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内容提要在唐代诗人笔下,“绝域”意象通常指漠北、西域、岭南、辽东等王朝统治中心的边远地带.作为唐代诗人以中原地理、经济、文化背景为参照体系观照并重构唐代边塞地理环境的必然产物,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是唐代中原诗人在边塞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过程中被典型化的符号象征,指示着那些距离统治中心区悬远、经济落后、文化习俗与中原汉族文化明显不同的边疆地区,是一种超越了单纯地理景观与诗歌意象的精神文化符号,是唐代中原诗人对中原地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与对“塞”外的恐惧感、逃避感的代名词.

关 键 词唐代边塞诗“绝域”地域特征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0-0098-07

一

随着行为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以及人本主义地理学等流派的蓬勃发展,地理学界越来越多地将“人”在历史地理环境变迁中的主观性作用与反映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文学作品作为新的史料形式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历史地理学者的追捧.作为文学创作者感知、体认地理环境的重要手段与必然产物,文学作品日渐成为文学创作者重塑地理环境的载体和工具.他们以文学视角观察着身处其中的世界,并将他们对特定地域空间的感性认识与地理知识通过文学作品进行表达,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塑造了这个世界.一般来说,这种对特定地域空间的反映和塑造,往往取决于创作者的人生境遇、独特个性和地理环境、社会背景等主、客观因素,因人而异、因时而变.这种独特的环境感知与浓郁的主观气息恰巧迎合了研究者探究历史时期“人”的主观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的客观需要.因此,以之观照历史时期特定人群的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无疑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恰如英国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所指出的那样,“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头或镜子.同样,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展示了各类地理景观：情趣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2页.换言之,文学作品不仅描述了客观的地理环境,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传统模式的感知世界的角度与方法.

中国古代诗歌从诞生之日起,便有着“言志”、“缘情”之光荣传统,对诗人而言,抒发感情就是诗歌的首要功能,这很大程度上局限了诗歌对外物的认知空间,“随着赋体的成熟,中国诗借鉴了它的艺术手法,也在‘言志’、‘缘情’之外开始了‘体物’的尝试.”钟锦：《玄对山水：中国诗与中国画中的审美性认知》,《人文杂志》2012年第6期.所谓“体物”,其实就是诗人借助诗歌来观察、认知并反映外界环境的过程.唐代边塞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独特形式,其表现出来的诗人对边塞环境的观察、认知与反映尤其明显.唐代边塞诗人以唐代边塞为对象,不仅描述了唐代时期边塞地区的地理环境,而且反映了唐代边塞诗人身处边塞时的情绪变化、心理活动及其主观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具有毋庸置疑的地理属性.

本文以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为研究载体,实质就是通过对唐代诗人笔下的“绝域”意象反映的唐人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规律的深入分析,揭示隐喻在“绝域”意象背后的唐代诗人的边塞地理观念.

二

唐代前期,统治中心在以长安、洛阳、太原为中心的关陇、河南与河东地区,唐代中后期则渐次向汴洛、河北地区转移,故唐代统治中心基本处于黄河中下游的大片地区,以当时民族形势论,其统治范围以外,东北有奚、、契丹,北有突厥、薛延陀,西北有西域诸族,西有吐蕃、吐谷浑,西南有南诏,东南有东谢,堪称少数民族云集,这些民族距统治中心悬远,距离大多在千里甚至数千里之外,唐人但凡言及,往往号称“绝域”,故唐诗中的“绝域”意象屡见不鲜,其地域内涵丰富,辽东、漠北、西域、岭南、东海几乎无所不包.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自唐北部边境依逆时针方向简单论述.

早在北朝末年,漠北就已是突厥的主要活动区.突厥兴起于6世纪中期,统治范围东起大兴安岭,西达西海（咸海）,北跨贝加尔湖,南至阿姆河以南,势力空前强盛,北周、北齐均向其朝贡.隋朝时期,突厥汗国内讧,分裂为东、西两部.李渊太原起兵之时,亦因情势所需,与突厥交好.及至唐朝建立,突厥日衰,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命李靖率军大破突厥于定襄,东突厥灭亡,颉利可汗被迫归附.同年12月,唐太宗在两仪殿设宴款待归顺的颉利可汗,席间作诗称“绝域降附天下平”,李世民：《两仪殿赋柏梁体》,《全唐诗》卷1,中华书局,1960年,第20页.以下所引同书仅注作者、篇名、卷数及页码.此处所谓的“绝域”,其地域范围自然是指以漠北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刘商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其《胡笳十八拍》以文姬归汉为题材,诗中多及“绝域”意象,诸如“马上将余向绝域,厌生求死死不得”、“遂令边雁转怕人,绝域何由达方寸”与“汉家甲子有正朔,绝域三光空自悬”刘商：《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全唐诗》卷23,第300～302页.等,充满了诗人对漠北恶劣环境的抗拒排斥之情,很显然是“安史之乱”后回鹘回鹘初称回纥,兴起于七世纪初,七世纪中期曾助唐灭薛延陀,八世纪中期,建立回鹘政权,统治着额尔古纳河与伊犁河之间的广大区域,河套、漠北皆在其内,因此,刘商所谓的“绝域”,也在河套、阴山、漠北附近.逼凌唐室的真实写照.事实上,自秦始皇连接秦、赵、燕三国长城以隔绝匈奴后,长城就已经作为中原农耕民族的心理防线而存在,传统的“以长城为塞”的文化认知早已深入人心.长城以外即是“绝域”,不仅距离中原王朝统治核心区悬远,人烟稀少,而且文化习俗亦与中原农耕文化截然不同.

西北地区纳入中原统治范畴,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武帝设河西四郡.隋唐以来,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关注度与日俱增.隋炀帝西巡至张掖,平吐谷浑,设海西四郡.唐太宗雄才大略,着力经营西域,先后在设伊、西、庭三州及安西四镇.唐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激发了众多文人建功立业的.然而西域地多沙碛,寒风如刀,热风似烧,又距离中原极远,中原诗人至此,除身体多有不适以外,心理亦多落寞之感,即便是岑参、高适、李白等以乐观豪迈见称之人,亦多生“绝域”之叹.高适《送裴别将之安西》诗曾曰：“绝域眇难跻,悠然信马蹄”,高适：《送裴别将之安西》,《全唐诗》卷214,第2230页.安西即今新疆库车县,距长安有六千多里之遥,的确堪以“绝域”视之.岑参前后两赴西域,滞留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其对西域的环境认知亦与高适如出一辙,诸如“绝域地欲尽,孤城天遂穷”、岑参：《安西馆中思长安》,《全唐诗》卷198,第2045页.“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岑参：《北庭作》,《全唐诗》卷200,第2090页.的感慨俯拾皆是,在他看来,安西、北庭均是“绝域”、“孤城”,虽有功名之诱惑,然而回归中原的渴望依然强烈.王维笃信佛教,又以使者身份出使,且当时唐朝在与吐蕃的博弈中尚居上风,心境相对平和,然而面对遍地沙碛的恶劣环境,心态亦颇为落寞,平生“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全唐诗》卷126,第1271页.之无奈.李白生性达观,诗风以浪漫著称,尚且感慨“一去隔绝域,思归但长嗟”,李白：《杂曲歌辞千里思》,《全唐诗》卷25,第341页.至于晚唐赵嘏之流哀叹“良人征绝域,一去不言还”赵：《杂曲歌辞昔昔盐一去无还意》,《全唐诗》卷27,第378页.当然在情理之中.阳关、玉门关正在中原、西域之间的交通要道之上,堪称中原诗人心目中位置最为西北的人文分界景观.至于安西、北庭等,更是远在阳关、玉门关以西、以北的蛮荒之地,地近葱岭,姑且不论地理环境的恶劣和文化习俗的差异,仅战争之高发与残酷程度,就已让中原诗人望而生畏,绝对堪称“绝域”之地.7世纪初,吐蕃崛起,其统治范围即今青藏高原大部,与唐政府隔吐谷浑相望.松赞干布去世后,禄东赞家族把持朝政,攻灭吐谷浑后,国土遂与唐王朝毗邻接壤.之后,双方纷争不止,时战时合.神龙年间,吐蕃赞普尺带朱丹请婚,唐中宗以雍王李守礼之女为金城公主,与吐蕃和亲.《全唐诗》中众多的《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同名诗作即作于此时.其中不乏“望绝园中柳,悲缠陌上桑”、马怀素：《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全唐诗》卷93,第1008页.“贵主悲黄鹤,征人怨紫骝”郑：《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全唐诗》卷106,第1105页.等诗句,落寞与悲愁之态宛然.终唐一代,唐蕃关系始终在战与和中曲折发展.不少中原诗人因不同的政治目的出使吐蕃,或送亲,或会盟,或吊丧,不一而足,其间多有诗文流传,吕温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吕温为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进士,贞元二十年以侍御史身份随工部侍郎张荐出使吐蕃,因唐德宗驾崩为吐蕃所执,直至元和元年（806年）才得以归朝,在吐蕃境内滞留一年有余,写下了不少与吐蕃地理、文化环境有关的诗句,诸如“清时令节千官会,绝域穷山一病夫”、“穷泉百死别,绝域再生归”吕温：《吐蕃别馆中和日寄朝中僚旧》,《蕃中拘留岁馀回至陇石先寄城中亲故》,《全唐诗》卷370,第4160页.等,极言吐蕃地理环境之恶劣荒凉.“安史之乱”后,吐蕃趁唐王朝国力衰微之机大举入侵,占领了河湟地区大片领土.贞元四年,唐蕃会盟于清水,双方约定以泾州、陇州、凤州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一线为界,从此,河湟九曲悉数入于吐蕃之手.在唐蕃双方的博弈中,形势正朝着对唐政府不利的方向快速发展,对蕃战争的失利,河湟领土的沦丧,无形中都成为加剧唐代诗人恐惧感与抗拒之情的催化剂,唐人因形势所迫而进入吐蕃境内,始终无法摆脱对未知前途的担忧与远离家园的落寞,对当地地理、文化环境的心理体认自然无法客观中立,加上吐蕃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天然差异,于是,“穷泉”、“绝域”的出现便成为必然.

岭南自秦始皇时纳入版图,置南海、广州、象郡,西汉时又增设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六郡,其地百越交错杂居,火耕水溽,经济极其落后,文化习俗亦与中原迥乎不同,一直以来都是中原人士心目中的“南蛮之地”,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稍有改观.及至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广东人张九龄奉旨修梅关古道,岭南经济才逐步得以发展.在唐人看来,岭南距离中原极远,是飞鸟尚且不易到达的地方,正所谓“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李德裕：《登崖州城作》,《全唐诗》卷475,第5389页.而且岭南地处亚热带地区,常年酷暑湿热,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习惯了四季分明的暖温带气候的中原人士,乍入其地,身心俱感不适,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惧与不安情绪.与对塞北的排斥之情相比,唐代诗人对岭南似乎有着更强烈的恐惧.初唐诗人宋之问曾曰“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宋之问：《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全唐诗》卷51,第626页.极言当地的酷热与瘴疠；沈期的《入鬼门关》诗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沈期：《入鬼门关》,《全唐诗》卷97,第1050页.直接视其为鬼门关,其恶劣艰险的程度远超乎“绝域”.中唐诗人包何《送韦侍御奉使江岭诸道催青苗钱》一诗曾曰“因君使绝域,方物尽来庭”,包何：《送韦侍御奉使江岭诸道催青苗钱》,《全唐诗》卷208,第2172页.韦侍御即韦光裔,永泰二年（766年）奉命出使江岭诸道征收青苗钱.虽然在统治者心目中,江岭诸道的地位与内地诸州县并无二致,但所谓“因君使绝域”,却表现为唐代诗人对江岭文化的不认同.杨巨源《送许侍御充云南哀册使判官》诗亦是如此,其曰“他时功自许,绝域转哀荣”,杨巨源：《送许侍御充云南哀册使判官》,《全唐诗》卷333,第3719页.虽然诗人意在鼓励友人振作心态争取早日远离该地,但这种刻意的回避却正是诗人不愿直面岭南的怯懦与恐慌的真实写照.陈去疾更称“莫言塞北春风少,还胜炎荒入瘴岚”,陈去疾：《送人谪幽州》,《全唐诗》卷490,第5553页.俨然一种宁上塞北不下岭南的态度.

辽东自汉武帝设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开始,即已纳入版图,此后历经魏晋、隋唐,一直与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然而,在唐代诗人心目中,却始终将其视为塞外之地,“幽蓟”、“辽水”已至极边,“绝塞阴无草,平沙去尽天”,刘驾：《塞下曲》,《全唐诗》卷585,第6785页.荒凉之极.盛唐诗人贾至《燕歌行》一诗即称“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制北胡”,贾至：《相和歌辞燕歌行》,《全唐诗》卷19,第225页.极力渲染幽蓟幽蓟即今北京附近地区,西南距西京长安2000余里,在燕山以南辽水以西,其地接近大海,是唐代中原诗人心目中的极东之地,堪称“绝域”.地区与九夷、北胡接壤的边地气氛.盛唐诗人高适曾从军至此,称其地“边风飘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高适：《相和歌辞燕歌行》,《全唐诗》卷19,第225页.试想,高适祖籍河北道沧州（今河北景县）,距离辽东不过数百里之遥,尚且称其为“绝域”,其他人可想而知.唐代宗大历年间,归崇敬以吊祭册立使身份出使新罗,时人吉中孚有诗《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吊祭》送别,诗曰“绝域通王制,穷天向水程”,吉中孚：《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吊祭》,《全唐诗》卷295,第3352页.唐代时期,朝鲜半岛有新罗、百济、高丽三个政权,皆与唐政府有密切联系,新罗即在今朝鲜半岛西南,距离唐境相对遥远,不仅交通不便,而且经济、文化亦相对落后,生产方式亦与中原不同,中原人士或以大国自居,或对其了解甚少,多视其为“绝域”.

三

1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文化表达倾向

“绝域”意象所指向的地理空间,往往在统治中心的边远地区,无论是地理环境,抑或是文化习俗,均与中原迥异,且多处汉族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之地,通常会给中原诗人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印象与强烈刺激的心理冲击.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全新素材,也为中原诗人独特的边塞环境认知奠定了坚实的地理基础.那么,唐代中原诗人笔下的“绝域”意象到底有着怎样的文化表达倾向呢?地理环境恶劣是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标志性表征,诸如塞北苦寒、岭南酷暑瘴疠以及位置荒远等,都是唐代边塞诗中最常见的意象.长孙佐辅对陇西的严寒气候颇有感触,其《陇西行》诗曰：“阴云凝朔气,陇上正飞雪.四月草不生,北风劲如切等人寒指欲堕,马冻蹄亦裂.”长孙佐辅：《相和歌辞陇西行》,《全唐诗》卷20,第240页.陇西四月,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极低,寸草不生,甚至连马蹄都被冻裂,与中原四月的草长莺飞、万物复生的春意盎然形成了鲜明对比.长孙佐辅为朔方人,早已习惯于北方冬季的严寒气候,其笔下的陇西尚且寒冷如此,南方诗人对塞北严寒的体认自然可想而知.晚唐江东诗人刘驾《出塞》诗曰,“胡风不开花,四气多作雪.北人犹冻死,况我本南越”,刘驾：《横吹曲辞出塞》,《全唐诗》卷18,第187页.与长孙氏《陇西行》相比,刘驾此诗语言简练,涉及塞北严寒的意象亦仅有“风”、“花”、“雪”等,只一句“北人尚冻死”,即已浓缩了所有的信息.秦岭-淮河一线以北为暖温带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早已习惯严寒的北方之人尚且有冻死者,更何况“南越”之人长期生活在温暖湿润的南方,对塞北的严寒更是难以忍耐.

同样的道理,岭南酷暑瘴疠也是唐诗中颇为常见的意象.中原人士翻越五岭,进入岭南地区,往往难以适应当地酷暑湿热的气候.沈期《从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诗曰“遇坎即承流,西南到火洲.鬼门应苦夜,瘴浦不宜秋.”沈期：《从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全唐诗》卷97,第1051页.极言州的酷暑与瘴疠之气.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因谏迎佛骨而被贬潮州刺史,赴任途中曾作《泷吏》一诗,诗曰：“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飓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韩愈：《泷吏》,《全唐诗》卷341,第3825页.可见,除了众所周知的瘴毒以外,潮州的雷电、鳄鱼与飓风也都是当地恶劣的地理环境的具体表现.

荒远是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另一个文化表征,其指向的漠北、西域、岭南、辽东等地,多在距离统治中心遥远的边疆地带,唐诗但凡言及,动辄以万里甚至数万里计,如“帝乡三万里,乘彼白云归”宋之问：《桂州黄潭舜祠》,《全唐诗》卷53,第651页.与“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关山月》,《全唐诗》卷163,第193页.等；有的甚至以鸟飞为譬喻,“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其距离之遥远不言而喻；且多为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之地,中原人士至此,多生荒凉之感.

此外,“绝域”的文化习俗亦与中原大相径庭,从逐水草游牧到令人眼花缭乱的西域乐舞,以及独具特色的“赛神”信仰等,往往具有更强烈的感观刺激与视觉享受,是中原诗人前所未有的文化感观.王维曾述及凉州的赛神习俗,“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王维：《凉州郊外游望（时为节度判官,在凉州作）》,《全唐诗》卷126,第1278页.“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王维：《凉州赛神（时为节度判官,在凉州作）》,《全唐诗》卷128,第1308页.等,与中原颇多不同.刘商《胡笳十八拍》则形象地描述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与文化特色,所谓“羊脂沐发长不梳,羔子皮裘领仍左.狐襟貉袖腥复膻,昼披行兮夜披卧.毡帐时移无定居,日月长兮不可过.”“男儿妇人带弓箭,塞马蕃羊卧霜霰等龟兹筚篥愁中听,碎叶琵琶夜深怨”刘商：《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全唐诗》卷23,第301页.等等,折射的均是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异域风情.岑参亦曾对河西音乐大加赞赏,“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全唐诗》卷199,第2055页.异域风情宛然.

民族矛盾突出也是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重要特征,其指向的漠北、西域、吐蕃、岭南、辽东等地,自古以来就是所谓的北狄、西戎、南蛮、东夷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其地处于中原王朝统治疆域的边缘地带,少数民族政权与唐王朝之间由于领土、人口、势力范围的争夺,不同文化习俗所导致的民族矛盾等都比较尖锐,诸如唐王朝与漠北的突厥、薛延陀,西域的伊吾、高昌,西南的吐蕃、南诏、东北的、高丽等,都曾经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民族摩擦不断,局势动荡不安,也是唐代诗人不愿认同的地理空间.

2唐代中原诗人的边塞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的规律性特征

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是唐代边塞诗人在直接或间接地感知并主观重构边塞地理、文化环境的必然产物.其以客观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习俗为反映对象,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其与诗人的出塞心境和个性诗风等主观因素息息相关,主观性亦不言而喻,因此,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是兼具主、客观双重属性的诗歌意象.

对唐代中原诗人而言,塞北的严寒干燥或岭南的酷暑瘴疠,是他们边塞环境感知的地理基础,初入“绝域”之地,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往往给他们留下深刻的视觉印象与心理冲击,因此,唐代边塞诗人笔下的“绝域”意象对边塞地理环境的反映,无疑具备一定的客观依据,绝非无源之水.但是,面对或严寒或酷暑的恶劣地理环境,诗人们的切身环境感知通常会因人而异,籍贯与活动区域主要影响诗人对自然地理因素的感知,江东之人难耐寒风凛冽,北方之人不习岭南酷暑等,迥异的身体体验与心理认知往往会衍生不同的文化表达,或极言塞北苦寒,或渲染岭南瘴疠,文化表达上便难免言过其实.

同理,边塞与中原地区迥乎不同的文化习俗,则是唐代边塞诗人以中原文化习俗为参照系观照并评判边塞文化的客观依据.唐代边塞诗人大多长期浸淫于传统礼乐文化中,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孔孟之道,性格内敛含蓄,律己甚严.乍入边塞,面对游牧民族逐水草放牧、食肉饮浆、能歌善舞、重利轻义等文化习俗,视觉与心灵上的双重震撼,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他们描绘外部世界抒发真情实感的最佳素材,其写实性与客观性自不言而喻.但是,站在文化认知的角度,唐代边塞诗人在重构“绝域”意象之时,往往带有某种潜意识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往往也是影响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主观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是唐代诗人将中原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与文化习俗作为参照体系,观照和重构边塞地理环境的重要手段与必然产物,其主观性显而易见.影响“绝域”意象主观性的因素首推诗人的出塞心境.唐代边塞诗人或奉命出使,或从军幕府,或流放荒陲,心境自然各异,不同的经历与心境,往往会衍生不同的心理情绪.此处仅以中唐诗人吕温的吐蕃诗为例.贞元二十年（804年）,吕温奉命出使吐蕃.初至吐蕃之时,尝作诗极言当地美景,所谓“玉嶂拥清气,莲峰开白花.半岩晦云雪,高顶澄烟霞.朝昏对宾馆,隐映如仙家”吕温：《吐蕃别馆和周十一郎中杨七录事望白水山作》,《全唐诗》卷370,第4158页.是也.后来因国内政局变动而羁留吐蕃,失去自由；朝中王叔文把持朝政,昔日与之同游者大多擢升要职,惟吕温因陷吐蕃而不得升迁,故多生落寞悲愤之叹；加上身染疾患,卧病异域,情绪低落,悲观情绪时有流露,诸如“时同事弗同,穷节厉阴风.我役流沙外,君朝紫禁中”、吕温：《青海西寄窦三端公》,《全唐诗》卷370,第4160页.“清时令节千官会,绝域穷山一病夫.遥想满堂欢笑处,几人缘我向西隅”吕温：《吐蕃别馆中和日寄朝中僚旧》,《全唐诗》卷370,第4160页.之诗句屡见不鲜,极言吐蕃之环境苦寒恶劣,“阴风”、“愁云”四起,圆月亦露“穷荒”之象.观吕温不同时期对吐蕃环境的不同感知与表达,心境无疑是最大的作用力.吕温以侍御史身份作为入蕃吊祭使张荐的副使出使吐蕃,使团尚未到达逻些城,张荐已经病逝,作为副使的吕温自然就是此次使团的最高领导人,自应享受较高规格的礼遇,心境平和,其诗多称吐蕃美景亦在情理之中.及至唐德宗驾崩,唐顺宗即位,吐蕃以此为借口羁留吕温,名义上是使节,实际上却形同囚犯,人身严重受限,吐蕃的青山绿水、广阔草原以及遍地牛羊等,虽然堪称美景,在吕温心目中,却只是徒添烦恼的“异地他乡”,不仅远离家乡亲人,而且缺少了朝廷的庇护与眷顾,终非真正的“精神家园”.同样的吐蕃,同样的吕温,不同的心境,便有不同的景色.

影响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主、客观属性的因素,通常有两类,一是“绝域”意象所指向地域的地理属性,诸如气候条件恶劣,与统治中心之间的距离远近,以及文化体系的同异等,虽也受诗人主观情绪之影响,但相对客观,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属于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客观性产生的地理基础与客观依据,对唐代诗人的文化表达影响力相对较弱；二是诗人的出塞心境,属于主观范畴,出塞心境的好坏往往直接影响诗人对特定环境感知的优劣程度,从而影响其文化表达,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吕温的吐蕃诗即是如此.当然,还有些诸如社会历史背景、诗人的个性诗风等因素,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唐代诗人对“绝域”意象的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因影响力相对较弱且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

四

综观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地域分布,其指向的漠北、西域、岭南、辽东等地,均处于王朝统治中心以外的边疆地带,远在唐代诗人心目中的中原之外,就地理、文化意义而言,这些区域似乎存在某种共性：地理环境恶劣且距离统治中心遥远,有时甚至对人的生存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文化习俗方面,通常属于典型的非主流文化,经济欠发达,愚昧落后,有时候甚至是统治者心目中的边远落后之地,常以罪臣钦犯流放于此,如岭南就长期作为唐代时期流放重犯的地区而存在.

在唐代诗人心目中,“绝域”意象不仅代表着地理环境恶劣,诸如塞北之苦寒岭南之酷暑,与中原的温暖湿润、气候宜人存在明显差异,加之与统治中心距离悬远,是他们认为的极远之地；而且意味着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非主流文化体系.就具体的地理空间而言,唐代中原诗人笔下的“绝域”意象,与他们心目中的“塞”外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合,指向的是唐代中原诗人心目中的“塞”外的广大地域,这些地区距离王朝统治中心相对较远,地理环境相对恶劣艰苦、北方寒冷干燥南方暑热瘴疠,其生产方式、文化习俗都与中原相去甚远,是中原诗人不愿深入的地理、文化空间.

波蒂厄斯曾依照认知主体与地方之间的空间位置、心理位置关系将主体和地方分为“家园――外部者”、“家园――内部者”、“外地――外部者”与“外地――内部者”等四种不同情况,其中“家园――外部者”指那些未能与周围建立起内部型关系的人,他们虽然长期身处所谓的“家园”之中,心理上却从未产生过视其如家的感觉；“外地――内部者”则指描述经历的旅行者（如关于“路途、流浪、垮掉的人的小说”里的人物）,他们曾经因各种原因短暂地进入其所描述的地理空间之中,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置身其中；“外地――外部者”则指那些经历着所谓无地方世界的异化的人,任何地理空间对他们来说都只是单纯的容身之所,无“家园”意义可言；惟有“家园――内部者”,才是能够反映“地方的意义”的空间共同体成员.[英]R.J.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唐晓峰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47～248页.

按照波蒂厄斯的理论,唐代边塞诗人毫无疑问属于“外地――内部者”,即描述经历的旅行者,绝非具有“家园――内部者”体认的空间共同体成员.他们绝大多数都出身、活动于王朝统治的腹心地带,对边塞而言,他们或负皇命出使边塞,或求功名而从军幕府,既非边塞之人,亦从未有视边塞如家之心理,因此,他们对边塞地理环境的亲身体验与文学表达,虽然比那些从未到过边塞的人们具有更真切的环境体认与心理感知,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边塞地区的某种地域特色、文化特征.但是,所有的边塞诗人都只是“绝域”的匆匆过客,从空间认知上,他们虽然曾身处其中,与其发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从心理认知上,他们却自始至终都是万里异域中的“他者”,而绝非共同体成员,他们从未将自己视为“绝域”中的一员,自然缺乏视其如家的深切情感.当然,“绝域”对他们来说,也只是暂时容身的“异地他乡”而绝非精神家园.

因此,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其实只是唐代中原诗人在描写所谓的“异乡”文化这个“确定他者”的过程中构建“中原”文化的思想意识的一种行为表达.[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4页.换言之,唐代中原诗人以中原地理环境、经济状况与文化风俗为参照系塑造所谓的“异乡”文化景观――“绝域”,用以构建他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且身处其中的“中原”文化,强调自身对“中原”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并借之宣示“绝域”是一种与中原文化迥乎不同的“他者”的存在.故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地方的意义”,其实就是唐代中原诗人对中原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对“塞”外的恐惧感与逃避感.

结语

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所指示的地域范围北跨大漠、阴山,西北达安西、北庭,南逾五岭,东至大海,东北邻幽蓟,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唐代统治疆域的边疆地带,在唐代中原诗人心目中,它有时指大漠南北,有时指幽蓟辽东,有时又指陇右西域,其地域内涵虽然并不固定,但其文化意义始终是恒定的：地理环境恶劣,或严寒干燥,或酷暑瘴疠,有时甚至可能危及人的生存,而且距离统治中心遥远,生产生活方式以游牧迁徙为主,文化风俗亦与中原地区迥异,与唐代边塞诗中的“塞”外有着相似的地理、文化意义.

在唐代中原诗人的主观意识中,“塞”内是可以免遭游牧民族侵入的地带,是安全的；“塞”外则是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游牧民族侵袭和战争威胁,是缺乏安全保障的.作为与“塞”外有着相似文化意义的“绝域”,无疑也就代表着恶劣环境、寒冷干燥或酷暑瘴疠、游牧民族随时侵袭、文化习俗迥异的地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绝域”与“塞”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不仅是一条单纯的地理分界线,将“塞”内与“塞”外截然分开；更是一条典型的文化分界线,将中原农耕民族与塞外游牧民族隔离开来.和平时期,中原与“绝域”分别沿着各自的发展轨迹悄然前行；战争时期,则刀兵相见,此进彼退.随着众多中原诗人的相似塑造与不断重复,“绝域”意象所隐喻的不同生产方式、文化习俗在双方长期的战和之间渐次强化,逐渐成为一种超越单纯的地理景观与诗歌意象的文化象征和精神符号：即它常指那些距离统治中心悬远、经济发展落后、文化习俗与中原汉族文化迥乎不同的王朝的边疆地带.

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实质上是唐代中原诗人将中原地理环境、经济状况与文化风俗等作为参照体系重新塑造唐代边疆地区这一“异乡”文化景观的必然产物,其目的在于构建他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且身处其中的“中原”文化,强调自身对“中原”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并借之宣示“绝域”是一种与中原文化迥乎不同的“他者”的存在,其中隐喻的正是对“绝域”的恐惧、逃避感.因此,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出现与存在,实际上就是唐代中原诗人对中原地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对边塞地区的恐惧感、逃避感的代名词.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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