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西藏为例

[摘 要]由于经济社会的落后,西藏及其广大农牧民被市场机制所排斥,分享不到发展的成果,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状态,这不利于西藏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来抵消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努力将西藏及其弱势群体从边缘化吸纳到发展的正常轨道,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展示了这一进程,国家对西藏发展的支持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种支持还将持续下去.

[关 键 词]西藏；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市场排斥；政府干预；西藏工作座谈会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０４６１（２０11）03－００66－０5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以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无疑已成为时代主题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选择,科学发展的解决主题是经济快速增长中的发展不当,以及其所引致的经济社会的诸多不和谐,和谐发展要解决的是市场自由的效率与体现社会公平的“社会均衡”的结合问题,其最终目标是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和增长过程的社会和解,[1]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体现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

西藏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民族地区之一,长期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仅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在西部也处于末端,而西藏复杂的民族关系、脆弱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宗教文化以及国家战略上的重要性,使其处于一种在国家发展大格局中非常特殊的地位,因此,西藏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现有文献多是从构建西藏和谐社会的若干方面或是对策层面来阐述,如史云峰（2005）论述了制度建设在和谐西藏建设中的重要性；卢德生（2007）指出了教育在其中的作用；袁爱中（2007）分析了传媒与西藏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安七一、杨明洪（2007）阐释了公共品供给在西藏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并提出了建立西藏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长效机制；土旺多久（2008）认为缩小城乡差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基础性工作；德吉白玛（2009）探讨了统筹城乡发展对于西藏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以及城乡差距的缘由及对策.上述文献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西藏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些具体路径,但对其进行学理上的解释尚付阙如,鉴于此,本文试图对西藏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进行一种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分析,藉以抛砖引玉.

二、西藏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逻辑起点：基于西藏经济社会特殊性的解读

西藏经济社会的特殊性,主要是由西藏经济社会的落后性,公共怎么写作水平较低,民族构成较为复杂等因素决定的.

(一)经济社会落后

2008年西藏人均GDP为13,861元（文中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和西藏自治区统计年鉴,下同）,不仅低于全国人均GDP的22,698元,也低于西部平均水平的15,379元,另外,西藏的产业结构演进也不合理,从世界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可知,典型的产业结构的演进一般是循着这样一条路径：农耕文明中,几乎只有第一产业,进入工业社会后,第二产业超过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最弱,而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三产业飞速发展,先后超越第一、第二产业而成为发展比重最大的产业,中国目前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比重最大,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而西藏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大部分尚处于农业社会的地区,其工业化程度远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但由于总体依赖型经济的特征,其第三产业的比重却最大,这不符合产业演进的正常规律,产业结构的畸形制约了西藏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同时,西藏的社会事业发展也较为滞后,以2008年为例,文盲半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全国为7.7%,西藏为37.77%,平均受教育年限,全国为8.5年.西藏为6.3年,每千人医院床位数量,全国为2.84张,西藏为2.97张,城镇社区怎么写作设施数,全国平均为5,576个,西藏为98个,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和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二者分别是97%、90%和96%、89%.

(二)人民生活水平较低

从人均收支状况来看,2008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780.8元,农村居民纯收入为4,760.6元,全国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1,242.9元,农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3,660.7元,而西藏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482元和3,176元,两者的人均消费支出为8,324元和2,149元,这说明西藏人均收支水平与全国相比尚有较大差距,据笔者测算,虽然西藏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由世纪之初的80%左右下降到了2008年城镇居民的51.2%和农村居民50.8%,但其还是大大高于全国的37.9%和43.7%.另外,同其他地区相比,西藏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城乡之间享有的公共怎么写作水平有明显的不同,农牧区道路、水利、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的供给不容乐观.

(三)民族构成多样化

西藏是一个典型的民族聚居区,作为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除藏族外,还有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等,共40余个民族,2008年全区藏族人口占总数的95%,汉族占4%,其他民族占1%,各民族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形成了以藏、汉、回三大民族为主体的共存格局.

上述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性决定了西藏和谐发展的特殊性,构建西藏和谐社会,使西藏经济社会有序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都离不开西藏本身固有的特征,这些成为了西藏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逻辑起点.

三、西藏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机理：市场排斥和政府干预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市场经济的观念也深深的渗透到了西藏内部,给予这一高度封闭的经济实体以相当的冲击,这一进程同时也是西藏经济现代化的表现形式,无论现代化给予西藏传统社会多大的冲击,现代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生产要素按照市场运行来配置,而生产要素配置的逐利性必然会使其朝着经济更发达,投资环境更好,报酬更高的地区聚集,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也会使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鸿沟愈来愈大,同时会使得不具备竞争力的产业被淘汰,在这一过程中,技能较低、劳动素质不高或其他的弱势群体也会被边缘化,分享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发展经济学原理昭示,竞争力不足的地区,其自我发展能力如此之弱,以至于随着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其自身却经常处于长期落后的尴尬境地,陷入一种“增长与排斥”的悖论,缪尔达尔（1957）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力量的自由运行一般会产生更强的地区不平等,这伴随着低水平经济发展,本身即是进步的主要障碍,使得欠发达地区的贫穷“成了贫穷自身的原因”.[2]从区域经济学原理可知,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会出现“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前者是指区域发展过程中,发达地区的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向欠发达地区流动,从而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达到区域发展的均衡状态；后者是指由于发达地区强大的吸收功能,欠发达地区的生产要素被逆向吸引到发达地区,从而加剧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孰强孰弱,这要视各个地区的发展程度而定,在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扩散效应”一般会大于“回波效应”,从而平衡地区发展差距,反之,“回波效应”的作用力可能更大,地区差距或许进一步被拉大,市场力量的作用一般倾向于增加而非减少地区间的不平等,发达地区倾向于从欠发达地区吸收人口、资本、贸易资源.西藏属于典型的欠发达地区,在市场经济格局下处于发展的边缘地位,其生产要素、人力资本乃至自身的自然资源都有被吸收到周边较发达地区的趋势,从而有形成内部殖义模式的危险.西藏特殊的发展地位决定了其投资环境较之内地差,2008年西藏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为271.5亿元,位居全国最末,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为38.4亿元,同样最低.比之其他地区,西藏经济具有相对较浓的封闭性,这可以从其贸易额上体现出来,2008年西藏进出口贸易总额为7.7亿美元,仅高于青海,外商投资企业数为132家,数额最少,增长额也最低,2008年西藏批发餐饮等零售业企业数为117家,数额最少,可见无论对外贸易还是国内贸易,西藏的贸易形势都不容乐观.从西藏的劳动力素质来看,其和正常的劳动力素质的构成明显不同,这可以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得出,一般来说,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构成为受过中等教育的劳动力比重最大,高等教育的次之,初等教育和未受过教育的人群最小,并且随着发达程度的提高,高等教育人群的比重会继续上升,其他人群比重会继续缩小.而西藏的则恰恰相反,初等教育和未受过教育的人群比重最大,中等教育次之,高等教育最小,不仅无法和发达地区相比,就是和西部其他落后地区相比,其人力资本存量也最小,劳动力结构最低级化（见表1）.

上述若干指标揭示出,西藏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经济整体上都是滞后的,面临着被排斥的风险,而如果我们考究西藏的工业,同样也会发现其处于类似的境地.古往今来,西藏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即使市场经济的大潮来临,这种状况也未发生过彻底的改换,但一个社会如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与其他地区互动发展,工业化的道路是不可回避的,但问题是,农业生产效益不高甚至极端低下的西藏,一味地进行“赶超内地”的战略,大力发展工业,会不会使西藏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发生根本的变化,关于工业化在西藏发展中的地位,有明显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是倾向于工业化,如吕鸣伦（1996）、宁世群（1997）、曹宗杰（1996）、李玲艳（1995）等认为西藏应学习发达地区经验走工业化道路,尽快建立工业化体系；另一种是质疑优先工业化,胡鞍钢和温军（2001）认为,牺牲农牧业支持工业化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是走不通的,西藏的发展必须建立在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优先发展农牧业,优先使农牧民受益,他们甚至认为社会发展应优先于经济发展；另外,余振等（1998）、温军（2003）、宋朝阳（2005）对财政补贴与西藏各产业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认为财政支持工业的效益是低下的,反而农业的补贴效益较高,近几年统计资料表明,西藏的工业企业无论是从新产品项目数、开发新产品经费、总资产贡献率和产品销售率等方面均较低,这些从侧面论证了单纯的工业化在西藏是没有竞争力的,这里笔者倾向于胡鞍钢的论点,即西藏在较长时期内应重点发展优势农牧业、民族手工业、特药业等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放弃以内地发展模式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因为在西藏,工业化所需要的企业家资源、技术人员以及熟练工人等是非常欠缺的,西藏也不具备一套完整的制度来保障工业化的有序进行,市场自发运行对西藏的工业总体上是排斥的.

前已述及,西藏无论城镇人均收入还是农村人均收入与全国其他地区都有较大的差距,而就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差距同样显著,就全国来看,2008年发达地区的城乡收入之比一般在2倍到3倍之间,全国平均水平为3.3倍,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倍数为3.9倍,远远超出发达地区,也高于全国平均程度,这说明西藏城乡差距较其他地区为大,城乡发展极不均衡,城镇不仅未能起到对农牧区的辐射作用,反而进一步吸收农牧区的资源,回波效应明显大于扩散效应,从城乡享有的公共怎么写作的差距来看,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虽然西藏农牧民近年来生活有大幅度提高,但提高的幅度与整体经济增长相比尚有差距,据笔者计算,进入新世纪以来,西藏GDP年均增长率为14%,而农牧民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9%,农牧民消费年均增长率为7%,西藏经济增长并未给广大农牧民带来对等效应,另外,即便是在城镇,那些劳动技能低下、人力资本存量不高,经营能力较差的群体也会被市场竞争机制排斥而成为边缘化群体,这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上,利益分享的机会上以及经济机会的进入上.

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产生的社会排斥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和西藏的社会稳定,政府的作用即采取积极的措施矫正市场机制的这种负外部性,使不具有竞争力或竞争力较弱的地区和边缘化的群体重新被纳入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来,分享发展的经济剩余,最终达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也就是说,面对市场机制所产生的排斥效应,必然而来的即政府干预所产生的吸纳效应,这两种效应相互作用使西藏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共享的特征.政府干预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主要有政府政策上的支持,财政转移支付,直接投资、划拨专项资金以及人力支持等.支持西藏发展的优惠政策主要由农牧业经营政策、财政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构成,这些政策为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对西藏的财政转移支付直接平衡了西藏自治区财政收支缺口,维持了西藏自治区政府管理和社会事业的正常运行,据笔者计算,1978年～2008年间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15%；对西藏的直接投资项目通常是那些涉及西藏经济、社会、生态、人民生活等多方面的、资金需求量巨大,私人不想也不敢涉入的领域,自1978年以来,对西藏大规模的直接投资主要有三次,即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地区综合开发（简称“一江两河”工程）,21世纪初的“117个项目”,“十一五”计划期间的“180个项目”；对西藏的人力支持主要包括援藏干部的输入、医疗教育、技术人员的输入,另外,西藏自治区根据农牧区基础设施落后,农牧民生活水平较低的现状,也大力提高农牧区公共怎么写作的供给水平,改善农牧民居住环境,广泛推行以安居工程、小城镇建设、兴边富民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牧民生产生活的主要障碍.

四、西藏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进程：以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例

由于西藏底子薄、基础差,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从根本上说,其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是在政府尤其是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改革开放以来,对西藏的支持主要是通过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而实现的.

西藏长期的贫困震动了政府,于1980年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初步形成了国家直接扶持西藏发展的长效机制,会议主题即为制定符合西藏区情的优惠政策,让民众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规定,从1980年起免征农牧业税,取消统购、派购任务和一切形式的摊派,免征工商业税两年.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对西藏的年均定额补助增加到4.96亿元,各种专项拨款0.9亿元,基本建设投资2.6亿元,[3]另外,调拨2万多名汉族干部入藏,支援西藏发展.

为了进一步认识西藏的特殊性,加快西藏的发展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1984年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后,国家在西藏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对农牧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免征一切税收；取消粮食、肉类的计划收购,放开农牧市场,县区中小学生实行“三包”,鼓励发展多种经营,同时,西藏实行比其他地区更为优惠的对外开放政策,外贸出口享受全部外汇留成,允许西藏在内地转销一般性进口商品等；在优惠政策之外,还对西藏进行直接的财政补贴,1989年起实行定额补贴办法,定额补助基数为8.98亿元.考虑到西藏特殊的财政困难,又决定从财政体制外增加对西藏的补助,1989年、1990年、1991年分别增加补贴0.4、0.6、0.8亿元,1992年对西藏的定额补贴基数为10.7亿元.另外,确立了43项援藏工程,极大的改善了西藏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

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西藏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会议,会议决定对西藏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财政政策,据统计,1994年至2000年,财政共扶持包括增发国债补助和基建专项补助在内的西藏财力289亿元,其中定额补助为174.92亿元,有力地支持了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4]税收方面,实行“税制一致,适当变通,从轻从简”的税收政策,税改后,全国开征了17种税种,而西藏只有12种,西藏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比全国低10个百分点,同时实行一系列的金融、外贸、农业、、企业经营等优惠政策,著名的62项援藏工程也开始实施,更重要的是,“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固定援藏机制开始形成.

(四)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2001年的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西藏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延续第三次座谈会的有关精神,在财政方面,继续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政策,在税收方面,除关税和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外,其余都留给西藏；金融方面,主要是贷款政策和利率的优惠,自2001年以来,西藏各金融机构累计已向社会让利达24.97亿元,大大减轻了借款人的负担,截至2008年底,全区农牧业贷款余额42.06亿元,农牧业贷款实际新增4.74亿元,农牧户小额信用贷款余额达29.32亿元,比年初增加4.09亿元,增长16.19%.[5]另外,对西藏的直接投资力度远超过以前,确定项目117个,总投资额达311.76亿元.

(五)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改善民生、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特色产业和保护生态,加大投资力度,继续扩大专项投资规模,投资要向农牧区倾斜,重点改善农牧民生活.

在支持发展的格局下,西藏自治区也大力改善民生,提高困难群众的生活水平,从2006年起,西藏开始实行以保障广大农牧民住房为主的安居工程建设,并以此作为西藏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至2009年底,西藏已解决了23万户、120万农牧民的住房问题,占全区居住条件较差农牧民的80%,与此同时,西藏还加快改善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2009年底,西藏已累计解决了122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共有668个乡镇、4,222个行政村通了公路,提前一年实现了80%行政村通公路的目标；新增和改善用电人口11万人,共有150多万农牧民用上了电；行政村通率达到85%；乡镇通邮率达到80%.[6]在实施安居工程的同时,西藏自治区政府还大力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镇居民低保标准由2009年的310元提高到330元；农村居民低保标准由2009年的1,100元提高到1,300元.其中,特殊性保障对象由720元提高到920元,重点保障对象由500元提高到658元,一般保障对象由368元提高到487元.[7]

五、结语

福利国家建立的一个基本理念即“去商品化”,通过国家的干预减弱市场对公民地位和得到怎么写作的影响,[8]和内地相比,西藏是个弱势地区,西藏农牧民又是一个弱势群体,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市场作用力的排斥,从而难以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改善,进而制约西藏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基于西藏的特殊性,对西藏发展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给予其政策、资金、工程项目以及人力资源等多维度关注,西藏自治区也将农牧民的生活改善作为重点,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民生、促发展.和地方政府干预行为的实质就是要将西藏及其弱势群体从被经济社会排斥的困境中吸纳进来,使其分享到经济社会剩余,从而使西藏经济社会朝着帕累托效率的方向改进,安德鲁.费舍尔（2002）指出,西藏的贫困是由国家蓄意设计的,其目的是实现汉人对藏人的统治,在国家主导下的发展中,广大藏族民众面临着社会经济的边缘化,发展本身即存在着排斥的潜在趋势.[9]而发生在西藏的故事显然在本质上是与其论断相悖的,费舍尔或许看到了西藏经济社会的某些表象,而背后的深层内涵却无法领会,也没有看到政府为了西藏经济社会和谐而做出的重大贡献.当然,虽然政府的干预在西藏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的地位无可替代,但除此之外,西藏经济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援藏工程的效益的低下,广大农牧民受教育程度的不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客观存在,都制约了西藏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为此,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力度支持西藏发展；另一方面,西藏要提高自身的自我发展能力,变“输血型”经济为“造血型”经济,而这些不和谐现象也会随着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趋于解决.

[参考文献]

[1]杨春学.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基础[J].经济研究,2009（1）：30.

[2]郭熙保.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355.

[3]多杰才旦,江村罗布.西藏经济简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121.

[4]孙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党的西藏政策[EB/OL]..

[5]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发展报告[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

[6]新华社.西藏提前完成“十一五”农牧民安居工程建设目标[EB/OL]..省略/jrzg/2010-01/12/content_1508612.,2010-01-25.

[7]田丽.西藏出台多项政策改善困难群众生活[N].西藏日报,2010-01-25（2）.

[8]GostaEsping-Andersen,1990,TheThreeWorldsofWelfareCapitali[M].London：PolityPress.

[9]A.M.Fischer2002,StateGrowthandSocialExclusioninTibet[M].Copenhagen,NIASpress.

AnalysisonPoliticalEconomyforHarmoniousDevelopmentofEconomy

andSocietyinEthnicAreas:ACaseStudyofTibet

LiGuozheng,YangFeng

（SchoolofEconomics,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064,China）

Abstract：Asthebackwardofeconomicandsociety,bothTibetanditostoffarmersandnomadsareexcludedbymarketmechani.Andtheycan'tsharetheresultsofgrowth,beingattheedgeofthedevelopmentofeconomicandsociety,whichisn'tconductivetotheharmoniousdevelopmentofeconomicandsocietyinTibet.ThegovernmenthastakenvarioueasurestooffsetthespontaneityofMarketmechani,aimingatbringingTibetanditsdisadvantagedgroupsintothenormaltrackofdevelopment.FiveTibetWorkForumsheshownthisprocessandthesupportinTibet'sdevelopmentfromstatetopromoteTibet'sharmoniousdevelopmentofEconomicandSociety.Moreover,thissupportwillcontinue.

Keywords：Tibet；harmoniousdevelopmentofeconomyandsociety；marketexclusion；governmentintervention；TibetWorkForum

（责任编辑：张改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