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政治形式

点赞:4242 浏览:16840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10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都知道“”中,一度流行过“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放学、下班时,对照《语录》,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符合思想.除了“早请示,晚汇报”以外,每餐开饭前,也必须背诵语录.食堂卖饭的窗口前就挂出了这样的提示.可许多人似乎不大好意思,于是就等,看哪位带头.这时,常常是那些排在后面的人问一句:“我先背了,就可以先写饭吧”得到大家夹杂着笑声的同意后,此人会挤到卖饭的窗口前,草草挥舞两下“红宝书”,背诵一段最简短的“最高指示”――“为人民怎么写作”或者“多思”或者“自力更生”,然后迅速将饭碗递进窗口,报出自己要写的菜名等那时,我就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在办公室里大家都那么严肃、那么激动地学习语录,到了食堂里却变得有点嘻嘻哈哈了看来,即使是在“造神”运动最狂热的时候,人们也是知道不宜在一切场合都那么过于正经的.

说到“晚汇报”,也很有意思的.不少家长对孩子不听话的言行不满了,常常会利用“晚汇报”的时间教育小孩:“去!到像前去请罪!看看你今天做的事情符不符合思想!”我就记得我的小学老师在同事中间讲的一件趣事:她的邻居小孩中午不午睡,母亲不高兴了.到了晚上乘凉的时候,就命令孩子在像前请罪,而那孩子居然就在像前流下了真诚的悔恨泪水.邻居们看了,都觉得很好笑.老师讲此事时笑得几度捧腹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那段时间里,有些商店也在柜台前摆出了“敬告工农兵、革命群众”的牌子,上面写道:“请大家与怎么写作员一起振臂高呼下列口号等”我记得有一次与父亲一起写水果,父亲对那提示牌好像视而不见,那位售货员就在父亲付钱以后拉起父亲的手,举过头,敷衍了事地喊了声:“万岁!”声音不高,表情也不自然.我想笑,到底还是忍住了.没过多久,再去那家副食品商店,那提示牌也不知道为什么取消了.

那时的中、小学,每天的第一节课是“天天读”,也就是背诵著作的课.大家在老师的督促下,像和尚念经一般背诵着“老三篇”(《为人民怎么写作》、《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后来又增加成“老五篇”(“老三篇”之外再加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背得滚瓜烂熟了,接着是“讲用”,老师发动班干部讲如何“活学活用思想”,怎样“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讲完了,老师会结合班上出现的“活思想”(即新问题),进行批评教育.后来这样的活动也显得嗦了,就读报.而那个年代的报纸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看头的,所以,终于流于形式.一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在批林运动中破除形式主义,“天天读”才得以寿终正寝.那时,我们真有如释重负之感.

但许多单位的“政治学习”仍然以每周一次的形式延续了很久.许多单位在“政治学习”时,都是停止办公的.当然,人们对“政治学习”也常常是不那么感兴趣的.大家常常在“政治学习”时打瞌睡、看自己的书、想自己的心事.我记得在1981年刚参加工作时,每周四的晚上是“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那时,人们的政治热情早已被满腹的牢骚所取代.“政治学习”常常就是读报.到了这些年,这样的“政治学习”好像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从“”中的“天天读”到80年代的“政治学习”,中国人浪费了多少光阴!

那时,谁背的“语录”多、背得熟,就表明谁对的“感情深”.反之,就肯定有问题.在批斗“走资派”时,一个经常的节目就是勒令“走资派”背诵语录,如果“走资派”因为紧张背不出来,就会得到一顿怒斥:“你看看你!你对伟大领袖是什么感情!!连语录也不会背!!”

为了宣传思想,那时的所有通知、所有“海报”,开头都必须写“最高指示”,所有信纸和信封的抬头,也都醒目地印有红色字体的“最高指示”.在写信时有一段时间只要写到“”三个字,就必须另起一行,以示对的崇敬之情.那时的“大辩论”,双方唇舌剑,都会游刃有余地引用语录.我下乡时,已到“”末尾,一个开口闭口都是“本着主席教导等”的生产队长说的一句话使我难忘:“以前,是看了《增广》会说话,现在,是学了‘语录’会说话!”

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热潮中,虔诚的人们在讨论:如何破除旧的称谓.记得我的小学老师们就在一起讨论过这样的话题:“‘老师’这个称呼是不是旧习惯它与‘师道尊严’是联系在一起的嘛!那么,叫什么好呢”“就叫‘教员’吧,因为延安时期好像是叫‘教员’的.”“那就叫‘教员’那你就叫‘朱教员’好了等”话音未落,显然很不习惯地大笑成一片.

那些政治形式参考属性评定
有关论文范文主题研究: 关于政治学习的论文范文 大学生适用: 在职研究生论文、高校大学论文
相关参考文献下载数量: 53 写作解决问题: 如何写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文献综述、论文题目 职称论文适用: 论文发表、高级职称
所属大学生专业类别: 如何写 论文题目推荐度: 经典题目

那时的群众组织也有新的称谓.主要负责人一律叫“勤务员”.第一负责人就叫“一号勤务员”,二号人物就叫“二号勤务员”等依此类推.但虽然有这样的约定,可在实际上,人们还是叫“一号勤务员”为“司令”的.在背地里,人们也将负责人称为“头头”的.这称呼刚开始似乎是有贬义的(如那个年代里常见的说法:某组织的“坏头头”).但“”后期,已成为十分平常的称谓了,甚至可以当面称自己的顶头上司“某头”的.这称呼一直延续到了90年代.


本文来源 {$getarticleurl}

人们好像不知道,称呼变了,并不等于实质变了.好多人都在“”中改了名:许多人改名为“卫东”、“卫红”、“卫革”、“兴无”,因为给那位叫“宋彬彬”的女“红卫兵”改名为“要武”,于是,不少女生也改成了“要武”.武汉有位赫赫有名的“红卫兵”领袖杨道远(原武汉测绘学院应届毕业生,武汉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钢二司”头头),原名杨树贵,在“”洪流中因为勉励革命青年“任重道远”的教导而改名“道远”.然而,他当然不会想到:自己会在“”中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该运动是“”中一场声势浩大、打击“红卫兵”中的极端力量,株连甚广的“大清洗”)中作为“五一六分子”身陷囹圄.一直到“”结束多年后才得以出狱,出狱后以零售、啤酒为生.

那时“改名”还有一个潮流:人们纷纷将带有“封建文化”色彩的“辈分”标识去掉.人名改了,街道名当然也得改:由原来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街名改成具有革命色彩的街名.例如我家所在地黎黄陂路,原是为了纪念民国时期著名将领黎元洪的(因为他是黄陂人,故有“黎黄陂”之称),“”中改为了“延安路”,“”后又恢复了旧名.距黎黄陂路一箭之遥的兰陵路,在“”中改为了“韶山路”,据说是因为兰陵是一位外国殖民者的名字.“”后还是恢复了旧名.人名改了,街道名也改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的欢乐气氛好像就无处不在了.那时的人们啊,头脑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