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介入下的“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浪漫图景”

点赞:8500 浏览:25648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11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内容摘 要:“政治文化”作为介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元素,有效地植入整个“十七年”文学,是“政治”与“十七年”关系在实践方面的具体呈现.而“革命历史叙事”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主要构成要素,与“政治文化”催生的“浪漫性”,则更值得研究.“革命”的“胜利”指向,“历史”讲述的权威性,都使叙述“革命历史”呈现出“浪漫”――理想化特质.本文主要以“政治文化”为切入点,试图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所流露出的“整体”的“浪漫性”作一番“全景式”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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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翻云覆雨的“变革”,往往伴随着意识形态某种程度上的“更迭”,甚至是“颠覆”与“重构”.文学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敏感”神经与时代“脉搏”,倍受每一时代“政权者”与“建权者”的重视.“十七年”作为一个独特的意识形态建构时期,其呈现出的“政治”与“文学”的胶着状态尤为凸显.

“从17年文艺的具体实践来看,其所指涉的范围要远比一般所言的“政治”概念所包含的东西深广,实际上它所指涉的恰好应该是政治文化的内容.”[1]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率先创建了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2]可以说丰富而复杂的“政治文化”的介入对“十七年”文学特质的型构有不可置换的作用,而“革命历史叙事”作为“十七年”文学不可逾越的既定事实,其所呈现出“整体”的“浪漫性”精神质素,更值得我们用“政治文化”的视角来观照.

从直观上来看,“政治文化”直接作用于“十七年”文学的是政治制度,即领导者所采用来管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机制.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总结解放区文艺工作经验时指出,‘除了思想领导之外,还必须加强对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3]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会议宣言中说:“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4]顺应这一历史性潮流,郭沫若很快成立“专管文化艺术部门”的组织机构,称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所取得的成功之一.“第一次文代会成立的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节联合会(1953年改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它是国家和执政党对作家、艺术家进行控制和组织领导的机构.全国文联下属的各协会,也都相继成立.”[5]

经过几年时间的发展,全国几乎稍有“名望”的作家都加入了作协组织,组织功能得到了最大化.他们在宣传部这思想的“望口”的指导下,有序地开展着活动.在各个组织中党都没有放弃自己的领导地位,这种相当活跃的“积极性”,使文艺团体与党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而且不断得到了强化.文学上的思想领导转化为现实中高度统一的行政化领导,对文艺思想的任何疑义都可能被转化为对领导者的不满,而这种僭越性的行为是相当危险的.

然而“组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外在化”显现,毕竟只是手段,在短时间内可以达到“理想化”的状态,但是如何做到“组织化”的内在“和谐”,实现政治思想的统一,尤为关键,亦被认为是一场“持久战”.“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这一思想渗透着一生的心血.而“意识形态就是与某个统治阶级的经济地位相关联的以各个相关阶级乃至各个相关阶层的思想冲突为前提的旨在整合全社会观念从而达到最大思想统一性的排它性的统治性思想.”[6]主要表现在“权力主体”寻求文学意识形态的“统制”,建构符合“十七年”时代特征的文艺思想的努力.

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奠定了中国在“政治权利”范围内的政治思想准则,而这一准则真正成为全国文艺界的共识,则是在“建国”之后,通过大规模的文艺批评来完成文艺规范,建国初学术思想界发动对《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红楼梦研究》及胡适思想批判和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等一系列批判运动.正如洪子诚所说的,“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学规范体制,其主要功能是对作家的写作,以及作品的流通等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评断.这种评断,又逐渐转化为读者的自我评断、控制,而最终产生了敏感的、善于自我检查、自我审视,以切合文学规范的‘主体’.这种主体的产生,是当代文学权力结构的基础.”[7]“文学批评”是40年代整风运动的再现,在事实上确立了“政治思想”的规范功能,使作品呈现出与“宏观”环境相一致的理想乐观氛围,成为革命历史叙事的“浪漫性”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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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作为政治制度及政治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受体,“创作主体”的政治观念,政治理想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与新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现实的内在统一性.即便在政治文化的“断裂”处也表现出政治理性的清醒监控.同样在文本层面,纵观“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题材的作品,文本洋溢着摆脱历史苦难的喜悦,渗透着革命年代的“统一”,以及内在政治品性的由衷与纯洁,凸显了“创作主体”的接受视界,即自身“内在化”的政治理想、信仰以及感情.

以往的许多研究中,往往对“创作主体”在“十七年”文学中,表现出来的“个体主观性”的存在状态,持批判态度,认为“个体主观性”在本质上,沦为权力主体的代言者,带着“个体”的面具书写政治话语.那么“政治文化”恰巧为拓展“十七年”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总之,“十七年”文本中的历史革命叙事,是个体的主观性在“接受视域”的表现,其“浪漫性”也非个人的精神特质,而是“十七年”社会形态特征的一种“整体性”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