北大校长,虽然没有多久,但在中国大学校长的历史上,胡适无疑是一位出色的校长.罗尔纲回忆他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情景,对胡适的作风和开明办学风格,很怀念.他说：“进学校后,首先使我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办公室前,树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左派办的,有国民党员办的,有国家主义派办的,有无党无派办的.胡适一视同仁,准许学生各抒所见.”

高：有一次,有张壁报提出胡适不知在何时何地说过,苏联派代表来中国商洽成立中国时,那位代表到北京来,原是约他去商谈的,他那天因有事去不得,才由陈独秀去接洽,后来陈独秀就成为中国的领导者了等如果那天他去,说不定他会成为员.胡适会不会做员决定于他的思想,不在于偶然的机会.胡适的这种说法并不对,那张壁报对胡适的批评自然是对的,但其中有许多措辞却说得太过火了,学校当局要把它撕去,胡适不准,说他提倡,就要以身作则.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胡适对的实行,始终是有信心的.胡适1946年从美国回来做北大校长,总是提倡要独立研究,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自己的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自己的眼睛,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

丁：梅贻琦也很了不起,他虽然是理科出身,却很具人文气质.他在大陆和台湾做了几乎一生清华大学的校长,深受不同时期师生的爱戴,这不容易.他一生办教育,笃信自由教育的基本理念,西方文化最终在清华扎下了根,并开花结果.这种自由教育的信念,是梅贻琦办清华的基本理念.

智：梅贻琦对事物有非常好的判断力.1945年11月5日,他在潘光旦家吃饭,同桌有联大同人闻一多、闻家驷、吴晗、曾昭抡、傅斯年和杨振声,他在日记中说：“饭后谈政局及校局问题颇久,至12点始散.余对政治无深研究等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可见自由教育观念在梅贻琦心中的地位.

高：他在清华有两句名言,多年来一直为人传诵：一句是：“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另一句是：“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

赵：现在经常有人引用梅贻琦的一句话,这话是梅贻琦1931年清华就职演说中说的.他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谢：我看过刘真先生的一本书《教育问题平议》.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其中有一篇是专门谈大学教育的.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欧洲和美国早期的大学,多着重于如何遴聘优良教授主持学术研究工作.美国教育史上一位最著名的大学校长吉尔曼,在其开始筹建霍布根斯大学之初（1872年）,特别先往欧洲考察各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同时也想利用考察的机会,在欧洲选聘一些著名的学者到美国讲学.他认为要办‘好的大学’,必须有‘好的教授’.大学的基础在‘人’,不在‘建筑’.他有一句三个字的名言是：‘Man,not buildings’.亦即‘大学所需要的是大师而非大厦’之意.”

丁：中国现代大学出现不是自创,是从欧美学来的.前辈的好处是知道什么好就学什么,而不是明明知道什么好却偏不学.

高：蔡元培办大学的思想也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是他考察欧洲大学制度的结果.他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就源自教育独立的理念.梅贻琦是清华早期的留美学生,他的教育思想也是来自美国.吉尔曼那句话在美国也是名言,梅贻琦不可能不知道,他的高明之处是把美国的话用中国的方式说了出来,而且打动了许多人.清华能在他手中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也是能放眼看世界的人,是一个知道什么好我们就要什么的人,他们不是找借口,以自己国家的特殊国情而自外于世界文明的现有成果,他们是最单纯的人,看到人家的东西好拿来用就是了.

高：校长以爱护学生和教授为天职,这也是现代大学的理念之一,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教授和学生又是这个家园中的灵魂,是最不能伤害的.一个正常的社会,对于大学教授和学生的一切思想活动是不应当过分干涉的,在大学里教授和学生不仅是简单的教书和读书,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不可能不说话,不可能只是为了混一碗饭吃的职员.大学校长应当在思想和情感方面和教授、学生沟通,不能把大学校长完全当作一个官员来做.

谢：旧大学里的校长一般都明白这个道理,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不受迫害.那时大学校长似乎有一种自觉,凡是教授和学生遇到什么事情时,他们总是把教授和学生放在第一位,这是过去大学校长的基本行事原则.

智：当年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都是进步教授,“七七”事变前,他们被捕,成为当时北平轰动一时的大事.那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谁都知道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同,不是一路人.但在他们出事以后,蒋梦麟和胡适却多方奔走,设法营救,国民党政府无奈,才把三位教授释放.在教授和学生生命受到威胁时,这样做,在当时是大学校长的起码素质.

高：张芝联曾讲过他当年在上海光华教书时的一段经历.那时他除教书外,还兼任校长朱经农的英文秘书.1948年3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给朱经农校长的密件,恰好落到张芝联的手中,原文是这样的：“上海光华大学朱经农校长密鉴据有关机关报称‘该校秘书张芝联秘密领导左倾学生酝酿成立自治会并借授课时间分析时局攻击本党且煽动学生退出本党’等情希查明具报为要.”

张芝联看完后大吃一惊,立即去找朱经农.他看完密件后,安慰张芝联说：“不要紧,我去南京向部里说明,不必担心.”要说思想倾向,当时张芝联和校长朱经农也是不同的,这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更不妨碍校长去保护他手下的教授,这是一个大学校长应有的风度,校长不能怕事.凡是怕事的校长,都不是好校长.

赵：大学校长是一个大学的灵魂,好大学总是和好校长联在一起的,没有好校长,就没有好大学.好大学都是有幸遇到了好校长,比如北大有蔡元培,清华有梅贻琦,南开有张伯苓,光华有张寿镛,浙大有竺可桢,燕京有司徒雷登等等,这些大学的名字总和校长的名字连在一起.

高：刚才提到张芝联,他是张寿镛的儿子.过去的大学校长中,张寿镛不算很知名,不过那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这位进士出身的老先生不仅创办了上海光华大学,而且很快使她成为一所具有现代性格的大学,这与他的胸怀和境界是分不开的.

谢：我看过老光华大学的校刊.叫《光华半月刊》.当时的学生非常活跃,各种思想、各种学术都能自由生长,光华学生中后来出了台湾的“外长”沈昌焕,报人储安平,作家周而复,诗人田间和编辑家赵家璧,每个人的道路不同,但都受惠于光华的自由主义教育.

丁：校长应当爱护学生,这是毫无疑问的,真正爱护学生,一般就看他对学潮的态度.

智：当年光华大学出了那么多人才,不是偶然的,这与校长张寿镛对学生的爱护很有关系.光华大学的学生,当时也分左中右各派.

谢：左联当时在光华大学就有一个小组,组长就是后来成了周扬夫人的苏灵扬.

高：1932年,上海有一批学生被捕,其中有光华的学生14人,包括诗人田间（童天鉴）、作家周而复（周德）等.这些学生被捕后,张寿镛就出面,向当时上海市长吴铁城力保,才使他们获释.

赵：学生被捕,校长力保,从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吴有训到竺可桢、傅斯年、张寿镛等,过去凡做过大学校长的,在保护学生方面,大体都是这样,这种风度成了大学校长的一种传统,他们对学生总是保护第一,开导是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的.

智：梅贻琦做清华校长的时候,是加入了国民党的,对信奉自由主义的他来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对政治介入大学是不赞成的.为了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保持大学的独立,他也就不顾其他了.在对学生的态度上,他的独立性是一直坚持到底的.

高：40年代末,北平国民党里的特务负责人,也有清华毕业的.有一次要来清华逮捕学生,先送来了一个名单,大概有几十个人.这个名单本来可以不给清华,因为管事的人是清华毕业的,对梅贻琦还有相当的尊重,事先秘密通知了一下.学校为此开了校务会,梅贻琦力主通知黑名单上的学生,马上离开学校,使这些学生免遭逮捕.可见他对学生的爱护之情.

丁：过去,由于政治问题,大学校长不少以保护学生为己任.这些大学校长在政治上不完全一致,对学生,无论是一般的罢课还是大规模的学潮,无论学生是出于什么动机,有什么背景,大学校长总是以保护学生为第一要务,总是先救学生再说.

赵：你看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说1919年5月4日,火烧赵家楼事件.在学潮中,学校负行政责任的人和学生之间出现了尖锐的矛盾.这些负行政责任的人,是当时政府任命的,他们不可能公开地同学生站在一起.但他们和学生们又是师生的关系,站在这个关系上,他们对于学生又有爱护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可以采取中立的态度,虽不公开地同学生站在一起反对当时的政府当局,也不同政府当局站在一起暗中迫害学生.

智：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采取的就是这样的态度.在赵家楼事件发生后,一部分北大学生被军警逮捕.他一面派人设法营救,一面宣布辞职,不辞而去了,只留下一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后来学潮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北大、清华的校长所采取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态度.

丁：冯友兰在当时教授中还算是比较靠近政府一面的,但他也是站在学生这边的.他说：“我在清华,也是采取这种态度.当时,国民党军警特务所要迫害的学生,如果他信得过我,就到我家里隐蔽,我尽力掩护,不管认识不认识,也从不问他们的姓名.”

高：“一二九”学潮时,姚依林就在冯友兰家躲藏过.

谢：还有蒋梦麟.“一二九”学潮后,北大开除了一些学生.可过了不久,这些人都收到了一大笔钱,他们也不知道是谁送的.许多人就是靠这笔钱后来出国留学的.这是千家驹在他的《七十年的回忆》中说过的一件事,他说这钱可能就是蒋梦麟给的.

丁：旧中国的大学校长,没有不遇上学潮的,如何处理这样的事,对大学校长来说很为难.从职业教育家的角度说,任何一个大学校长都不希望在自己的校园里看到学潮.他们总希望学生好好读书,不要太激进.

赵：大学是思想的家园,大学生又是天生不安分的,这不是他们的缺点,学生之所以为学生,可贵的就是这种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