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碑和文章

清朝乾嘉年间,有一位名叫王鸣盛的大经学家、大史学家,他精心研究儒经,著作等身.尤其是在经学、史学研究中旗帜鲜明地声张儒家天下为公、重义轻利的理想,将那历史上的人物、事件一一置于儒家批判刀俎之上,真是大义凛然,让读者肃然起敬.史书记载,说他文如其人,“性俭素,无声色玩好之娱,晏坐一室,伊唔如寒士”.不过看看和他同时代人昭梿的笔记《啸亭杂录》,又会发现这位大学者的另一种颜色.笔记里说他出身贫寒,功名心极其强烈,当年每到富人家里做私塾教师,惯做一种凭空搂抱动作的体操,说是要搂一点这家的“财气”.后凡涉名利二字,无不“急吼吼”去争.可惜的是他为文才所累,被派到最为清苦的翰林院任职,外快实在太少.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出外省主持考试的机会,就明里暗里地索要贿赂,秽声四闻.人还未回京交差,揭发奏章倒已纷纷到部.幸好乾隆皇帝惜才,只用一个“多支驿马”的罪名,折换为行政处分,降调用.又给他换了个更冷落的衙门呆着,最后终究是罢官而去.昭梿《啸亭杂录》里还说,当时就有人笑话王鸣盛言行不一,而王鸣盛的回答却很是干脆：“你们笑话我不过是‘口碑’而已,几十年后,口碑已没,而我的道德文章犹在,足以使我名彪青史!”在今天的官场里,像王鸣盛这样用“道德文章”来掩盖贪腐“口碑”的,实在为数不少.而且那“道德文章”更是言之凿凿、掷地有声,尤其是绝对不会像王鸣盛那样在不经意之间说破天机.2008年被判处死缓的原郴州市委书记、大李大伦,就偏好写廉政诗文.翻翻他的诗文集《岁月如诗》,都是“道德文章”.比如《感怀》：“从政为官三十年,回首往事心怡然.休言怀才谋大略,但愿清廉归平淡.平生只念苍生苦,富民强国求发展.历尽艰辛终不悔,一腔热血荐轩辕.”单看这诗,这位官员真要令人肃然起敬的.后来法庭调查确认,李大伦在担任郴州市委书记期间,在承揽工程、项目开发、干部提拔等方面涉嫌伙同其家人共同收受他人钱物合计1404万多元人民币,另有1797万多元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并有一批收受的贵重物品尚未估价.儒家经典《左传》里引用鲁国大夫叔孙豹的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所谓“不朽”,就是具有了被后人长期纪念的声望.这个“三不朽”的提法后来就被认为是士大夫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可是孔夫子又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用今天的话来讲,具有高阶位道德修养的君子应该是低调的,应该是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来体现出自己的道德修养,不应该自吹自擂的.那么在没有大众传媒的古代社会,如何来让社会大众广为知晓并且达到“不朽”呢?“立功”比较容易表现出来,可是士大夫并不一定在可以“立功”的位置上.因此“三不朽”里,实际上只有“立言”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写上几本宣扬儒家道德观的书籍,就可以长久流传,王鸣盛就是说穿了这个秘密.那么在大众传媒已经极其发达的当今社会,为什么还会出现用“道德文章”掩盖糟糕“口碑”的现象?是不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道德文章”总是舆论的主导力量,而“口碑”总是没有办法被记录和传播?我们如何能够不被历史上或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调门极高的“道德文章”迷惑?这是直到21世纪的当代仍然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央视法律讲堂主讲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