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为***华工维权

19世纪中叶列强染指中国后,曾诱骗和拐掠大批华人出洋充当苦力,秘鲁掳获华工的情况便很有代表性.

1849年,秘鲁人来到广东、福建,用种种诱人的条件招聘劳工去秘鲁干活.为表示真诚,他们还带来契约要劳工签字,只不过契约全是西班牙文,一些中国人被哄骗在契约上按了手印,而另一些人不愿远离故土,秘鲁人就采取了绑架手段.

每批劳工都先被秘鲁人弄到葡萄牙人的地盘――澳门的一个叫巴拉坑的地方,不许外出,反抗者要被鞭打,试图逃跑的要被处死.这些劳工被蔑称为“猪仔”.等凑够了人数,秘鲁人就用烧红的烙铁在“猪仔”的耳后打上“C”形烙印（China）,把他们驱赶到一艘船的底舱,在一声汽笛中开始了长达4个月的漫漫航程.舱内没有阳光,通风不良,人满为患,缺乏饮水,饭菜不够且变质,于是瘟疫流行,每批航行死亡率少则33%,多则40%,有许多中国人因为身体不适或试图反抗便被扔进大海.当然还是有一多半中国劳工到达地球的另一边.据清代外交官傅云龙所著《游历秘鲁图经》记载,1849年到1874年共有约10万中国劳工被卖到秘鲁,他们被带到各大鸟粪场、种植园、铁路、矿山,从此开始了他们悲惨的苦力生涯.在这里,他们被剥夺了中国名字,代之以编号和西班牙名字.

他们的劳动是什么样的呢?先说鸟粪场,一位名叫费达的西方人士曾这样评说：“希伯来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甚至苏格兰人,为了使恶神息怒并满足其报仇之心时所曾设想的地狱,也比不上秘鲁鸟粪矿藏的开采和装船时的热毒和恶臭,以及被迫来这里劳动的人们所受的苦刑.”英国人记载,“除了累死人的劳动（每个苦力每天要挖5吨鸟粪）外,他们既没有足够的食物,也没有最起码的合乎卫生的饮用水.”美国驻秘鲁公使多马斯说：“很多中国苦力衰弱得几乎站不起来了,但他们还要被迫跪着劳动,当手掌被磨得异常疼痛时,他们只好把手推车绑在自己的肩上.在这种情况下,生命对于他们来说已毫无意义,而死是他们所欢迎的.苦力们的这种做法使秘鲁人加强了岗哨,以防他们.”此外包工头还养了几十头大狗,如果有逃跑的就放狗追,狗闻着味就追上了,没有能幸免的.被抓回来的轻者,重者被泡在沸水里活活烫死,也有的被烈火烧死.晚清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在其文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惨例：有个鸟粪场的秘鲁包工头杀了1000多华人,把颅骨堆成小山,然后在上面种花草.

再说种植园,劳工们每天早晨四点半天还没亮就被监工持押着,一个连一个锁在一起下地做工,天黑收工后就被锁进棚子,不许出入,大小便在棚子内进行.夜晚睡觉则将他们的手脚和床铺锁在一起,连翻身都翻不了.如此繁重的劳动,而他们每天的食物只有1个面包和2个香蕉.

劳工们在两万里的海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间断的反抗最终也都被镇压.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华工终于干满了契约规定的8年,获得了自由人的身份,他们将自己的苦难写成呈文,递交美国驻秘鲁公使霍维将军,由他转呈给美国驻华大使,最后给清政府.呈文字字血,句句泪,可清政府却认为大清国的子民跑到国外,那是数典忘祖,实乃叛贼逆子,不予保护.

1872年5月,秘鲁船只“玛耶西”号运载200多华工在驶向秘鲁途中,由于船只损坏,被迫驶入日本横滨港.当时,一名不堪的华工跳船,被英国水手搭救.英方在了解“玛耶西”号华工的情形后,照会日本外务大臣.日方与英、美等国领事以及清政府共同对此进行了调查.于是,秘鲁人中国劳工的罪行被,并遭全世界谴责.1873年葡萄牙政府将在澳门贩卖人口的秘鲁团伙一锅端.

此时清政府依然无动于衷,但是一个人发话了,他就是李鸿章.1873年,秘鲁代表葛尔西耶前往中国商谈建交通商等事宜,在谈判中,李鸿章态度强硬地提出：“闻秘鲁有凌虐华工之事,令将华人全行送回中国,并声明不准招工,方能商议立约.”但葛尔西耶矢口否认华工一事,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来在西方列强的调停下,秘鲁方面终于同意签订《会议查办华工专条》.在其后通过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中,保护华工作为重要的条款写入了条约.

此后,李鸿章又派容闳、陈兰彬前往秘鲁调查条约落实情况,发现秘鲁并未信守条约.容闳报告说：“秘鲁华工之工场,直一牲畜场.场中种种野蛮之举动,残暴无复人理.”李鸿章大怒.1875年,秘鲁代表爱勒谟尔前来中国换约.李鸿章以秘鲁政府未切实履行条约为由,拒绝换约.最终秘鲁方面被迫表示,“将以前苛待华工弊端尽行革除”,换约才得以进行.

李鸿章觉得这还不够,又奏请清政府派大臣去秘鲁建立大使馆.清政府却嫌路远.李鸿章坚持,如不派遣使臣,华工与我相隔七八万里,我国如何保护?如果派遣大使驻秘鲁,海外华人知道朝廷还惦记他们,就会激起忠义之心.

在李鸿章据理力争下,清廷终于同意派人去秘鲁作为大使常驻.此后,有极少部分华工回国,绝大多数都留在了秘鲁.其中大多数来到秘鲁首都利马,最终建立了唐人街,成为秘鲁普通公民,也有极少数发了财,打入秘鲁上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