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政治

1965年底,赵树理“最后一部完整的大型著作”《十里店》四易其稿,终于杀青.这个剧本一改再改,赵树理亦在不断揣摩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幻,在1966年的自我批评中,赵树理对于《十里店》有如下评论：“《十里店》的领导力量本来是可以写出来的,但是因为在形式上不愿意落套,就写不出等”耐人寻味的是,不愿落“形式上”的“俗套”却不仅仅是个“形式”问题.正如黄修己所说,赵树理熟悉的移风易俗情节与不断加强的阶级斗争内容捏合在一起,使得作品并不成功.《十里店》的失败,某种意义上宣告了赵树理改造自身文学叙事的失败,而这一挫折所带出的问题远远超越文学.从1940年代赵树理被树立为“延安文学”方向,到1958年之后逐步陷入“批斗”漩涡,并最终遭遇“叙事危机”,这不啻暗示出“再现”农村的文化霸权之转换,此一转换背后更暗含着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发展的危机.赵树理的书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打开了形式与政治的内在联系.本文尝试从赵树理文学的“形式”讲起,试图勾勒出“形式”所带出的农村文化的建构问题,并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进一步追问此文化背后更为具体的农村社会主义想象.

早在延安时期,来访者杰克贝尔登就谈过对于赵树理创作的印象：对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然而,正像竹内好所指出的,赵树理文学的“新颖之处”恰恰就在于超越了立足于“深度”的“现代文学”.落实到具体历史现实来看,赵树理所要做的正是“接住”农村读者的“感觉结构”.赵树理极其看重戏曲评话的功用,甚至他的其他体裁的创作也带有戏曲评话的痕迹.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赵树理的个人趣味,也不能说赵树理是个没有接受过“五四”文化影响的“农村作家”(事实上赵树理也有过狂热写新诗、做新小说的时期),相反,赵树理的“形式”表明了他的政治选择.无论是要求作品短小精悍,要求小说能“说”,还是不专门描写风景或心理等,都是出于对“工农兵”的考虑,说得更准确些,是出于对“农”的考虑.当然,农民的感觉结构之中会残留许多旧文化的痕迹,但是赵树理所考虑的是用一种渐进的、慢慢渗透进去的方法“挪用”旧的形式以至农民已有的感觉结构,用农民所熟悉、喜欢的方式讲出一个关于新社会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在1940年代到1950年代初,中国的农村合作化策略基本上也是此种渐进的方式.

赵树理追求一种既能够让农民“听起来过瘾”,又能让他们从中接受政治教育的文学.教育的目的是让农民逐渐具有某种新的“感觉”,这种感觉一定是配合生产与劳动而获得的,在土改的时候是“翻身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则是对社会主义的信任感.赵树理的创造性正在于这里：承接已有农民的感觉结构,除了照顾审美接受之外,还需要处理农民长期积淀下来的社会心理(比如单户发家).进一步说,如何通过将这些社会心理放置在历史现实(新的农村生产关系)与政治动员(比如平等观念、集体合作观念)面前,使其发生改变,正是文学叙事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三里湾》里马多寿与马有余“算”入不入合作社的“经济账”.从理论上说,马多寿单干比入社收入更多,然而在现实上,又比入社要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本找不到雇佣劳动力来耕种多余的地.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是农村生产关系改变了的后果.新的历史条件造成了切身利益的变化,对于农民来说,恐怕是比空洞的社会主义教育来得有用得多的“教育”.事实上这与《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的相关论断并无太大出入.

然而,从1950年代初遭受胡乔木批评开始,赵树理的“文学”可谓已经失去了“方向”的意义.1955年中国迎来“农村的社会主义”,1956年全国农村的大部分都建立了合作社.这恰好是在《三里湾》出版一年之后,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赵树理的思想开始“和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另一方面,他的文学叙事也开始遭遇“危机”.白描式的人物,“小天小地”的农村日常生活场景,过短的篇幅,已经不能够承载更为激进的政治动员,更重要的是,试图“接住”农民的感觉结构来“说”的方式,已经无法达到新的文化领导权要求塑造“新人”的要求.由此看来,1958年已降赵树理创作屡屡受到责难便毫不奇怪了.

1958年对于赵树理来说或许是个分水岭.自创作《三里湾》后,1956、1957两年赵树理回到晋东南参加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设,虽然1956年他写信给长治地委谈了自己对于当下农村问题的看法,但是由于1957年见证高平、赵庄大面积丰产,冬天又参观了丹河、陈渠的水利设施,从“现场看到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便于次年创作了小长篇《灵泉洞》上部和短篇《锻炼锻炼》.但是等到赵树理再次“接触”实际(担任阳城县书记处书记),看到想象与现实的落差时,才真正遭遇了叙事困境.赵树理在给某位负责同志的信中写道：“为《红旗》写文章,当然是光荣的任务.可惜自去年冬季(指1958年)以来,发现公社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些抓不着要处,而且这些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或县来加以改变.等我到公社去说,公社说上级要那些东西,公社无权变更.我在这种情况下游来游去,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家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来把我在农业方面(现阶段)一些体会写成了意见书式的文章寄给你.”

赵树理一向将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一向强调写作者必须要与劳动人民“共事”,只要接近农民的感觉、感动与困惑,总能够发现“问题”,自然会产生出创作对象.“问题小说”必然包含对于“问题”叙事上的解决,这一解决同时亦是施以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是,叙事解决总是已经暗示出现实的解决,“写不成小说”这一叙事的失败表明了“问题”已经无法用叙事来缝合,至少在赵树理的“形式”中无法缝合.他曾明确表露没有胆量在“创作中多加一点理想”,“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旦“问题”大到无法解决,文学就无法“圆场”,必然要求在现实上提供解决措施,改变现实.这些“问题”赵树理也看得很明白：国家、集体(公社)与个体(户)之间矛盾,国家征购指标过高、定得太死,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背后更有城乡差距、工业积累过高等难题.在此后一系列现实意见甚至是文艺评论中,赵树理反复提及整治集体(公社、管理区)的重要性,因为农民直接与各个层级的集体发生利害关系,另一方面,他又筹划设立“性的法律”,提倡“分家”,改造农村的“户”.不难看出,赵树理希望通过某种渐进的、“接住”农民当下感觉的方式(包括由来已久的性法则)来治理农村,进行政治改造,希望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回应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给农民所带来的无措感.

赵树理始终认为自己的创作忠实于的“讲话”精神,立意于农民感觉结构的文学实践背后饱含着某种可感、可欲的社会主义想象.然而,真实历史的展开并没有为之提供太多的空间与条件,赵树理在国家利益与农民利益产生矛盾之时遭遇到了最大的悖论.“理想”与“眼睛”之间往往是分裂的,而赵树理的意义或许正在于努力地寻找一种统一的方式,正因为如此,赵树理独特的文学“形式”成为某种政治决断,虽然这种形式自身遭遇到了危机,并最终在新的文化领导权面前崩溃.我们却不能不说,这种溃败本身拥有着巨大的历史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