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解决党的两大历史课题与的政治智慧

[摘 要]推动党的两大历史课题的正确解决,是实现党的伟大历史转折,成功开创中国道路的关键.

[关 键 词]；两大历史课题；政治智慧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4）08-0005-03

这里讲的党的两大历史课题,一是指正确评价和思想的历史地位；二是指根据新的实际和历史经验确立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两大历史课题的正确解决,是实现党的伟大历史转折,成功开创中国道路的关键.

在纪念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35年前,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在同志领导下,我们党解决了正确评价同志和思想的历史地位、根据新的实际和历史经验确立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这一讲话精神十分明确地强调了三个重要观点：一是我们党正确评价和思想的历史地位与根据新的实际和历史经验确立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成果）,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不能割裂开来；二是正是因为这两大历史课题的正确解决,才有可能提出和形成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性决策,最终“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三是突出肯定了的历史功勋,强调“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是“在同志领导下”,我们党解决了这样两大历史课题,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第一个历史课题：根据新的实际和历史经验,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拨乱反正,推动政治路线的战略转变,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成为中国道路的历史新起点

“”结束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抉择.面对严峻的局面,从哪里开始做事呢?“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和高超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2]这就是他做事的思想轨迹和政治智慧.从对全局有影响作用的决定性环节入手,以推动全局的发展,这是战略思维的重要特征和思想方法.他曾强调：“任何一级的首长,应该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3]我们知道,的领导风格是“举重若轻”,其秘诀就在于每临重大问题、复杂问题时,他始终能够把握问题的关键,在千头万绪中紧紧抓住决定性环节,从而力挽狂澜,扭转危局或开拓新路.

明白,“两个凡是”是阻碍彻底否定“”、纠正晚年错误、实现拨乱反正的最大政治障碍.他的政治策略与思想智慧体现在他深刻地洞察,并迅速抓住“两个凡是”错误的实质是违背了实践第一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精髓,进而果断地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以结束“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斗争为中心”的错误路线,及时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整个过程大体经历了如下的逻辑步骤：首先是强调要高举思想伟大旗帜.1977年4月10日,在给写的信中就提出应该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指导党的工作.后来的多次讲话突出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就是实事求是,真正高举思想旗帜,就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观点,并明确指出：“我们高举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4]“两个凡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就不是真正的高举思想旗帜,而是损害思想.从一开始就一方面使自己在政治上高举旗帜、站稳脚跟,获得主动.同时又将“两个凡是”釜底抽薪,置于损害思想的地位上.这样就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正如后来在朝鲜与金日成同志谈话时回忆这段往事时所说的：“我出来以后（指1977年恢复工作――作者注）,提出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5].1977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由此开始了全国性的公开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并在的领导和支持下,克服了各种阻力,不断地引向深入.对于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有明确定论的基本理论问题为什么还有不同意见,甚至阻力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原因,因为这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是人们长期在“左”的思想束缚和影响下的思想僵化.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推动政治战略转变的第三个逻辑步骤,即他在1978年底的工作会议上那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正是站在这样的政治和理论的高度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作了总结.他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同时,他在讲话中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辩证地统一起来,而且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是解放思想.因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打破思想僵化,勇于思考、勇于创新、勇于探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策,继而形成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奠定了基础,充分体现了从思想路线入手,开创政治发展道路新局面的政治智慧.第二个历史课题：牢牢把握科学评价和思想的历史地位的核心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保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

在领导我们党解决正确评价和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重大历史课题上,始终是站在国际国内的全局和着眼于重大政治问题的高度来把握和处理的,这既是政治立场,也是政治智慧.他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反复强调：“对同志的评价,对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6].

他的基本思路：首先是抓住问题的根本和核心.他反复强调正确评价和思想的历史地位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目的,其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思想”.并且,“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思想的旗帜”[7].因为,“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8].否定了党的历史,也就否定了党自身的合法性,否定了我们党所选择的历史道路的合法性.所以,当在决议稿的讨论中有人认为“”中召开的“九大”等是非法的观点时,他敏锐而坚定地回答,这样的意见“不能接受”,并进一步作了论证,强调了党的历史合法性问题.总之,非常清楚,坚持正确评价和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事关党的思想旗帜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就是坚持党的合法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保证坚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其次,他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评价历史人物,评价.一是强调对的错误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品质和个人的责任.指出“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9],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决定因素”[10].对此,在纪念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辩证地强调：“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11].二是强调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虽然晚年犯了错误,但“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12].三是强调对领袖人物的评价,一定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态度,甚至是人民群众的感情认同.他特别强调：“对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13].

在正确评价和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上的丰富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智慧还表现在：一是用做“历史决议”的办法统一思想.“”结束后,一个时期内人们的思想比较乱,尤其是“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思想错了”[14].他强调“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为此,学习借鉴延安时期党对若干历史问题做决议的做法,在政治局领导下亲自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以统一全党思想,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起草过程中他多次发表重要谈话,仅《文选》第二卷,就收入了他九次谈话的节录.二是提出坚持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原则.他在审读稿子过程中讲得最多的就是强调实事求是.指出,为什么重点放在思想是什么、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15].后来又强调要恰如其分.指出：“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还说：“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特别是当他发现决议草稿不符合这两条原则时,果断地说：“不行,要重新来.”[16]三是将思想同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明确批评那种只拥护“正确的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思想”的错误说法.科学而智慧地指出,晚年的错误不属于“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17].这就一下子把坚持和发展思想的原则和理由说清楚了,也解除了人们的困惑,澄清了模糊认识.而且强调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以其清晰的战略思路告诫全党：“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18]“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19]着眼未来,从大处着眼,不纠缠于细枝末节,既是战略思维,也是领导智慧.

同时,在正确评价和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崇高的历史担当意识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也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一方面,他敢于顶住压力,批评错误的观点.曾强调“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证”[20].另一方面,他严于律己,自觉地对历史的错误承担该承担的责任.他坦陈,对于党历史上的错误,“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并明确表示,“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21]也正是政治品格保证了他智慧的有效性.

我们知道,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中提出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即人民）,坚持中国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党的十三大将“四项基本原则”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所以,正确评价和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中国道路社会主义方向最重要的政治保证.

总之,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和思想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理论的创立者,正是他对于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丰富的政治智慧,为开创中国道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永远值得我们全党学习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