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特点比较状况

摘 要：在1995—2005年的近十年时间,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因此,有必要对该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以利于推进研究向更深入的领域发展.关 键 词：古代政治思想史；特点；比较

中图分类号：D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146-02

自1995年至2005的近十年时间里,中国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继续向前推进,呈现出了较多新的特点,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那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呈现出何种特点?在比较研究方面,又呈现出哪些状况?本文通过对发表于国内各类刊物上的有关文献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现将其整理如下：

一、研究呈现出的主要特点

国内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伴随着整个中国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归纳起来,其呈现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研究的深度不断加大,且方法日益多样化

在十年里,国内学者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期间,发表于国内各类学术刊物上的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论文大约有400篇.可见,该领域的研究取得的大量成果.其基本研究态势则表现为,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均有较大突破.就研究的广度来说,则表现为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以往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要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研究上,且在研究的历史阶段上也以先秦时期为主.而这十年研究,则不仅涉及主要思想家或思想著作的政治思想研究,而且还涉及儒、墨、道、法以外的其他思想流派,如兵家、纵横家等的政治思想研究,还涉及先秦以外的历史时期政治思想研究,还涉及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概念、范畴、方法的研究,还涉及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想专题的研究等等,这些都说明了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就研究的深度来说,则表现为研究的深度不断加大.这种研究深度的加大具体体现为,一方面注重对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发掘,如靳平川的《论韩非的政治思想的逻辑线索》,另一方面则对政治思想做哲学高度的反思和考察,如王楷模、张师伟的《政治思想一般性质的哲学分析》.就研究方法来说,则表现为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在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不仅涉及文献研究法,还涉及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等.此外,还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

(二)研究体现出的冷静思考与理性反思色彩更加浓厚

由于,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学者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学者经受过西方现代科学思维和方法的熏陶与训练,特别是西方哲学的理性思辨方式的锻炼,因而在考虑问题时更加倾向于理性化思考,再加上由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本身的深入发展,学者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就显得比以往更加成熟,同时也更加冷静,而不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或粗略勾勒上.因此,这就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深入发展,也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研究的鲜明特点.例如,学者张分田的《关于深化民本思想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就体现出了,张分田先生对于民本思想的深入思考和冷静理性反思.在该文中作者就指出：“在治学中,笔者发现一种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现象,即规范性、制约性、批判性思维很强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而相关理论通常都是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规范性很强这个特点正是经过历代统治思想代言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形成、发展并广为扩散的.民本思想便是典型的例证之一.”[1]可见,张分田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进行了冷静而理性的思考.

(三)研究以凸现时代价值为主流

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文章都富含有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当前时代价值与意义的讨论.这些讨论,要么是通过古今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进而来凸现出当前时代价值取向,如徐惠茹的《“以德治国”与传统的礼治》；要么是通过对古代政治思想问题的批判性研究,挖掘出蕴含时代价值的精神与思想资源,进而能够利用那些对当前时代有借鉴意义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资源,如苑秀丽的《“德主刑辅”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影响》.因此,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文章中,以凸现时代价值的研究占有主流地位.

(四)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并重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在整体上以综合研究的形式展开,另一方面在局部上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展开,体现为二者的并重.在综合研究上,既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体系探讨的,如曹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体系》；也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体系探讨的,如徐大同的《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还有对中国古代政治观进行研究的,如陈远宁的《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等.在专题研究上,既有对民本思想研究的,如王宏玲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考察》；也有对治国方略探讨的,如刘长江的《中国古代治国方略嬗变述论》；还有对法治思想进行研究的,如江伟的《试论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传统法治观》等.这样,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就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同时得到了展开.

二、比较研究情况

对于比较研究方面来说,它既是一种研究的方法体现,同时也是构成整个研究基本状况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对于比较研究情况进行梳理,也有利于认识研究呈现出的基本状况.

这主要是涉及占有主流位置的中西政治思想比较正当性问题.由此,引发了学界对该问题的两类质疑,即：“一是历史向度的价值正当性质疑,二是逻辑向度的方法合理性质疑.”[2]对此,学者任剑涛在其文章《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中,对这两类质疑做出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论证.他首先从历史的视角和逻辑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然后指出：“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之所以具有自我辩护的理据,是因为这种研究具有理性上自我支持的正当性资源,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实践上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以及这种研究实践展示的未来前景具有的显示人类政治生活新景象的潜力.”[2]180由此,任剑涛对该问题做出了比较有自洽性的说明.同时,他还在文章中提出了关于比较的合理定位的见解,即需要两个内部条件和两个外部条件.就内部条件来说具体是：“其一,我们对于中西政治思想的整体结构是否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价.其二,我们是否具有足够的耐心对于中西政治思想文本进行仔细的解读和分析,进而对于政治思想的历史延续、文本对比和个案研究具有可靠的把握能力.”[2]182而外部条件则是：“一方面是现代的政治理念的认取,另一方面是健康的政治心态的树立.”[2]182这样,他就对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而有说服力的阐释.（二）具体比较研究情况

对于近十年来,有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进行的比较研究情况,可以从以下一些角度进行梳理.

首先,从形式上划分,可以分为历时性与共时性、纵向与横向方面进行的比较研究.就共时性、横向上的比较情况来说,主要涉及中外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有：任剑涛的《中西政治思想中的际遇》、薛丽蓉的《中西方传统观比较》、胡健的《中西“启蒙”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差异》、黄杨的《中西方传统“德法兼治”的主导倾向及其历史根源——中西方传统“法律”、“道德”的历史差异》、郑慧的《中西平等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差异》等；同时,这也涉及相同历史时期政治人物或政治思想的比较,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寿建纲的《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政治思想比较》、晓林的《中国古代治国思想比较》、刘艳琴和席宾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与法治思想》等；此外,这还涉及具有相同或相异政治思想的比较,如陈德正的《管仲与梭伦法治观同一性简论》和《试论管仲与梭伦法治观的差异》、赵玉芝的《简析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相同点》、刘重春的《试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国家思想之区别》等.就历时性、纵向上的比较情况来说,既涉及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等的比较,如张志泽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现代之比较》,也涉及具有延续性或历史继承性的思想的比较,如汪高鑫的《论董仲舒对墨子政治思想的吸取》、王克奇的《墨子与老子、孔子、韩非关系论》等.

其次,从内容上划分,可以分为人物、著作、政治观点或主张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就人物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来说,涉及孔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程朝阳、李永伟的《柏拉图、孔子之理想等级社会比较初探——谈“贤人政治”》和孙守春的《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治国主张比较研究》；涉及孟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王显峰、高剑平的《孟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之比较》；涉及老子与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林国治的《老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之比较》；涉及墨子与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林振武的《亚里士多德与墨子政治哲学比较研究》；涉及韩非与马基雅维里比较的,如孙晓春的《韩非与马基雅维里非道德政治观平议》；涉及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比较的,如黄旭东的《中西古代政治意识文明论——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之比较》；涉及管仲与梭伦比较的,如李怀国、陈德正的《管仲与梭伦法治观之比较》；涉及卢梭与戴震比较的,如胡建、汪震宇的《中西启蒙“平等”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同与异——以卢梭的“平等观”与戴震的“理欲之辨”为范本》等.就著作的比较研究来说,有代表性的是白真清的《从<君主论>和<韩非子>看中西专制主义》.就政治观点或主张方面的比较研究来说,有代表性的,如陈开先的《民本与——中西文明源头政治理念之比较》、温志强的《论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观念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的比较分析》、仲崇盛的《国家与道德城邦——孟子与柏拉图理想政治模式比较》、孙守春的《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政体理论比较研究》、马小红和于敏的《中国传统德治与法治的思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