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原创根据记者调查,越来越多高考状元,已经开始选择就读大学经济、金融、管理等专业,而不是理工科.根据最新一期《学术界》的杂志文章《中国党政官员学历变化和代际更迭研究》,中国官员的代际更迭规律,清晰可见：由早年革命运动型官员,至改革开放后的技术专家型官员,再到而今的公共管理型官员.
数据显示,2011年10月至2011年11月底14省区的党委常委,换届前,181人中有135人最高学历是文科,换届后,则升至150人.在这些文科省委常委中,拥有经济学专业的常委最多,包括各类与经济相关的专业,其次是管理学.“常委中,拥有经济学、管理学专业的人数,超过所有专业人数的一半.”
实际上,官员学历走向,从十七届新入选的政治局委员也能窥其一斑.、刘延东和潮,都为法学博士,李克强是经济学博士.
“工程师治国”
革命运动型官员,无疑以、等老一代革命家为代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调现代化,但主要停留在技术层面.文章指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选拔出来的干部,主要还是理工科出身.可以说,“这批官员,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多从大型国有企业的骨干力量中提拔,他们的治国模式,也从革命模式,转化为计划经济模式.”
转变缓慢发生.政治局里,革命家委员人数逐步减少,技术专家型委员渐多,就是例证.十三届时,委员共17人,候补1人,其中,有6人为大学学历,大学学历文科的只有1人,革命家和工程师,占据绝大多数.
而十四届时,政治局委员中,有12人就读工科专业,占委员总数的60%,其中,不少具有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职称.
名副其实的“技术专家治国”,其实是十六届政治局.这一届,委员共计24人,候补1人.1人留学德国、有1人留学朝鲜、1人留学前苏联；有19人就读的,是重点理工科院校的工科专业,占本届委员的79%,其中,17人是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
论文提及,技术专家型官员,以、李鹏等工程师出身为代表.媒体此时也往往用“工程师治国”,来描述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均发生巨大变化,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加多元,不再局限于技术层面,还包括社会制度层面——强调,强调法治.因此,对人才选拔的标准,也开始发生变化.以十七届政治局为例,委员共计25人,文科为10人,文科占所有本科以上学历的43.4%,这明显地改变了工程师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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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在这一转型期”
在省部级领域,这一情况也有显现.据2004年新华网上公布的省委书记名录统计,理工科和文科出身的比重,分别为40%和60%.
党校刘启云教授认为,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以工程专家治国,到一定程度后,会转变为文科出身的社会管理型学者治国.“中国正处在这一转型时期.”
另一为外界关注的现象是,在当时,新任的多数省部级官员,都是50岁上下,媒体用省部级干部年轻化做评.省部级干部的“50”后现象,或许也与这部分官员学历多为在职有关.论文提到,这部分省部级官员,他们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动乱年代度过,读书上学的时光被荒废.
高考制度恢复后,只要有一张大学文凭,很有可能被党和国家重用.一部分已经走上领导岗位的官员,不会选择攻读全日制研究生这种得不偿失的做法,所以,绝大多数干部,是在职攻读学位.不少省级常委,都是在这一阶段快速获取了博士学位.
“这样其实是一举两得,既能够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获取更高的文凭,同时也能兼顾工作,他们这种积极上进的表现,更容易在激烈的干部选拔任用中胜出,走上更高的领导职位.”论文提及.
在职学位,以及时代的转型,造就了而今的高层官员多为公共治理型官员的现象.2009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成员李成在预测中国新的政治精英时说：“在今后10年,拥有法学或政治学的学历,是成为有抱负的政治领导的重要资格.”
预测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从全国范围来看,有越来越多拥有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专业研究生学位的官员,得到提拔重用.
（摘自《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